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起义

一、我们要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江西宁都通往广昌的崎岖山道上，行进着一支国民党军队，他们是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

几天前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军将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炸毁，却反诬是中国军队畜意“破坏”。当晚，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蒋介石严令不得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结果仅仅不到五天，日军即占领了吉、辽两省。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抗日救国运动。而此时的二十六路军正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县“剿共”。

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它是由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一部编成的。

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曾派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小平、方仲如、刘志丹等人，率数百名同志到该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该部总政治部部长。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率部队一路所向披靡，驻地横跨西北，该军也迅速发展到四十多万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同年6月19日，冯玉祥在徐州与蒋介石等人会晤，同意清共，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形势急转而下，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全面失败，冯会后即开始将自己部队里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1930年，因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名反蒋，蒋与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冯兵败下野，余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十六路军便是其中之一，计有原西北军第十二师（师长高树勋），第十三师（师长董振堂），第十四师（师长季振同），第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加两个骑兵旅共计五万六千余人。蒋对这支部队给出的收编条件非常苛刻，全军仅编为2个步兵师（每师辖3个旅），一个骑兵师（辖2个旅）。

1931年初，蒋介石出于清除异己、调虎离山的险恶用心，命令该军由北方开到南方的江西参与“剿共”。同时严令该军不许带上重迫击炮团、野榴炮团和骑兵师。因此，南下的只有两师步兵共两万七千余人。日军侵占东北时该军驻扎在宁都，广大爱国官兵根本不愿打内战，纷纷上书请愿，积极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时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见众怨难违，加之他也不想再待在这南方异地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实力。便以二十六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家园。同时，令该军七十三旅做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拔营北上。

九月的南方，仍是烈日炎炎，队伍所过之处，尘土漫天飞扬。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官兵们迅速散开，在山道两旁隐蔽起来。不久，一支马队从后方疾驰而来，为首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就是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先锋营营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是驻守广昌的朱绍良部队向我们开枪警戒，并且传话过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二十六路军不得擅自撤离防区，否则后果自负！”

“去！跟他们讲明，我们走，没别的目的，是去北方抗日的！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都应该拿起武器去打鬼子！而不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希望他们不要从中阻拦。”

说完，董振堂翻身下马，径自来到一处高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势，随后从脚下抓起一把土，任土在指缝间自由洒落，神情凝重的问身旁随从参谋们：“知道三合土为什么坚固吗？”众人觉得新鲜，都没回答上来。他说道：“三合土的坚固，是因为白灰、沙子、黄土合在了一起，这中间缺一不可。唉！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挨打，被侵略？就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团结，打内战……”

一席话说的大家连连点头，稍后董手指前方说道：“朱绍良是我们在中原大战时期的老对手，也是我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长，这家伙挺会选地形啊。你们看，这一带群山环绕，要过广昌还非得走这条道。再看看他们的阵地，就在前面的山隘口上，只要有一营人，粮弹充足，守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不过，地势再好也有他的弱点，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你们看！”董振堂双手向两侧一指，继续说道：“我派两支精干小分队，从隘口两侧迂回到他的侧后，给他一个突袭，再加上我正面仰攻部队的配合，拿下这个隘口不是没有可能。”

不一会儿，黄营长赶回来报告：“旅长！他们还是那句话，要我们回去！咋办？朱绍良凭什么阻拦我们！看来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他是不会放行的。旅长，下令打吧，揍这狗日的，闯过去！”

“岂有此理！”董振堂剑眉一皱，怒火中烧，打还是不打？眼下部队已经出发，犹如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不打如何过得去？部队过不去士气将会大大受挫；打嘛，又如何打？是打完再请示还是先请示后打？双方只要较真动了手，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广昌就有上万部队，冲得过眼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也能纠集重兵，给这支苦难的军队以致命一击。凭现在二十六路军这二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传令兵送来总指挥孙连仲的电报，上面写着：“勿生争端，速回宁都”。董振堂气的将手里的电文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二十六路军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第二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三十多名译电员、报务员。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军官站在台前，他高个子宽额门，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着一身旧军装，举手投足却尽显军人特有的质朴与威严，他——就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

此刻，他手里捏着几份传单讲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做得了这些传单，做事情要敢做敢当，畏畏缩缩不是咱们军人的性格。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颤心惊的站在下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士兵，胸部一挺，从容说道：“报告长官！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跟出来两个，异口同声地说道：“长官，还有我们俩！”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背着手仔细打量着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

“董振堂的部队！”赵博生眼神一亮，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回到台前，他郑重地讲到：“知道吗？你们出这些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情啊！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自发组织起来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墨没钱，我给了。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一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他说道：“……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是工人！他们吃的粮食：大米、白面，是谁种的？是农民！眼下日本鬼子正糟蹋咱东北的同胞，这些吃百姓、住百姓的大官们，睁着眼睛就是不打日本鬼子……。”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战友们拥抱起来。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笑着大手一挥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心思重重。听见外面的欢呼声，不禁眉头一皱，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破事”。现在，部队乱糟糟的，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剿共”。大半年时间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先是在宜黄被红军一个突袭，打掉一个旅损失了三千余人；驻守宁都以后，士兵们逃跑一部分；水土不服，又病死一部分；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这样下去令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收场。最让他伤脑筋的，还是他的老部下——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此人骁勇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董振堂都这样了，其它部队还有什么指望，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早晚得玩完。蒋介石这招“以毒攻毒”可真够狠的，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孙连仲睁开眼，暂时止住了内心杂乱的思绪，起身道：“恩博(赵博生字)，你来了就好，我有要事相商！”赵博生坐了下来，长叹一声：“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士兵们大都是陕、甘、青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儿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蒋介石）手里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唤！你也知道，杂牌军都是这个样儿。当今粮饷，我们仅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品，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咽了口茶，孙连仲皱起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叹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岸边，找了块草地坐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相处久了，他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入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惯用的分化和瓦解手段，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

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兵败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国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还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一股沉重的责任感压在了他的心头，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是日夜晚，两个青年军官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旅长）和副团长苏进（原西北军总部手枪旅参谋长）。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的军官，大家打着招呼吸着烟，边听新闻边交换着对时局的看法，情绪激昂，好不热闹。当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里面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随后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却叫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让日军撤兵。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于1926年曾被冯玉祥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日寇在中国领土上的嚣张气焰早就不满，“济南惨案”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他性格爽直，爱国心强，将烟头一丢扯开嗓子大骂起来：“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看，走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问苏进：“‘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以前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籍，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猜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只会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枪，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

“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呐，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