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
1949年10月极为短暂的几天里，广州与一个全新的国家对峙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后才被解放。
“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的表述仍然出现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文件之中。它们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广阔的国土上，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早已彻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新解放区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层组织网络上迈出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则刚刚开始。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之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张实杰的43军128师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他的士兵们在攻下广州的当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岛。年轻人禁不住好奇结伙跑出沙面岛外，打量这个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时发现，零星的枪声还没有完全从市区消散时，长堤上宋子文的“农民银行”对面一家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挂了出来。
张实杰在进城后的第二天，骑着他的战马从沙面岛往北，到火车站，又向东转到天河，把旧广州城转了一圈。“我想比较一下广州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现年87岁的张实杰回忆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解放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而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广州的生活图景最为鲜明，即使是在新政权刚刚接管的交接时期。“很难想象，战争结束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手过来的手表。”他说，“你能感受到这里的气氛，商业串联了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中，贸易和商业很少在这个城市真正中断过。和上海不同，广州的商业传统里，分散、个体化的特征更显著，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广州历史上商业的突飞猛进也常常交织着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占、后来的黄巢造反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过灭顶之灾。”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任何一次类似大的灾难之后，它都很难被重建，但事实上，广州城数次崛起于废墟中。商人们恢复生意的个体动力，以及这种繁荣贸易中可以获得的税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20世纪初，军阀政权也曾一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的双中心。他们制订方案，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建立电厂，尽管广州不乏资本和人力，却一直和“工业城市”渐行渐远。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这里前，经常性的政治动乱令中外商人对工业发展项目的长期投资感到沮丧和无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城市自我发展时积累了更大的惯性。”蒲向民说，“对外贸易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然而，这些商贸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致生活，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到广州被攻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为商业城市的广州必须要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揽子全盘计划之中，它要延续新政权从过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积累的经验，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必须以那些顺利完成任务的“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为榜样。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从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传达到广州。
负责接管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经百战的官员。叶剑英在到广东赴任前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广东地方干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一段时间金融经济方面的职务；广州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几个月前在上海军管会任职；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被委以重任，也是由于他有着多年在哈尔滨的工作履历。
两种惯性同样强大。前者要求分散，后者要求集中。前者依赖那些在广州商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它们基于同乡、同宗等广泛的私人联系；后者依赖能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而它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
时任广东省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最为直接地感到了这种分裂感。解放前欧初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粤中纵队的总司令，他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典型的广东“侨乡”。因为“粤中纵队”活跃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诸如中山、开平、新会、台山、鹤乡这些历史悠久的侨乡，“粤中纵队大约有一万六千人，可以说就是‘华侨子弟兵’。”欧初说，在远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游击斗争年代，华侨是革命的支持者，华侨资金是游击队生存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华侨的私人资产也是革命者的保护对象。但在1950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土改”中，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却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事实上，更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商业带来的资源充分流动让城乡界限在广州并非像在北方一样泾渭分明，许多广州富农和地主都将剩余资本参与到城市的商业活动里来，这使得农村地主的利益深入城市；而从城市商业贸易里起家的工商业者也在农村拥有土地。“华侨”是这个“双重身份”阶层的典型代表。这是广州商业高度发展后的产物，从资本自由流动的角度看，它对城市商业的好处不言而喻，但这却成为当时新广州主政者的现实难题。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这类重大命题的困扰和碰撞中重新寻找并发现广州城新的生命力所在。五十年代，当新政权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如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这座城市旧有商业传统断裂和民间活力丧失的危险。六十年代，地方政府中已经有人开始进行矫枉过正的修复，努力复兴这里古老的商业传统。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才渐渐清晰。
南行
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广州的书报摊上还有出售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扉页上刊载一帧阎锡山在太原时由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他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装有四五十支的注射针剂（杂志上解释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阎锡山住在广东省政府的东山招待所，达一个多月。他占住一座别墅式的小平房，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形前廊。他自己住一间大房，一般来客就在床前座谈。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在小房间，随从文书卢学礼就在张逢吉床头办公。“我和其他随从人员平时都挤在客厅里。”夏风回忆，“为了活动的方便，阎锡山在靠近珠江的东亚酒店五楼包了个大套房，作为秘密议事处所，并在它附近的新华酒店三楼开了几个小房间，安顿随员和招待过往的晋籍人士。”这些阎锡山的随员和晋籍人士，都在东山招待所食堂打着他的招牌开饭，最多一餐曾开过80客。招待所多次表示不欢迎，并在别的客人前称呼这些人为“难民”。
广州在和一个全新的国家互相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对双方而言都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阎锡山筹划了一个叫“反共救国大联盟”的组织，“他试图抓住两广的实力派，包括士绅、商界名人以至青红帮会道门的头目，以使该组织在两广立足。”蒲向民研究了这段时间的广州史，他说，“阎锡山还接受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建议，和‘CC派’（由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全称‘中央俱乐部’）上层分子共同发起这个组织，借‘CC派’的活力才能打开局面。”这个早就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广州工商界资本支持的计划，和广州内阁昙花一现的“银元券”计划一样最终失败。国民党所谓新内阁没有带来这座城市的任何改观，大批商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港币在广州横行天下。10月以后，这座“空心城市”开始等待他的新主人。
很多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带着各自的队伍听到庆祝建国的鞭炮声后，开始从山区向广州急行军，他们走到半路，鞭炮声再次响起，广州解放了。年轻的郑黎亚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中的一位，她跟丈夫杨应彬时隔数年后的重逢已经是在广州的爱群大厦里。
1949年10月，爱群大厦这座广州解放前的地标建筑一度成为接管官员和南下干部们初入广州的据点。“当时治安较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大家都在房间里看接管手册。我住在七楼，几天后，别人问我，你们夫妻见过面没有？我这才知道，杨应彬在爱群大厦的四楼已经住了小半个月了。”新的分工已经传达：郑黎亚的工作是接管广州珠江南岸的纺织一厂和二厂，曾任粤桂边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进城后新的职务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
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过快，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战士在过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了身体上的不适应。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潮热。时任43军128师382团团长、解放后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实杰回忆说，“很多士兵得了疟疾，打摆子”。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人民解放军对南方的梅雨天气也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带伞，更没有够带防暑的药品，不少士兵出现虚脱，一头栽倒在泥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了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382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四野此时的口号鼓舞人心：“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我们群情振奋，心里都在盼着，大家都以为打到这儿是底了。”马世诚说，“结果广州还不是‘底’。”马世诚所在的这支部队进城不久就接到了继续进军海南岛的命令，他们在广州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三天后，广州解放的“进城式”由四野另一支部队44军132团负责。
从江西到广州，张实杰称一路跟他们纠缠的白崇禧部队为“广西猴子”，“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围剿我们的时候正好相反，一路上，是他们跟我们打游击”。张实杰回忆，作为游击战术的创造者，在到广州之前，解放军部队竟也深受其苦，“他们一小股一小股的来，打几下就跑了，我们追又追不上，‘广西猴子’爬山爬得快，我们爬不过他。过几天又来了。”“为了堵住广州的守敌和国民党高官，我们开始丢掉包袱急行军，一开始，白天行军吃了李宗仁‘蚊式飞机’的亏，接连的轰炸导致损失了不少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