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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权与相权

宰相之为帝王的辅佐,其渊源是很久远的,也可以说自从有了帝王以来,就有了地位仅次于帝王的宰相。

这一制度,历来便都为论者所肯定。每当说到太平治世,总是以明君善于择相、贤相能竭诚事君,作为主要因素。很多相处得较为和美的君相之间,彼此也常以融合无间、如鱼得水,相互赞誉。粗粗见来,似乎君相之间总是以和衷共济、同心协力才是正道。但历观史籍、揆诸实际,却又不然。自殷周以来,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间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处理实际的政务则较宰相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权力,而处理实际的政务却较帝王为多,彼此互为消长,彼此意见相合时固然常有,而彼此相异时却也时见。相合自然无话可说,相异则不免要相互让步,或竟发生冲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而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冲突的缓和与激烈各不相同而已。这其间,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了帝权的突出人物。

君相之间虽说不断有些争持,但从权位上来说,优势自然总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时候为多。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因为每个开国之君为了保全他的基业,总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对帝王起到约束作用的条文,而添上一些扩大王权的条文。历代继续这样修改,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到了明初,帝权和相权之间相距便已绝远,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最后终于把这个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给废除了。

废除了宰相制,君权越发增重了,君主专政,至此已发展到了顶端。这对于帝室的稳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于童年间便即位为帝的很有几个,另外又还有些倦于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宫,很少临朝问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权还是很巩固的,并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应该说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缘故。不过,也正由于居安无危,明代诸帝,除去建国初期的所谓二祖以外,都极缺乏历练,只有宣宗、孝宗,稍为后世加以称许,其余都不过是些碌碌无为的人,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只为增重帝权而殚精竭虑的人所没能想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终于废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最后才毅然决定的。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一点疑虑。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国之前,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起了宰相的职位了。从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则是徐达。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即位为帝以后分任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那时丞相的任所称为中书省,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属员。徐达在中书省为右丞相的时间并不久,只有两年略多些,后来便因要率领军队出征而离开了那里。李善长在徐达离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继李、徐而任职丞相的,又有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人,汪是在李善长于洪武四年正月致仕之时即被任为右丞相,继李而来掌管中书省的事务的。胡惟庸比汪广洋的入相要晚两年多,他是于洪武六年七月才被任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初,有过以左、右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叛被诛,中书省也随之而被撤销,此后丞相的官名和职所便都化为乌有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即位为帝后才逐渐感到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几经设法想要加以调整,但都并不令他满意,最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的。从他们君相之间自开国以至最后李善长一家都被族诛,明太祖的不断谋划,事后看来,还是很显然的。

徐达在相位的时间最短,他又是四个丞相之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所以在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之间,有关宰相制的废除的迹象并不多。可以略去不说。

首先要说的,应是朱元璋与李善长二人之间的变易。李善长是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之时,便与他在军中共事的旧人,他们原是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的。李善长是个极有智计,料事多中,并且极有决断,敢于任事的人。史家说他是,“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很确切地道出了他的特点。正由于此,他在作为郭子兴的一个部将的参谋之时便已极为有名,引起了郭子兴的注意,郭曾很有意把李善长从朱元璋的幕中选拔出来,作为他自己帐中的参谋。那时的朱元璋对李善长正在倚信至殷,认为谁对他的帮助也赶不上李善长,如何舍得让他被调走?但是郭子兴的谕令他又不敢违抗,真是去既难舍,留又不能,陷入了极其为难的困境。同样,李善长也不愿离开朱元璋而另图高就。一则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这里是居于首席谋士的地位,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心意互通;转到郭子兴那里,会变成人微言轻,哪里比得上这里?其次,就是他后来常常夸说的,他早就看出朱元璋生有异禀,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他才乐意一直辅佐着他。李善长不愧是个“多智计”的人,他对郭子兴的拔擢想出了很多辞谢的方法,通过多方说项,终于使得郭子兴既不怪罪,又摆脱掉了他的选调,仍旧留在朱元璋的幕中。经过这样一番周折,朱、李二人的情谊又更增进了一步,合作得更见尽善尽美了。

在天下未定之时,李善长和朱元璋二人之间,实在是日见亲厚,有似如鱼得水一般。这由于李善长确实很有才干,而又勇于任事,多谋善断,很多决不待时的事,他都能抓紧时机,不多和人商量,独自及时便办妥了。朱元璋得他这样相助,真是事事都可放心,省却无数麻烦。对于朱元璋来说,在他连年征战,削平群雄,以迄建国之时,李善长确是一个兼具萧何与张良二人之长的人物。在军中,李善长是“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指挥作战和组织供应,他都兼管到了。在建国之初,一切有关政、经等项的法规和制度,以及郊社宗庙等等的礼节和仪制,也都是由李善长亲自加以制定,或者由他率领有关诸臣,一一加以制定的。明代建国之初,论起功来,无论就任何方面来说,李善长应为功臣之首,实在是众口一词,并无争议的。朱元璋对于这一点也很明白,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李善长是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在为他封公的制词中,明确地把他和汉初的萧何为比,也正显然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他的一致的看法。

朱元璋和李善长的相离日远,最后竟成为相互有敌意,是在建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也就是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而引起来的。这也是情势不同,利害各异,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在逐鹿中原的军中,敢于任事,当机独断,原是极可赞许的长处;而在建国之后,则不免被目为独断专行,为已登大位的皇帝视为不能忍受的行为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无代无之,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便正说明了这个。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引,从赤松子游。这些事之所以为历代论者叹赏称许,便是由于他们能够看清时势的变易,而情况有异,能够早自为计,洁身而退的缘故。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建国,有类于范蠡和张良,但在功成身退上却绝异于他们,而明太祖朱元璋的雄猜之处又绝不逊于勾践和刘邦,甚且尤有过之,所以二人在建国之后,共富贵时,便难于搞得好了。

由于李善长没能见到时势有异,行事也应有所不同,所以他在洪武初年身为左丞相时,与他身在军中作为谋主之时并无什么改变,甚至专恣自用还更有过之。凡是让他觉着看不顺眼的人,或是有人冒犯了他,便即毫不宽贷,立即定下罪名,奏而黜之。在他,原不过是本着他的敢于任事,当机立断惯例,照旧而行而已。但在已经身登帝位,成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看来,这样的做法,却是太过目中无人,竟然忘了还有他这么个高居尊位的皇帝了。一次两次,尚自犹可,次数一多起来,更觉忍无可忍。他对李善长的不满,便是由此开始,对于相权感到应该有所限制,也是由此而产生了苗头。但是,李善长的功高望重,他还是很清楚的,处置不当,会引起不少不良后果,他也非常明白。他虽十分不快,但还是隐忍着,等待有个适当的机会。到洪武四年(1371),这样的机会恰好来了。那是恰好李善长患病在家,自觉多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有未安,便上疏恳请致仕。他这样做,无非是略以示意:一则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未安,二则也是借此以为探试,看看皇帝对他究竟如何。这种手法,也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李善长认为,疏文递上之后,皇帝温谕慰留是肯定的,他想知道的,不过是慰留的词句到底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罢了。但是,出乎他的意外,朱元璋得到奏疏之后,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下诏温谕慰留,而是顺其所请,立即钦批,准其致仕了。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朱元璋所以这样做,也是深思熟虑过的,有他的用意。这一则是明白显示出恩礼之衰,使李善长自己感到,不再恣情自用,可以保住晚节;再则,让他离开政府也可减少他们彼此之间的摩擦,对李善长来说,也寓有保全之意。不过话虽如此,这种做法还是显得过于寡情,有些近于毒辣。以功高望重如李善长而言,结果竟至如此,实在很令人寒心。这些,朱元璋自己也很明白,他的补救方法是从赐给优厚上加以弥补,对李善长的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1376)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恩遇更见加重。这样,李祺便成为位在伯爵之上的驸马都尉,李善长也成了国戚,从表面上看来,关系比以前仿佛更为亲密了。其实,这种一打一拉的做法,已为历来所习用,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徐达是在李善长致仕之前便已离开了中书省的,李善长如又致仕,便会主持无人。那时朱元璋虽已感到宰相的权势对他的帝权很有威胁,但还认为那只是由于李善长恃功恣肆,所以才会如此,换上个谨饬小心的人,情形便不同了。经过多方权衡,明太祖选中了由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就在李善长获准致仕之日,便也是汪广洋得入中书省,调升右丞相之时。

汪广洋也是个追随了朱元璋很久的旧人,还在朱元璋建号吴国之前,他便已在朱元璋的帅府中任职。汪广洋在帅府中所任的官职是令史,那是个兼具参谋和秘书的作用的职务。汪广洋这人是个遇事很能深思,小心谨慎,且又精明仔细的人,他是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为朱元璋素所深知的,选他来接替李善长,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些特点。

汪广洋曾两度出入于中书省,都是被任命为右丞相。第一次是于洪武四年(1371)正月接替李善长独任相职。这次他在中书省工作了整整三年,于洪武七年(1374)正月,以“无所建白”,被降为广东参政。第二次的任职时间比第一次还略短些,他是于洪武十年(1377)九月又被调回重任右相,到洪武十二年(1379)又以得罪去职的。

汪广洋的两度出入中书省,都和李善长有些关联。他和李善长虽然都曾在朱元璋的帅府任职,但两人间的往来却并不多,朱元璋用他来接替李善长,这一点也是决定的原因之一。汪广洋是个细心人,朱、李之间暗中已有矛盾他是很清楚的,接事之后,为了仰体帝心,自然更要竭力保持和李善长少有往来。他这样做,是很为皇帝所称许的,这成为他有利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疏远着李善长,在工作上又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阻扰和麻烦,他第一次竟以“无所建白”去职,最致命的原因便就在这里。他是以谨慎小心,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的,这些长处作为一名令史虽然颇为裕如,但作为一个见利害于机先、决成败于庙堂的宰相,他可又显得才力有所不及了。李善长的专断固然使朱元璋着恼,但其处事善得机先,洞中窍要,却又使他深为赞叹;汪广洋凡事都必请示,虽说是个长处,但事无巨细,都得他自己来想主意,可也是个麻烦。相比之下,便更显出李善长的好处来了。另外,李善长虽说致仕家居,却仍居住在京,对政务的影响依然颇具潜力,而且中书省的属员,如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官,都是他一手提拔、安置下的,他人虽去职,声威仍在,很有遥控政柄的作用。汪广洋如果对李善长敬如前辈,随时都向他请教,或者还可少些麻烦,对之疏远,彼此成了对头,阻力可就大了。

李善长致仕家居而能遥执政柄,另外有个原因也很重要,那便是明太祖感到自己待他显得太薄,担心影响不好,为了改善观听,遇有大事,每常加以咨询;汪广洋显出办事乏力之后,对他的咨询也便更多。李善长掌握了朱元璋对汪广洋日渐感到失望的情况以后,于是因利乘便,得以把与他亲厚的胡惟庸推荐进中书省。胡惟庸是于洪武六年(1373)七月进入中书省的,他与汪广洋一样,也是被任为右丞相。左相无人,身在相位的两人却同为右相,这是出乎常规的。以历来的规例而言,汪广洋资历在前,例应升为左相,二人一左一右,稍见轩轾,才是正理。同居右相,虽说互不为下,但却很显然地透露出了对先已在位恩礼已衰,其将不能久居其位,明眼人也便立时可以感到了。

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曾多次受到他的推荐和提拔。他们之间的情谊日见深厚,后来更成了亲戚,胡惟庸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李善长把胡惟庸荐入中书省,一则是由于彼此关系密切,更有利于他对政柄的遥控;再则也是看出了汪广洋势位难保的契机,想由胡惟庸把他从中书省挤出去。

进入中书省,胡惟庸的境遇和汪广洋实在大有不同。李善长的那些旧属们,都尽力帮他,他本人又是个办事干练、颇多智术的人,任事之后,一切都显得头头是道,很快就把汪广洋比得越发黯然无光了。朱元璋早就感到汪广洋实非相才,胡惟庸入相后,对比之下,更觉显然,所以才只过了半年,便已迫不及待地把汪广洋贬谪到广东去了。

胡惟庸才始入相,明太祖对他是很满意的,因为他既比汪广洋善于任事,又不像李善长那么遇事专断,有两人之所长又无其所短,实在是个很合理想的人物。胡在和汪共相时,确实也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一上来便和李善长有个要把汪广洋挤走的默契,所以尽心竭力,在在都要把汪广洋给比下去。等到心愿已遂,汪广洋已被挤走,他的做法渐渐便又不像以前那样了。这一则是他自觉已经获得信任,不必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都倍加小心;二则是汪广洋已去,少了个碍手碍脚的人,放开手脚不会再有什么忌讳了。明太祖是个雄猜之主,对于臣下无时不在访查,对于这些变化,如何能会长久不知?渐渐他已发现,胡惟庸遇事隐瞒、专断!与李善长也竟相差不多,而其贪婪好利,比起李善长来,甚至还有过之。此外,他还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颇多相互勾结之处,李善长遥执相权的作用比以前似更加甚了。看到这些,他深悔把汪广洋降逐一事,觉得汪广洋如在中书省,虽说办事无力,但却像是他的耳目,情况会好得多。

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当然不会平心静气,他知道挤走他的虽然是胡惟庸,而在暗中作为主谋的却还是李善长。他怀着一口恶气离京赴任,暗中却下定决心,要设法加以报复,出出这腔怨气。他虽远在广东,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却时刻加以注意,一点也不放过。到洪武九年(1376),他把李善长的不法行为已经搜集到了很多,便和与他同时做过御史大夫的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列举了李的种种罪行,认为李善长实已犯有“大不敬”之罪,不能不予以严惩。这一疏文递得正合明太祖的心意,他想到汪广洋与李善长和胡惟庸原本就很不和,如今有了这本劾疏,嫌隙就更显然,如果把汪又调回中书省,胡、李二人定多顾忌,再不敢相互勾结,常事欺瞒了。主意打定,立即便予施行,于是就在洪武十年九月,先将胡惟庸升为左相,同时又把汪广洋从广东调回,重进中书省,又任为右相。他这样做,用意很深。升任胡惟庸为左相,是因为办事还想靠他,予以晋升可以具见倚畀之意;再则,调回汪广洋,胡不免会有些惊疑,有此一升,也是加以平复。汪广洋调回,不过是作为耳目,是要让他起点妨碍作用的,但又不必过于妨碍,以致或竟会至阻碍正事,做个右相,稍有差别,倒是正好。他的算盘打得很好,但实际上却又一点也没能够如他所愿。

汪广洋没能如明太祖所愿,有很多原因。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原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一力疏劾李善长是由于负屈被谪,一腔愤怒,才鼓起他的劲儿来的。既经官复原任,他自觉总算有了公道,便不愿再行多事,那样就不合乎“君子不过为已甚”之道了。更有甚者,他觉得自己那么力攻李善长,而疏入之后竟然毫无影响,可见他的根基之固,再去惹他,未免也太不明智了。他和胡惟庸共事的半年中,虽说受到过抑压排挤,但对胡的办事能力和圣眷日隆,则是印象极深;胡又晋升左相,更加深了他的深得帝心的印象。有了这样的看法,所以汪广洋对李、胡两人便都“敬而远之”,对他们既不表示亲近,也不敢再找麻烦,只想以虚与委蛇,作为自保的得计。从胡惟庸那一方来说,明太祖何以要把汪广洋调回中书省,用意所在,他是很清楚的,最初当然既很不快,也不免稍有顾忌。但是他对汪广洋一向颇为轻视,以前同为右相,他又是个新手,尚且没把汪广洋放在眼里,如今他的位置较高,更加觉得并不足惧。经过三两个月的观察,觉得汪广洋比以前似乎更加怯弱,于是不但不因而稍形收敛,反而更加恣纵起来。

把汪广洋调回中书省重任右相,是明太祖解决帝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的最后一着。这一着的失败,使他很是气恼,打算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的想法,至此已初步形成。但是废除历代留下来的制度,绝非易事,他只有耐心等待,寻求机会。但是他已毫不隐讳地公开表示对相臣的不满,常常敕责他们,为废除这一制度开始创造条件。恰好从他征战多年的大臣刘基(伯温)突然暴卒,一时有很多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说,朱元璋觉得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他想由此根究,也许便能打开局面。他认为刘伯温被胡惟庸命人用毒药加以谋害一事,汪广洋一定会很清楚,因此便把汪广洋召入宫中密加询问,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并听到更多的细情。刘伯温与胡惟庸一向不和,刘的死有很多暧昧可疑之处,汪广洋原也是都知道的,但传说纷纭、事例不一,又都没个确据。他是个持身以正,小心谨慎的人,既不愿捏造事实,入人以罪,也不想传布谣言,行涉轻薄。他采用的是息事宁人、一了百了的办法,对于刘伯温被害一事,竟说一无所知,看来外间传言,纯属子虚。他还借机向明太祖进言,以为如此轻疑相臣,似非圣君所宜有。他这些话,大有站在胡惟庸一边,为他辩护的意味,使得朱元璋不由分外恼怒:调他回来,原是让他做个耳目,看住胡惟庸,随时作些密报;如今竟然成了胡的一伙,如此昧良辜恩,岂可加以容忍?大怒之下,立即以“朋欺”(庇友欺君)之罪,把汪广洋贬往边远的广南地区。事过之后,明太祖想到他的计划又被汪广洋毁于一旦,怒气更甚,更想到,汪广洋复入为相已经两年有余,这么长的时间,他竟一点也没起到让他回来的作用,这样玩忽忘恩,真是罪不容诛!他越想越气,最后终于派出一行专使,要他们捧着赐死汪广洋的敕书,加急前往追赶汪广洋,在哪里赶到,便在哪里宣诏,立即加以执行。专使是在汪广洋乘船行抵太平之时把他赶上的,汪广洋便是死在那里。

处置了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同时明太祖对他的不满也越加显然,时时对他公开加以责斥,使他更加惶恐不安。不久,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不觉更为震怒,他说:“没官妇女,上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他敕令法司要彻底追究此事,于是从丞相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因此负有罪责。这时,明太祖对胡惟庸的责怪更加显然,连胡惟庸的左右也都显得惴惴不安。有人说朱元璋所以要这么频频斥责胡惟庸,是因他已怀疑胡惟庸似有异心,想以严威加以震慑,并可使其左右由于恐惧而分崩离析,可以泄出密谋。这种说法并无确据,不过那时有人上变告密倒是确有其事。最早上变的人是御史中丞涂节,他首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与之相呼应的是另一个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hào),他也揭发了胡惟庸的很多阴私。

明太祖处理这事很为迅急,告变之后,立命廷臣即予审讯,审究出了谋叛人员,便即予以处决,连告变人涂节,也因廷臣说,“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便也与胡惟庸和另一主犯,即曾与汪广洋共同疏劾过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都同时杀了。

上变告叛原属非常大事,所告的又是在职的左相,更是非同小可。依理而言,办这类事不能操之过急,总得穷本溯源,才能一网打尽,无人可以幸免。但这件事却竟做得这么草率马虎,使人觉得实在有些费解。对于此事,历来便有决然相反的两种说法。其中的一个说法认为,明太祖所以要这么做,其意确实是想保全李善长,李和胡是亲戚,又是他的举主,深究下去不会全然不受连累,只有草草了之,才能确予保全。另一说法则与上说完全相反,持此说的人认为,明太祖在决心废除宰相制后,便已感到对他威胁最大的还是李善长,为了巩固帝业,必须除掉这一隐忧。胡惟庸被告称谋叛,证据原并不足,深究下去,可能连胡惟庸也不会被坐成死罪,更难牵连上李善长,不如迅即认定谋叛是实,即行杀掉,案子放在那里,倒好借此另做文章。他连上变的涂节也全不放过,也是为了一切都已死无对证,倒可便于妥善安排。这一说法有类于事后追论,都是据事而言,说来倒也头头是道。

在胡惟庸被诛之始,事态的发展倒是确乎很像有意保全李善长。以历代通例而言,身为举主,被举荐的人以谋叛被诛,即不随同被杀,因而获罪总是难免的。而李善长则是不但并未获罪,却反又有管理御史台之命,重又登上朝堂。不仅他是如此,就连他的弟弟,与胡惟庸是儿女亲家的李存义,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他们也都一切安然,全都无事。事情如此出人意料,难怪曲意保全之说一时甚嚣尘上了。然而事情实在并没有完,表面上虽很平静,暗中却很紧张,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查证着。

表面上的平静竟保持了五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麻烦开始轮到了李家。麻烦是从李存义和胡惟庸是至亲而首开其端。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说他们不只是胡惟庸的至亲,实在也是共同谋逆的同伙,不应任其漏网。这祸端来势不小,伙同谋逆,不但本人是个死罪,连族人也不免要受些牵连。但明太祖对此事的发落却特别从轻,他特别下诏,着李存义和李佑都予免死,只把他们全家都安置到崇明岛去闲住。这事处理得这么轻,而李善长还是一点也没有牵连到,一时使人觉得他的功高望重真是深在帝心,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到他。依理,李善长受到这种殊遇,便该上表谢恩,既先自行引罪,又表明如何感戴皇帝对他的天地之恩。但是李善长却没有这么做,他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好像和他全不相干。这种冷漠态度,使明太祖深感不快。李善长所以如此,有人说是出于疏忽,以李善长之精明干练,持此说者为数极少。有人说,他这样做,意在表明君臣之间相处无间,不必多此一举。这倒像也有点道理。

胡惟庸谋反一事的查证,仍在不断搜索,并且时有所得。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审明他是奉胡惟庸之命下海通倭的,于是胡惟庸谋反,又进一步得到了证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蓝玉出塞,在捕鱼儿海地方又拿获了奸人封绩,这人原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了的。据说他常往来于蒙汉之间,并曾为胡惟庸送过勾通元嗣君的书信,胡在书中称臣于元嗣君,并请其派兵以为外应。这些都是封绩再次被捕才审出的,蓝玉初次捕到封绩时,却为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入奏,并把封绩也给放了。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封绩又被捕入狱,事情才经审明,而李善长厄运终于也就临头了。

在大祸临头之前,李善长还做了一件为自己增重罪嫌的事。他为了娱老,便大兴土木,由于短缺工人,曾向信国公汤和索要卫卒三百人,以供营建之用。以营卒为工役在封建时代原本是常事,明代也并不例外,自明初至明末,也都是这么干着的。不过,这个汤和却是勋臣之中最为胆小怕事的人,多一步也不敢走。他这份胆小,却也真给他带来了好处,后来明太祖大杀功臣,勋臣中得保首领的很少,而汤和就是以胆小而获得善终的一人。汤和胆子小,李善长向他要卫卒,自然绝不敢不给;然而李善长的恩遇已衰,他也已早有所闻,当真派给他也许会惹上祸事。在他看来,明太祖和李善长都是不能违抗的,而事难两全,可真难坏了他。他几经考虑,觉得只有如数照派,一面并将派兵给李善长一事暗中向皇帝奏明,才得两全其美。他心安理得地这么做了,至于这无异是密告李善长聚集兵力,他可没有管着。

凑巧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如火上浇油,更加速了祸事的爆发。那时京中正有一批罪民要移向边塞去实边,就中有个叫丁斌的人却是李善长的私亲。李善长素来便对和他有关的人很肯关照,这也是历来培植私人势力常有的手段。对于丁斌要去徙边,李善长原只认为那不过是一件小事,曾几次为其求免,他万没想到这事竟然成了爆发祸事的导火线。

由于对李善长越来越感到疑忌和恼怒,明太祖朱元璋不但没有应许李善长的请求,使丁斌免于徙边,反而立予拿问,交由法司严讯,要他供出他所知道的李家成员所做的诸多不法事件。这个丁斌,偏巧又是曾被李家荐往胡惟庸处,在胡的属下做过些事的,一经审问,供出了不少李、胡两家相互往来的事情。这样,便坐实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即行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论罪。

事情发展至此,李善长将获重咎已成人所共知之事,于是他的左右便突然瓦解崩溃。首先是他的仆人们,大家为了免祸,便都纷纷出头首告,把李、胡之间如何密切往来,如何互通贿赂,如何时常屏人密谈等等,都分别揭发出来。李善长暗放封绩一事也这样才被揭出来,因而又被捕获入狱的。

不利之事纷至沓来,已使李善长很够受的了,偏巧那时又适有星变,据占者说,星变应主折伤大臣,这一下可成了李善长最后的一道致命符,加速了朱元璋除掉李善长的决心。他立颁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两端,大逆不道”,将李善长并其妻、女、弟、侄等七十余人都问成了死罪,全都杀了。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李祺的儿子李芳、李茂等人,由于临安公主之故得到恩免,没有被杀。但是就连临安公主也和他们一样,都被逐出京外,被远徙到江浦地去居住了。

与李善长同时被杀的还有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人,其中唐、费、陆三人还都是封了侯的。那时为了肃清逆党,到处侦捕,牵连蔓引,历时达数年之久,史称诛戮人数共达三万余人,真是一场规模极大的屠杀。为了把李善长的罪状昭告于天下,以见其罪有应得,朱元璋还把李善长及其从犯的供词勒为一书,名曰《昭示奸党录》,印出多册,发往各地,俾众周知。其意一在晓谕臣民,使之知所惧戒,不敢再行谋逆;二则也是昭示李善长等都是罪有应得,并不是他大杀功臣,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

明代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诛,中书省也随即撤除,宰相制可以说在那时已被废除了。但真正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根除了建立宰相制的想法,则还该说是在李善长被族诛后才彻底根绝。到李善长的被杀,明太祖痛心疾首于这一制度已极显然,而且身居相位的四个人中就有三人被杀,也叫人感到这个相位真也太可怕了。

说是为相的四人中只有三人被杀,历来便很有人颇为不以为然。因为一直便盛传着一个说法,说是徐达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善终。很有些野史中都传说着这么个故事。说是徐达暮年曾患过一场重病,病愈后医生郑重嘱咐过他,此后切须忌食河鸭,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即无救。这是性命相关的事,徐达自然切记在心。可是忽有一天,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鸭。依例,天子赐食,都应立即拜食,还得当场吃尽。所赐的食物虽说即将致死,徐达也只有含泪拜食,别无他法。因为食尽而死,为祸尚小,总可免于祸及子孙;倘若违命,则仍难免一死,而且满门都会遭殃了。徐达吃下了赐食的全鸭,果然不久便病发而亡,所以这次的赐食,实无异于赐死。因而有些论者便说,明代四相,没有一个是获得令终的。不过,话虽如此,徐达的身后也与其他三人大有不同,倒可说是备极哀荣的。据《明史》所载,在徐达死后,“帝为辍朝(即停止临朝),临丧悲痛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他的子孙的遭遇与其他三人的子孙更极不同,他们一直嗣封不替,还有封公者二人,可以说是簪缨不断,与有明一代相始终。这种情况,就是在洪武诸功臣中,也是极少见的。

在被杀的三个相臣中,可说以李善长受祸最惨。他这个人,史家说他是“外宽和而内多忮刻”,人缘并不算好。但他竟以协同胡惟庸谋叛而被族诛,人们大都还是觉得实在太冤。但在皇帝十分震怒、连年大杀大砍那样的声势中,敢于为他称冤的人却又极少。然而,并不怕死,敢说真话的人,终究还是随时都有。就在李善长被杀的次年,那时搜捕诛杀还正在高潮,便已有个虞部郎中王国用,竟敢大胆上书为李善长述冤。他在书中先说到李善长的功劳和所取得的荣耀,他说,“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认为达到李善长这样地位的人,除非他想自立为帝,似乎还有可说;如果说他竟想辅佐别人,再为勋臣,可就太难让人置信了。因为,他这样干,即使又得成功,他所能得到的仍不过是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而已,他何苦放着现成的不要,又去冒着危险,从头另来呢?他又把李善长与朱元璋之间的戚谊,和李善长与胡惟庸之间的戚谊相互比较,认为李善长愿重新辅佐胡惟庸为帝更不可能。因为李的儿子娶的是皇帝的女儿,彼此间是直接的儿女亲家。李与胡则不同,那是李的侄儿娶了胡的侄女,彼此之间都隔着一层,相差得已太远了。李善长不是个糊涂人,他竟会连亲疏之间都分辨不清么?最后他说杀李善长以应天象,认为更加不可,因为功高如李善长竟被杀了来应星变,恐怕四方闻之都会解体。王国用上书的内容,有些人是知道的,在那杀人如麻的时候,都很担心他会因此贾祸。出乎意外的是,上书以后,并没有招来什么祸事,王国用竟像没上过书一样,平平安安地就过来了。有些论者认为,不为王国用直道出了他的漏洞而赫然大怒,正是朱元璋的精明老辣处,书中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也都清楚,把这些都远远抛开,不再提起,倒是最聪明的办法。

明太祖为了使他的后人能稳坐江山,确实煞费苦心,也用去了很多精力。他除了为增重帝权而废除了宰相制并几次大杀功臣外,还把他的统治心得勒为《洪武宝训》一书,要他的子孙敬谨遵循,认为那将会使他的江山永固。这个“宝训”集中了很多作为皇帝的制驭之道,明代的诸帝,提起来时无不视若圣书,但对其中的各项条文却只拣对他们行事方便的才肯遵行。有很多显违“宝训”的事,但他们如觉更为方便,就不理会这个“宝训”是怎么说的了。“定法不是法”,在历代皇朝中,自来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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