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对本书各章所讨论的著作，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首先，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探讨的是美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和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或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视两个社会中个人地位的差异。毫无疑问，这种对我们现在称为人权的东西的关注，反映出美国人为在国外增进人权以便在国内捍卫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实上，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看来已越来越阻挡不住技术的进攻，因为技术总是能找出新的途径，把美国人并人电脑化的单一经济和社会之中。在1830年后传教的百年中，上帝并未完全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向国外派布道团主要是为了改善教会在国内的艰难处境。现代不分宗教派别的人权事业，今天也处在同种状态：它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得到支持。

美国的这种信念，究竟使我们同中国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问题，由于中国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团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国人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从个人行为方面来说，我们必须看到，儒家强调的是责任，而西方人强调的是权利。中国人可继续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么程度上与基督教的观点产生共鸣？中国传统特权阶层的儒家人文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新的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儒家共产主义真的正在中国出现吗？

不管结论如何，我们都能预料，中国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会是保守的，他们拥护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80年代后期，在党的权威与个人言论自由之间的继续斗争中，我们可能还会站在某一边。

1987年，这一斗争的形式是学生为争取“民主”而发动的游行示威，不管这种“民主”的概念如何，这些游行示威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镇压，而且有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斥为来自国外的“精神污染”。

无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很可能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员。然而，为了避免把这个问题搞得过于简单化，我们应注意某些有利于这些官员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若非痴人说梦，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乡镇企业家真正富起来了；工人发现铁饭碗裂缝了，雇用期的长短已更紧密地与工作表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现在能对各种政治制度说长论短；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文化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几十年受压抑的创造才能，现在正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才能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来。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助长了腐败。用某些市场经济的特点来改善指令性经济并非易事，通过合资企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政策已经受到限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过8年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后，学生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从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4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他们中具有毛思想的党员，可能会设法改变路线。

最难评价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和状态。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其专制控制并同时保住政权？它能否真正从按照毛的教导实行统治转化为按宪法立法程序实行统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义的，农村集体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义的，就更不用说共产党是正义的了。那么，人们就不能期望共产党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等于犯了叛国罪，它比偷盗罪或杀人罪更为严重。把政策与爱国主义分开和容忍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学说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领导人靠智慧和永远正确实行统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政策是反映领导人特征的一种形式，因此攻击政策就是攻击统治集团。甚至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许多政治犯在接受劳动改造。总的来说，拷打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中国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劳动改造等观念，允许剥夺人身保护权；不断逼供和使用侮辱、减少定量、单独监禁、戴手铐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进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范。法律的这种不发达状态，是中国学生强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学生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殊阶层，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学生相提并论。他们自诩为古代学者当政传统的继承者。作为潜在的政府官员，他们是国家利益的监护人，并还要看当时的情形，哪怕不在场，也必须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成绩优良，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可能会面临的艰苦条件。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我们所关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作用，也许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