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帝国主义观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1919年开始已酝酿了30年），这反而使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讨论。我想，我们至少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一个是推行帝国主义，一个是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享有一种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对此不满。今天，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由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列宁所称的那种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弊。从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耻辱，它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
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是指欧洲列强对别国的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实行殖民主义。19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科学的启发，看出资本家或金融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是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参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欧洲人把中国某一地区划为他们的特殊领地，而我们只是就贸易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项“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代用词，至少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中提到的“中国的完整”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参与帝国主义侵略）列宁主义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因为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们并不完全依靠同中国的贸易、事实上，贸易额非常小。总之，用资本帝国主义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进行的1941—1945年的对日作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可以认为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些战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这一事实使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为不幸，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如何，强权政治和与之相生的军国主义精神似乎总是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而增长。里根政府的观点是，反共即“白由”，因而必须进行军事防御，这说明在强权政治竟争对抗的形势下，我们是缺乏远见的。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施加给中国的帝国毛义是一种扩张的表现。我们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具有扩张性。然而扩张是个中性词，不褒也不贬，既可以用来描绘我们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用来描绘非官力的传教运动。
01、鸦片的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以为近代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动。中西交往的大门就是以这种方式打开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这以后同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似乎都一样。虽然美国在一个世纪中同中国保持的友好关系以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需求的贸易利益与当时文明的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是近代持续了很久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责却被其经济利益冲淡了，以致鸦片贸易延续了百年之久。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进行定期贩卖。那些把鸦片贩到中国的人只是些私商，他们把鸦片运到海岸，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销售。1800年以后，中国人口过剩，时世维艰，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对此我们至今尚未认真研究过——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起初，中国吸毒成瘾者很少，但到19世纪末，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可以和印度竞争。沉溺于鸦片之中，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种灾难，因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从一开始，买卖双方就认识到由鸦片贸易带来的道德问题，英国议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曾六度就此问题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停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强调贸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国法律对英国人的保护的重要意义，但真正的动机是金钱——先是通过鸦片生意和在印度征税，然后是对英国进口茶叶的税收，这种茶叶贸易主要靠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
其次，看看进行战争的手段。战争起因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在广东禁销鸦片，限制英国人的贸易。主张贸易自由的鸦片商人威廉·查顿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计划并阐述了进行战争的目的。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受雇成了舰队的领航员，鸦片公司的职员成了翻译。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况中得到不少好处；英国军需官在伦敦银行通过卖证券得到银两，这些银两是从沿海鸦片接收地的中国买主手里换来的。从一开始英国人就想让中国赔偿远征军的全部费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索赔战争损失的投机买卖，这样，英国人可以间接赚到许多钱。战争结局，清政府战败，签订了赔偿英国2100万两白银巨额赔款的《南京条约》。
在那个时期，英国报界热衷于报道阿富汗战争和再次征服喀布尔，鸦片战争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对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关系。鸦片也流入了英国，不仅像托马斯·德·昆西和吞食过1/4磅鸦片醉混合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这样的名人，甚至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都成了鸦片牺牲品。每年约有500箱鸦片流人英国，而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两万箱，最后达到八万箱。年轻的格拉德斯就鸦片贸易曾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被后来要求治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罪恶的呼声淹没了。由于鸦片市场被中国的生产者占领，英国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了。厌恶鸦片但支持战争的新教传教士们，面临着这段历史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天主教传教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他们一边扩张一边进行颠覆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传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穿行于各省，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着一种异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国殉教的法国教士，同在沿海地区活动的鸦片商人查顿及其同僚亚历山大·麦森一样，公开嘲讽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更不用说新教徒——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这已成定论。
事实上，根据西方人的报道，中国的开放只不过是一种中外联营。拿撒路会和耶稣会的新人教者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在中外贸易中，他们成了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的同行。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律：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从一开始，鸦片贸易就是中外联合的行动，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远胜于兰开夏的纺织品，由此出现了超乎外国人想象的鸦片销售网络。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地痞流氓。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帮会成员的避难所。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20世纪终于以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阶层之一的面貌出现，但在中国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们走的明显是下坡路。
19世纪40年代，人们经常能看到鸦片商人指导外交官和援助英国军队。中国的政府官员多次从经验和灾难中总结教训，想努力赶上西方的军事技术。1800年，英法侵略军终于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今天的研究报告揭露了鸦片贸易的罪恶、阴谋和政府在这种贸易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并谴责英国人侵略的不道德，尽管他们打着制裁的招牌。
19世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通商口岸与日渐繁荣的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英国的主要代表查尔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这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声誉。英国商人对额尔金勋爵人道主义观点的厌恶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额尔金在1858—1860年间完成了1836年开始的“开放”中国的工作。
鸦片是一种类似现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瘾的麻醉剂，长期吸食会使人成为这种社会罪恶的牺牲品。人道主义者试图终止英国人在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向中国贩运鸦片，他们遇到的困难同当今美国人的难题差不多，美国人力图使一些大的烟草公司停止香烟生产。
我们都承认，香烟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我们发现，许多州仍对此抱着浓厚的兴趣，反映在国会里，时有议员为之叫嚣鼓噪；再者，烟草公司的股东们也有利可图。简言之，我们知道现在对烟草的嗜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烟草生意对美国经济的帮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们还在因鸦片贸易继续谴责英属印度的话，那我们也该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1976年1月11日的《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的是彼得·沃德·费伊所著《鸦片战争，1840—1842，19世纪初在天朝的野蛮人及他们强迫打开中国半封闭大门的战争》（卡波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5年；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和杰克·比庆所著《中国鸦片战争》（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