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荡的政局与汉文帝的登基

未央宫的新主人

来到长安的刘恒感到压力巨大，他要与心怀鬼胎的功臣集团机智周旋，还要时刻提防诸侯王的暗箭中伤。当政变事发，滴血不见，少帝刘弘下台的时候，刘恒明白，属于他的时代来临了。在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未央宫迎来了新的主人。

宋昌走到渭桥时，远远就看见前边陈平已经带着百官列队欢迎，于是赶紧调转马头去告知刘恒。刘恒见到中央政府的一行人，立即下车向群臣作礼。他借此维护了自己在群臣心中弱势的形象，同时也图一个好名声，另外还要试探一下周勃等人的真实态度。

周勃此时神秘兮兮地来告诉刘恒，想和他说几句悄悄话。周勃这个人到底是个大老粗，政治情商太低，这种紧张的场合下用这种私密的方式和人交谈，谁敢去啊，刘恒当然不敢去，保不准周勃在暗处就有埋伏。

还好此时宋昌出来解围：“有公事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要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搭理你的。”宋昌义正词严。

其实潜台词是：好事情你就赶紧宣布，想耍什么花招还是趁早打消心思的好。

周勃在一旁来不及为自己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而黯然神伤，便赶紧拿出御玺和符节。然而刘恒这时候并没有接受，他这当然摆明了是在装样子。来都来了，不可能真心不肯当皇帝，只是突兀地接受天子的物品不合礼法。而且刘恒要树立威信，凭什么周勃说干啥他就干啥？不能由着周勃操控自己。于是刘恒冷淡地对周勃说：“这些事情等我们到了代国，在京城的驿馆再商议。”说完便驱车离开了。

周勃热脸贴上了冷臀部，秋意顿起，乍冷。

看见刘恒离去，众人便赶紧上前去追。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内，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柴武（一说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八位朝廷的核心人物一同行礼说道：“代王啊，我们几个给您掏心窝子说真心话，刘弘哪里是惠帝的儿子，那小毛孩根本不配做皇帝，我们和阴安侯、吴顷王后、琅琊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大臣、列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商量过了，您是高皇帝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对皇位那是当仁不让啊。大王您莫要推辞，赶紧登基吧。”

刘恒心中暗喜，但为了合乎礼节，样子不得不做，于是说道：“继承高皇帝的宗庙事关重大，我无德无能，根本不配，你们最好还是和我四叔楚王刘交商量一下吧。”

大臣们当然不答应，继续请求他登基称帝，来来往往刘恒一共推辞了五次。刘恒推辞的时候要作礼，三次向西行礼，两次向南行礼，假模假式地完成一套动作，最终作为群臣之首的陈平出来再次苦劝刘恒，刘恒才以“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我最合适，所以我不敢再推辞”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接受了功臣集团的请求。

刘恒要当皇帝，自然要住在未央宫中，可此时少帝刘弘还没有被解决，他还占着皇帝宝座呢。这时候东牟侯刘兴居就主动向刘恒请缨，要和滕公夏侯婴一同去打扫未央宫。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打扫”其实就是去解决少帝刘弘的问题。

刘、滕二人寻得少帝，告诉小皇帝说：“你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当皇帝。”小皇帝倒是很听话，立马让卫士们缴械了。

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宦官头领，名叫张泽。此人可能是刘恒从代国带来的人，主子当了皇帝，这些手底下办事的人说话也变得底气十足。有个别想要反抗的士兵听完张泽的劝告，觉得代国君臣和功臣们势大，干脆缴械回家，反正他们心里觉得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管好老百姓就行。

滕婴把刘弘安置在少府官署，然后由刘兴居向刘恒汇报未央宫的情况。刘恒一行人进宫门的时候还遭到了侍卫长的阻拦，但一听周勃的解释，立马散伙走人了，整场政变滴血不见。当天晚上，功臣集团就暗杀了惠帝的儿子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刘弘，以绝后患。

陈平、周勃此举意味深长，按说他们早就应该把少帝解决了，功臣集团专门在刘恒入主未央宫后才向惠帝的儿子们下手，其实是为了避免弑君的罪名。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他的不安。在入主未央宫的当晚，他让宋昌担任卫将军，一个人把持南军、北军的兵权，又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宿卫宫廷。功臣集团根本没搭理刘恒的这些小动作，毕竟他们真的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心想小孩子闹就闹吧，刘恒毕竟初来乍到，有危机感可以理解。

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之后，刘恒才安安稳稳地做起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载刘恒的诏书，牛运震说：“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空山堂史记评注》）说明刘恒的诏书很有文采，也有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着重摘录了刘恒的诏书。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几年来诸吕扰乱朝廷、阴谋叛逆，这些家伙都想威胁我们刘家的社稷江山，多亏了各位王侯将相消灭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朕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每个成年男子赏赐一级爵位，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特批全国人民欢庆五天，可以聚众饮酒。”

这里面要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和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三人以上无故相聚饮酒是犯法的，需要罚金四两。皇帝们都很敏感，他们总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很有可能聚众谋反，所以一律不准饮酒集会。

由此看来，刘恒在诏书中允许大家伙儿趁着他登基的好日子聚众喝酒，是开了非常大的恩了，这表现了刘恒的一种气度，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同时也表明了刘恒将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刘恒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统治，尽管此时他身旁还有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然而这一切在刘恒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恒执政初年，对功臣集团的政策就是“捆绑”，让功臣们的利益和刘恒自己的利益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期则是通过强迫列侯各自回到封国的办法，将功臣与皇帝的矛盾转化成王国与中央的矛盾。

除此以外，刘恒延续了吕后时期许多好的政策，比如减免酷刑、实施无为而治、尊奉黄老、鼓励生产、放宽对工商业的管制、解放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允许通过买卖爵位来增加人们和政府的收入等措施。

之所以要延续吕后时期的政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它们暗合刘恒自己的治国思想，其次就是可以利用吕后的震慑力来威慑功臣集团。功臣集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吕后。这个女人压迫着功臣集团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她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功臣元老，周勃等人的内心被深深打上了恐惧外戚的烙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城府，以及整个汉帝国新政的气象。

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七，刘恒拜谒高祖庙，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展现着，汉王朝平静政局下的暗流悄然涌动，内忧外患依然是这位新君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真的能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