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在西方世界，美国是汉学家较多的国家。那里，不少汉学家是从哈佛大学远东中心毕业的，他们大都出于费正清的门下。

费正清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谈到，他是1932年来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的，一生的工作都与中国有关。40年代他在重庆主持过美国驻华新闻处工作，同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有广泛的交往。1945年我在华盛顿看到他时，他正在美国新闻总署负责中国事务。战后，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远东研究中心”。他退休后，该中心即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那是“中国通”在美国的荟萃之地，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场所。80年代，他应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了长达15卷的《剑桥中国史》。在美国的汉学家中间，他肯定是最具有权威的一位。

1945年，我与杨刚重逢于旧金山。当时我正准备在采访完“联合国大会”之后，即绕道去东岸旅行，当然要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杨刚告诉我，在华盛顿很难订到旅馆房间，就写了封信给费正清，介绍我去借住。抵华府后，我即去新闻总署找他。他对我说，他所住的公寓正在毒杀老鼠，他本人也只好暂时另外寻地栖身。但他还是为我找了个旅馆房间。那是我们初次结识。

1979年我重访美国之际，曾去他在波士顿的寓所便酌，并从他那里觅到一些有关杨刚和林徽因的资料。1983年我第三次访美时，他托人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他和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之间的一段深厚友谊。他称这对夫妇为他毕生最要好的友人。抗战期间，梁、林二位蛰居在四川一个叫李庄的小村。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费正清还曾前往访问并住了一个星期。书中写道：“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

费正清花了不少笔墨来形容这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夫妇所过的清苦日子。最后慨叹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已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1984年，我读完他的《我在中国的岁月》，曾给他去一信，指出书中一些小疵。知在谈到杨刚时，说那个“刚”是钢铁的“钢”之类。同年8月20日，他回我一信，除了表示感谢，并对当时的美国局势说了些愤慨的话。接着，他谈起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有一章写“中国学术界的勃兴”。

前年，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到北京寓所来看我，欣慰地告诉我，她终于把梁思成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整理竣事，在美国出版了。这对夫妇如此珍重友谊，使我深深感动。

我读过费正清的巨著《美国与中国》。在美国汉学界，那几乎是本必读物。

《观察中国》是15年来费正清在美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论文的结集，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及评论。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萧乾

1997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