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湘赣边军民开创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井冈山素以“中国革命的摇篮”著称于世，朱德称之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坐落在江西、湖南两省之交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区域主体横跨“六县一山”，即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宁冈县已并为井冈山市，酃县现已更名为炎陵市。以及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鼎盛时期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割据势力曾扩展到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万安、泰和、桂东、资兴等县边地皆属根据地的外围屏障。
井冈山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井冈山道路。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形成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湘赣边军民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血与火的搏击中开辟与形成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毛泽东称之为“奇事”。这里，且让我们考察和简述一下这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所发生的背景及其大略情况。
第一，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山之前，湘赣边的革命斗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构筑了根基。
从党群基础看，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欧阳洛、朱亦岳、陈正人、龙超清、刘作述、刘寅生、陈韶等在湘赣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革命武装，边界六县曾拥有枪械970余支，并先后夺取了政权。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该地区的革命力量遭受国民党豪绅的血腥镇压，“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坏枪在井冈山附近”。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赣西农民自卫军仍屹立在湘赣边陲，经常出没于宁冈茅坪和遂川大小五井的莽莽山林之中，坚持时起时伏的游击斗争。从地理环境看，罗霄山脉中段是武装割据的理想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屯兵，加之物产丰富，民风淳朴，而且距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远，敌人鞭长莫及，两省边界为军阀“不管之地”，革命力量有可乘之机，有纵横自如的回旋空间。总之，这种良好的党群根基和极好的地理环境，无疑奠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基础。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刚一上山，就看好这块“风水宝地”，拍板定策，落脚生根，以图发展壮大。
第二，毛泽东引兵井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决定性条件。
湘赣边界的工作，是从1927年10月做起的。在此之前，无根据地可言。毛泽东在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后，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适时地放弃了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在文家市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从此，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了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1927年9月25日，工农革命军进抵井冈山地境莲花，得悉江西省委提供的可靠信息，决定引兵井冈，随后到达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获得新生。10月初，毛泽东在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获得宁冈“山大王”袁文才的鼎力支持，工农革命军始驻茅坪，建立了茅坪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在茅坪，工农革命军安营扎寨，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并派人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取得了联系，沟通了信息。10月底，毛泽东会见王佐后，率部进抵茨坪。为了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毛泽东和前委从是年11月到翌年2月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暴动和分田斗争，同时派出游雪臣、何长工等改造带有绿林积习的袁、王部队，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创办了桃寮红军被服厂，恢复了草林集市贸易，并精心组织和部署了三大战斗，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城，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击破了赣敌的第一次“进剿”，从而开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这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第三，朱毛两部的井冈山会师，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走向全盛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工农革命军被调往湘南，结果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史称“三月失败”。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移师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朱德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多人激增至10000余人。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即召开了边界党的“一大”，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军委根据边界割据斗争的实际，制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七条正确政策，毛泽东、朱德还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指导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年五六月份，红四军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在同敌军八九个团，甚至18个团兵力的搏击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战斗的重大胜利，击破赣敌第二、三、四次“进剿”，边界进入全盛时期。这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并延伸至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茶陵西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正当朱毛红军准备实施“推进战略”时，湖南省委不察当时的情势，派员强行将红四军主力拉往湘南，导致令人痛心的“八月失败”。幸而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红四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随后又三战三捷，收复了边界失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日臻巩固。10月，毛泽东在边界党的“二大”上总结了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一时期，边界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办了军械厂、造币厂、印刷厂以及红色圩场和小井红军医院等，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建设了井冈山和九龙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是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800余人上山与红四军会合。
第四，边界军民英勇的后期斗争，支撑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旗“始终不倒”。
1929年1月上旬，为了打破湘赣敌军的“会剿”，红军主力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兵分两处，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出击赣南，红五军及红四军三十二团由彭德怀率领留守井冈山。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月下旬井冈山失守。随后，湘赣军民在边界特委领导下，改变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地方武装，恢复割据区域，开创了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这时，红五军应湘鄂赣特委要求，开往湘鄂赣边境活动，12月返回湘赣边界。1930年1月，红六军和赣西红军总司令部成立。2月，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袁文才、王佐二人在永新被错杀，酿成根据地的一大悲剧。“二七”会议后，一场新的土地革命风暴席卷赣西南，边界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7月，赣西南地方武装主力红二十军成立。是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红二十军及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吉安重镇，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这时，赣西南地域有34个县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势力拥有纵横400里、赤色群众400余万的广阔区域，红透半壁江山。“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二、毛泽东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卓越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心力与鲜血。然而必须肯定的是，毛泽东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对井冈山斗争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雏形——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领导文家市退兵，点燃了井冈山斗争的“圣火”。
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在当时秋收暴动受挫、部队从5000之众减员到1000余人枪的严峻时刻，镇定自若，果断地作出了“保存实力，退兵萍乡”的决策，彻底摒弃了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从而开拓了从“引兵井冈”到“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革命者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文家市迈出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二，毛泽东领导改造“袁、王部队”，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
袁文才、王佐是盘踞在井冈山一带的草莽英雄，是绿林性质的“坐山虎”、“地头蛇”，没有他们的许可和支持，工农革命军是不可能在井冈山安营扎寨、落脚生根的。毛泽东以他独特而高超的睿智与才能，从三湾投书到大苍赠枪，从茅坪安家到进驻茨坪，从步云山练兵到大陇升编，一步步地做工作，晓以大义，真诚相待。对此，袁文才、王佐不仅欣然接纳，而且为之折服，袁文才多次声称毛泽东为“中央才”。正因为如此，曾经“溃不成军”的秋收起义部队得以在井冈山休养生息，站稳脚跟，毛泽东才下决心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的大本营，首创井冈山根据地。
第三，毛泽东领导创建了边界三县红色政权，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
革命政权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根本。毛泽东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出发，在湘赣边武装割据的过程中，一直十分注重革命政权的建立与建设。在确定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决策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暴动，实行分田斗争，发展群众武装，推翻反动政权，在取得军事上三大战斗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这是在朱毛两军井冈山会师之前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独自领导开辟的。
第四，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保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比如：在党的建设方面，如何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的农村环境建党，如何对“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军队建设方面，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实行军队中的民主主义、俘虏政策和革命纪律？在政权建设中，如何克服党“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党政合一现象，充分发挥红色政权领导群众的重大作用？在土地斗争中，如何分田，实行什么样的分田政策？在经济斗争中，如何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如何解决“吃饭大难”、“食盐奇缺”等问题？在红军与地方的关系中，如何解决土客籍纷争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问题，如何克服“地方主义”？如何引导地方势力走上革命坦途？在前进道路上，如何正确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等等。这些割据斗争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十分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智慧，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农村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将这些问题圆满而又合理地解决了，从而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丰富经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巍然屹立。
毛泽东在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引兵井冈前，就在“马日事变”后对湖南的革命者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不久，在主持全国农会工作、制定策略方针时，几次提出“上山”理念。在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时，强调农军要“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上山”干什么？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熟谙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领袖和绿林好汉“占山为王”的典故，自然思考和借鉴了历史上“山大王”的经验。但毛泽东的“上山”思想与历代“山大王”的思想是迥然不同的。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本质，就是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农村山区去，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上山，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复兴和胜利的必由之路；上山，是毛泽东创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础思想。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构筑“军事大本营”的思想。
军事大本营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本重地和腹心区域。工农革命武装上山以后，没有自己的军事大本营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以宁冈茅坪为腹心地区而进行的军事活动实践中，逐渐认识并明确提出：必须“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毛泽东从宁冈地势、党群基础、所属影响三方面阐述了理由，由此坚持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毛泽东“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是在“走遍了”罗霄山脉中段后得出的结论，是湘赣边界军民坚持武装割据的根本观念。离开了大本营，红军和边界就吃苦头，“八月失败”就是一次深刻教训。可见，“大本营”思想在边界斗争中何等重要。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
从上山——建立军事大本营——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的思想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一步步得到深化。“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总概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他还强调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由此可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有着丰富内涵并为毛泽东看得很重的思想，是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理论的独创性的根本指导思想。
第四，毛泽东总结并提出了“十六字诀”等红军作战的战术原则和策略思想。
“十六字诀”是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斗争经验的科学概陆。毛泽东早在1928年初的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密诀”，后来又吸取了朱德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于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等一套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是红军“十六字诀”等一套战术原则的主要奠基人和理论概括者。
第五，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红色政权理论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理论的雏形和基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科学地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就是：（1）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反动统治的缝隙，给革命以可乘之机；（2）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3）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是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4）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毛泽东坚持认为：湘赣边界“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可见，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确实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他在井冈山就把目光投向了日后“全国政权的取得”的宏伟目标了。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这个理论形成的标志，就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后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的问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井冈山军民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无论是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创建的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其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实行战略转移的光辉典范。
综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到中共八七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从武汉打到上海；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都在中心城市；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也先后驻在上海、武汉指挥工作。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武汉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还能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吗？显然，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还继续把党所掌握的一点武装力量投向城市，孤注一掷，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强大军队决战，那就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毛泽东——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正是从这种变化了的情势出发，独辟蹊径，引兵井冈，开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将党的工作重心引入“以乡村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复兴和胜利。
第二，井冈山革命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但究竟怎样夺取政权，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还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必须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然后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依靠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胜利。实践证明，这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不仅在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人民革命也是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无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而中国革命的这一新道路，正是从井冈山开始起步、开始创造的。
第三，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奠基石。
毛泽东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的。这是中央《决议》中的判断，是从时空而言的。从地空考察，这个时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时期。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武装割据斗争的丰富经验，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写就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文献，后来在中央苏区又写就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主主义》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念、路线方针、政策原则。诸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农村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及其作战原则，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关于红色政权的建设及其策略指导思想等等，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农村根据地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红军初创时期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这些光辉思想及其理论概括，无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投下了坚实而厚重的奠基石。因此，完全可以认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到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框架就开始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显著标志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原创性思想——红色政权理论，是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当时的全国各根据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超时空的，有史为证：
井冈山根据地和朱毛红军一出现，全国一些地区的革命者就通过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文件和国民党的报刊予以高度关注。当时的中共中央特别是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极为重视，并予以大力推广。在湘鄂赣根据地，当平江起义后不久，彭德怀便在湘鄂赣边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井冈山的革命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而且彭德怀后来还亲率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在东固根据地，军民中一直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的说法，陈毅并将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之为“东井冈”；在闽西根据地，闽西特委在1928年12月初就提出“学习朱毛红军‘滚雪球’的方法发展红军和红色区域”，“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行动的轨范”；在湘鄂西根据地，前委根据中央关于“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这个经验可以为你们参考”的指示，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部队中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鄂豫皖根据地，鄂东北特委在1929年春就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吸取井冈山游击斗争的经验，建立和巩固了大别山军事根据地；在东江根据地，由于坚持“拥护朱毛的正确道路”，使红色区域“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了”；在左右江根据地，红七军很早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后来邓小平等亲率红七军到达江西苏区；在遥远的陕甘根据地，一些领导人也认识到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等等。由此可见，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当时全国各根据地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在其革命经验对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指导作用上，而且表现在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影响上，这种影响较之前者更为重大而深远。
那么，什么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什么？井冈山精神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如何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呢？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前辈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和鲜血构筑、孕育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辉体现，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培育和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的积淀。
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二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三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四是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五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本书的尾章对此有具体论述。在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中，敢闯新路是核心，依靠群众是根本，坚定信念是灵魂。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精神之源。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难发现：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一直滚动、流淌着一股革命精神与革命传统的洪流。这股洪流源远流长，其源头无疑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源”，继之而出现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则是“流”，本质上是井冈山精神在新的战争环境下的传承、深化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井冈山精神同样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人们熟知的以艰苦创业而闻名的大庆精神，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以顽强拼搏为特征的亚运精神，以开拓创新为本体的航天精神等等，都是与井冈山精神一脉相承的。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井冈山精神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能量裂变。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一直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弘扬井冈山精神。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说：“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在1972年11月复出前参观井冈山时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江泽民在1989年10月视察井冈山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胡锦涛在2003年8月视察江西时又强调：“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中央几代领导核心的讲话，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井冈山精神仍然是我们党的极为重要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将会愈来愈清晰地取得这样一个共识：井冈山精神是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所必须具备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传家之宝，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精神”的重要内核。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井冈山精神，新的世纪在呼唤着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