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4、不同寻常的会议
1935年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领导人先后到达遵义城。遵义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是黔北重镇，贵州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省城贵阳。这天一直下着雨，但是也不妨碍红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战士们满身泥污，停在城外洗脸洗手，高唱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定的行动准则：说话要和气，借老百姓东西要还，行动听从指挥，不损坏庄稼……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各个地方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红军这样拥有严明的纪律。遵义城的百姓站在街道两旁，摆着烟、茶、酒、糕点，敲锣鼓、放鞭炮迎接红军。
红军进入贵州前，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都是些双枪兵，战斗力不强。可就在毛泽东他们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率兵接管了贵阳。蒋介石在重庆坐镇指挥，调动了湘军、川军和滇军的一些部队，大约40万人，准备围攻红军的3万多人。
到达遵义后，红军才发现在这个地区建立苏区的设想（黎平会议作出的决定）根本行不通。敌军越聚越多，遵义的地理位置对红军也十分不利，它三面环水，东边是乌江黔江，西面是赤水，北边则是滚滚长江，西南方留有一个缺口——但极容易被敌人封死。而且遵义地区经济落后，虽盛产鸦片，供应军队的粮食却成了大问题。如果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红军很快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根据黎平会议的建议，红军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转移以来军事失利的原因，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再决定下一步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和行动。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以来，一直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认真检讨所犯的错误，召开一次重大的会议迫在眉睫。
会议在遵义城最好的洋房里举行。这幢漂亮的房子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章辉的公馆，新建还不到两年。柏章辉像大多数军阀一样，经营着家族产业，他和自己的几个兄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在当地颇有名望。他的房子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建筑的一些风格，屋顶有飞檐，带有宽阔的游廊。房子旁边还有一棵大槐树。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被安排住在这幢舒服的房子里，邓颖超记得自己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朱德和康克清、彭德怀、刘少奇也住在这儿。毛泽东则和王稼祥、洛甫住在另外一处军阀的房子里，正是他们几个一路上在担架上的“密谋”，促使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接连数日，周恩来忙着准备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书，每天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得不到保证。他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之间产生的原则性分歧，使得两人冷面相向。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已经对李德生搬硬套的军事指挥表示强烈的不满。对于军事领导权和军事策略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李德、博古还有凯丰（何克全）依旧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并且凯丰试图说服聂荣臻支持他们，但没有成功。毛泽东则获得了王稼祥、洛甫的有力支持。——周恩来也已完全倾向于毛泽东等人，他知道自己将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些天来，他冷静思考着红军过去所犯的错误，试图去理清错误的根源，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他的报告，涂涂改改，一遍遍斟酌了数次……
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钟，遵义会议在柏章辉公馆内一间大屋子里举行。屋子里陈设简单，中间是一张破旧的方桌，摆着一圈椅子。天气寒冷，桌子底下放着一个生着炭火的小铁炉。到会的有20人，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包括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王稼祥和聂荣臻是被担架抬着参加会议的。聂荣臻的脚在湘江战役中受了伤，未得到及时治疗，进入贵州后开始化脓，正在疗养。王稼祥的伤由来已久，早在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被弹片击中了腹部。因为医疗条件极差，8个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他的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救命。但是伤口经常发炎，引起高烧不退，常常需要服用吗啡止痛。直到1936年，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疗，他的病才被彻底治愈。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红星报》的主编，以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的身份为会议作记录。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伍修权担任他的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个发言。
他谈到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批评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把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兵力的强大和中央苏区以外红军配合的不力。他试图为错误辩护。
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经过几天深思熟虑的准备，他发言的时候，严肃地承认对付敌人的策略不对，不该放弃红军游击战的传统，转而打阵地战——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态度坦率而诚恳，愿意承担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后果已经无法弥补。
周恩来的发言，让李德感到不安。遵义会议从酝酿到召开，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会议一开始，他的处境便很狼狈。别人围着长桌坐着，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形容他“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李德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断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认为周恩来在发言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同他和博古保持了一定距离。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作报告时依据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一路上在担架上达成的共识（前文里，我们把这种共识，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是紧接着张闻天发言的。通常，他总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作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这次他一反常态，首先讲了话。他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比起其他人的发言，他的算得上是宏篇大论了。
他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取代了红军实用的运动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十六字要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不顾军事实力的差异，跟蒋介石拼阵地拼消耗，结果一败涂地。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战术致使红军必须放弃中央苏区大转移。所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是博古所说的军队数量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和李德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李德的指挥，一味纸上谈兵：不考虑士兵要走路、吃饭和睡觉，也不问走平路还是山路，地形是平原还是河流，摊开地图，用铅笔一画（李德因此被讽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好这一仗。——这样打仗，当然是打不好的。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在苏区红军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的事情，红军因此失去了一个获得同盟军的大好机会。如果红军能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绕到敌人背后迂回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周恩来、洛甫和他都曾经主张联合十九路军作战。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他说出了很多指挥员的心声，中国土地上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外国人的瞎指挥。
伍修权回忆，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一类的反对意见，引起了博古的不满。博古指责张闻天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不服，便和博古吵了起来。李德便来劝架，说这里的事情要由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起内部摩擦。张闻天虽然和博古一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但他却不像博古那样唯命是从，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要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张闻天和王稼祥（1925年，王和张同船赴苏联留学）都全力支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更是如此。继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言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一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顾问，只是为中国革命提供意见。现在事情搞砸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的，而不是他。李德一直不承认任何错误，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态度依旧如此。李德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中国红色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管如何，遵义会议召开后，李德的指挥权便被彻底解除了。实际上，湘江战役的惨败，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在党内错误领导的结束。
遵义会议接连开了三天，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也太有必要。一般都是晚上7点开始，每次四五个小时，不时有警卫员进来倒茶换水。与会人员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站到毛泽东这边，也渐渐理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头绪来。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应当打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的条件比贵州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交通比贵州便利，人口较多，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矛盾较大，红军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一矛盾……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虽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北渡长江（他主张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打了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红军的军事指挥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担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内部决定再分工，如何分工，会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没有被指派担任军事指挥，但他能够建议和参与军事决策，不再被排除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之外。伍修权对当时红军的领导问题作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但是毛泽东亲自掌舵红军，是迟早的事情。
李德被撤销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后，主动要求和林彪的红一军团一起行动。——据说是李德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尽管他和林彪以前接触得并不多。林彪给他很好的待遇，但李德此时的情绪已经很不好。
蒋介石直到2月间才得到遵义会议召开的消息，老对手毛泽东的复出，对蒋介石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从此以后，国民党军阀和红军之间，将进行一场更加曲折复杂的“猫捉老鼠”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