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一、将首都建在哪里好
1949年春天。
初升的太阳柔情似水，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身着戎装的军人和穿戴朴素的农民和谐相处，军号声和牛羊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小村风景。
若干年后，当你走进这个很不起眼的北方村庄的时候，你一定会联想起当年那动人的情景。
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手中。
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导演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
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8.3万，被俘30.6万，投诚8.3万，起义2.6万，共计47.2万。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被俘32.7万，投诚2.8万，起义2.85万，共计55.5万。
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2.8万，被俘23.3万，投诚0.87万，接受改编25万，共计52万。
大势所趋，历史将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写了。
毫无疑问，改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确切地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念。
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
随后，各个战场又烽烟四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向全国进军的序幕。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繁忙，许多战将满身硝烟来往于北方这个古老而又贫穷的小村和打游击出身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军事家们谋划着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策略。
那时毛泽东是相当繁忙的，随着全国战略形势的转变，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事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有一天，当毛泽东送走一批刚从前线归来的几位战将后，发现书生气很浓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来。他身着一套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卡叽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黑色布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地方干部形象。或许是他见了主席有点激动，或许是因为他的体态过于臃肿，他迈着碎步往前急走时只有动作，却没有速度，这种走法远看上去相当感人。
毛泽东笑着说：“好哇！你这个知识分子几个月不见，如今走起路来也有了气势，看样子东北的水土养人哩……”
王稼祥来到毛泽东身边，憨厚地笑着。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额头上擦了一把，说：“主席，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好嘛，我天天盼着你来呢！咱们进去谈。”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拉着王稼祥的手，又说又笑地进了小屋。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不但爱横戈马上的战将，也爱胸怀韬略的文人，王稼祥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接管城市工作，他的才干是颇得毛泽东赏识的。
这是一间十分简单的农舍，几乎没有什么摆设，除了一张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床外，最显眼的就是靠窗户放着的那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了。室内干净整洁，烟味很浓，透过从窗户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猜想毛泽东在这里抽烟的频率有多高啊。
毛泽东将王稼祥让到一个长条凳上坐下后，顺手拿起一包骆驼牌香烟说：“来，抽一支吧。”
王稼祥接了一支，眯缝着眼睛说：“主席，这可是正宗的美国货呀！”
毛泽东点燃一支吸了一大口，说道：“这是战利品，陈毅同志在前方打了胜仗，给我送来的，这还得感谢美国佬，他们不远万里，将这些东西飘洋过海送到中国的蒋介石手里，现在又让蒋先生送给我们了，盛情难却哩，不抽对不起美国朋友嘛！”
王稼祥说：“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事啊！”
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现在美国人是想到了……”
他们两人都笑出了声，浓烈的烟雾在室内弥漫，一束阳光从户外照射进来，映照在毛泽东那张宽阔的大脸上，看上去显得格外精神。
卫士长李银桥端来一杯热茶放在王稼祥的面前点头一笑，转身出去了。毛泽东轻轻地弹了一下烟灰，望着王稼祥问：“你现在是东北局城市工作的主管，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主席，东北的情形总体来讲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产已开始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从全局来看，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王稼祥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是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解放一个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个城市就有难度了，主要是建设问题，这么多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在国民党手里时，人民没有饭吃，不要在我们共产党手里，人民还吃不饱。”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提倡。”
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背着手讲道：“我们现在虽然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还有半壁江山仍握在蒋介石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挥手，示意他坐下。
毛泽东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想，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在大城市上，应尽量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
王稼祥说：“这个主张很好，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泽东说：“完全有可能，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打算的，他会顽抗到底。”
王稼祥说：“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能保护工业、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了多大损失啊！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一百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之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那双大眼睛湿润了。
王稼祥问：“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太原的战局如何呢？”
毛泽东说：“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同向前同志谈了，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要充分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
“有没有和平的办法？”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阎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阻，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这个阎锡山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一切反动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好了，稼祥，我们不谈这个了，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今天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要请教你哩。”
“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唉，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呀！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志，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了啊……”
是的，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地点是在龙冈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国，年近25岁，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中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他是独特的，他讲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说服力。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挥笔写下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此时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
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乐安县谷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4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前来开会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经全力抢救，但限于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他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朝夕相处，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同志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
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王稼祥也为此十分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此时，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军事指挥。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陈毅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遵义会议时，形象地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听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
人们可以看出陈毅的这句话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关键作用做了准确的评价。
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
一个机要秘书从外面进来，手里拿了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说：“送交恩来同志再阅。”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望着王稼祥说：“全国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应该开始转移，要进城指挥。全国胜利了，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把国都设在哪里好呢？”
王稼祥眉头一皱，讲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国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中央是否已定了？”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
王稼祥不再拘谨。他随口说：“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道：“好哇，你说说理由嘛！”
王稼祥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主席见笑。我认为选西安不好，这个城市虽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经济的。”
毛泽东点头。王稼祥继续说：“开封，包括洛阳虽有九朝古都之称，但都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岸边，地势较低，常遭水患，经济发展也很落后，不适宜建都了。”
毛泽东说：“南京怎么样？”
“也不合适。”
“为什么？”
“这个地方更不适合了，纵观历史，都说金陵是个好地方，但大凡是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气数都不是很长，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迷信色彩，这又是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一点都不讲究这个，再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设在这里，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很多，从战略上讲离沿海太近。”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最后就一个北平了，你的意见肯定要选这里了，是不是啊？”
“是的。”
“很有见解，说说你的想法。”
“北平是连接关内与东北的中心纽带，也称得上一个古都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苏联，利于发展，也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可是接近山东，这个地方可有大海呀！”
“这个问题不大，渤海是我们的内海，有山东、辽宁做屏障，一旦有点海战也无妨。我以为人民还是愿意将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北平的。”
毛泽东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又给他递了一支烟，笑容满面地说：“你讲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主席，你的意见呢？”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蒋介石把首都建在南京，那是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我们不选那里，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我们就定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