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19、山西一个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比尔·辛顿（注：中文名叫韩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还是个身材高大、开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义”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给革命的中国带去了博爱的集体奋斗精神和技术才能。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和才能，他母亲卡米莉塔·辛顿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创办过一所进步学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国，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职务是拖拉机技术员。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个工作组，对北京西南山西省武乡县黄土高原上中庄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调查。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辛顿广泛收集村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情况。村民斗争了地主豪绅——地主特权阶级，为每个人划定了阶级成份，把村里的财产平分，以创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辛顿于1953年最终回到美国时，美国海关总署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安全原因没收了他的笔记。辛顿花了5年时间和一大笔诉讼费，才把笔记弄回来。他后来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的著作，书中描写的是外国人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中国农民革命最内幕的情况。书中援引了许多人的谈话，并对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时，比多·辛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国作为期7个月的访问，包括对中庄村的访问。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共产党一个工作小组的观察员。但不同的是，这次协助他的是他的女儿卡玛。卡玛十分能干，天真活泼。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由女儿作翻译，比尔·辛顿的采访记录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许多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据这些笔记，写出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深翻》。此书描写了数十个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小计谋、爱与恨、希望与问题等，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翻身”的意思是转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也就是新秩序下所发生的变迁。辛顿的前一部著作基调乐观，描写村民经过斗争，取得胜利，过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却较为忧郁，写村民如何努力想解决村中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的情况。它追溯了中庄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历史，这23年包括4个连续的革命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庄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响。1948年后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集体化时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但此举却使共产党面临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允许一部分有胆识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富农经济呢，还是让每个农民都走向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毛力主实行集体化。集体化运动分为3个阶段，包括互助组、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农民按照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后的生产队把农民的所有财产都买走，再按农民所挣的工分付给他们报酬。1956年以后，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没有人能认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为公有财产。中庄村整个村子是一个大队，下分7个小队，其中6个小队搞农业生产，1个小队搞副业生产，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禁止向城市移民。此举使国家容易收购余粮，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
中国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过了一代人之后又引起人们的兴趣。邓小平推行的个人承包和家庭农场等新的“责任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现在我们又听说，村民在拆除集体设施的同时，把所种的树也砍了，学校的门窗也被偷走。
中庄村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是一场调动所有人力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群众运动。辛顿发现，村民对大跃进感到振奋。尽管大跃进未能持久，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了不起的运动。这种动员劳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做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作的一种努力。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电力学和应用力学。
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些做法太过火。猛烈的“共产风”使人们一味追求平均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则。不着边际的浮夸被视为巨大的胜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统计数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领导干部已变得昏昏然，脱离了实际。他们提出各种计划，并要求别人照计划办，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会招致失败。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最后，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大的灾难是说胡话。”接踵而来的是农业欠收和半饥饿状态。
此后，中庄村的革命又经历了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把“阶级斗争”宣传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阶段，但这种做法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总的看来，群众接受继续划分阶级成分以及由子女继承“权利”的做法。但划分成分的标准很不明确，因此无法准确执行。这些整风运动引起了一些个人恩怨，而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争斗和其他非经济性质的问题。
最后一个阶段，是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由于反对新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在上层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在下层“发动革命”。《深翻》描述了中庄村以及山西全省和东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况。
在毛号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同时，官僚们也同样在动员红卫兵和部署他们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护自己，同毛杭衡。随着党政领导人被赶下台和新人物上台，斗争方式也逐步从游行、集会升级到拳打脚踢，直至使用武器。
许多地区出现了全面内战，随后军队也介人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态度。中庄村出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领导班子，很快这个班子就变得腐化、专横起来。到1971年，辛顿加人试图扭转这一局势的工作组时，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寿终正寝。
在参加工作组的会议时，比尔·辛顿反映了革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新建的党政机构再一次把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分离开。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这种权利必须服从压倒一切和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最终也就是服从由党代表的国家至上的利益。辛顿还注意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严厉谴责、义愤填膺和不容妥协的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灾难。辛顿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运动，一些小组织就会联合起来，组成两大对立组织。和英格兰玫瑰战争㊟中的情况一样，这些组织建立在个人间的关系和对派别领导人效忠的基础上。一派总是把另一派称为反革命，这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也是为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借口。同时，人们面对一种巨大的盲从的压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难的。但是，参加任何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正义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意义。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种派性斗争源于中国农民生活中村落之间的传统怨恨。同时，官僚主义继续提出种种要求。例如，他们命令把沟挖得宽些，实行麦子和棉花套种。比尔·辛顿是位有经验的农民，他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套种意味着拖拉机和大车都无法进到庄稼地里。这样，农民就必须把肥料肩挑到地里，因而把地又踩实了，不得不多锄几次。这在人力上是极大的浪费。
上级干部要求实行的另一个策略，是让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一政策耗费了大量粮食。有一阵子，养猪等副业生产曾被斥为“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上面还下过把猪都杀掉的命令。自负、无知的干部尽管缺乏农业方面的经验，却发布有关翻地、栽种、种子和农民的命令，导致无尽的灾难。官僚作风威胁着集体化。
然而，今天，比尔·辛顿仍然担心，家庭农场的复兴和解散农民辛苦劳作的集体化合作，能否适合中国将来的需要。
“过去，我以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并保护他们利益的。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旧的国家机构已经转化成一个自主的实体……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了地主……却重新产生了基层官僚机构，不由使人想到过去的封建王朝。”
总而言之，中国肯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变化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大。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辛顿所著《深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3年5月15日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