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长庆元年春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贡举舞弊案的党争背景
在这个鸟散余落花的春天，让我们的目光穿透茫茫烟云，投向十三年前，也就是元和三年那个绿肥红瘦的季节。那时，另外一场考试正在举行。
这是一种和进士科略有不同的考试。考取进士只意味着得到入仕的资格，也就是“释褐”。新进士们还要参加吏部的铨选，才能为官。在中进士后的十多年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就曾屡屡受挫于铨选，迟迟不能正式踏入官场。制举就不同了。它举选合一，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这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范摅曾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青衿书生、白衣寒士无不对制举趋之若骛。就连已经考取进士，甚至入仕的人也想通过制举，为政治生涯赢得更高的起点。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当举子们安静地鱼贯退出考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翘首等待放榜的日子时，他们泼墨挥毫写下的文章，已经送到了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案几上。
在元和时代的名臣中，韦贯之以品行高洁著称于世。他的父亲韦肇早年是中书舍人，因为屡屡上疏批评朝政，开罪权相，很多年没有升迁。宰相曾放出话风，如果韦肇登门拜访，我会为他安排个好的位置。可韦肇听后，如风过耳，无动于衷。韦贯之大有乃父遗风。少年时，河中、泽潞节度使都曾以厚币召他入幕。可他选择了清贫的生活。一日三餐，豆糜而已，颇有古人箪食瓢饮的气质。唐德宗（李适）晚年任用的京兆尹李实恶名昭彰。如果他答应推荐某人为官，几日后必如他所言；反过来，他要诬谮某人也是易如反掌。士大夫们都很畏惧这个小人。李实曾将手中的笏板给旁人看，上面写着韦贯之的姓名。他故意说：韦贯之与我同住一个里坊，我很愿意向天子推荐他。听到这话的人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韦贯之。对这露骨的暗示，韦贯之和他父亲当年一样，一笑置之。唐德宗驾崩后，李实被贬，不得不从偏僻的小路逃离长安，才躲开了袖中装满瓦砾的百姓。没有阿附这个奸臣的韦贯之终于得到升迁，还受命成为元和三年制举的阅卷官。
那是一个“渐开荷芰落蔷薇”的初夏夜晚。韦贯之从容地挑亮了案几上的灯火，就着淡淡的烛光徐徐展开了第一轴卷子……时间就在纸张舒展发出的轻微“沙沙”声里悄无声息地流走。奉旨担任考官的，还有户部侍郎杨於陵。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应考时匆匆草就的文章大多寡淡如水，让人很容易疲倦。韦贯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伸手又取过一卷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卷子。
这是皇甫湜的试卷。当韦贯之的目光从整齐的卷面上扫过时，眼前忽然一亮。他仿佛看见长久以来自己想说而没敢说的那些话。关于宫廷内宦官的专横和宫廷外重重危机的沉重话题，凝固成眼前一行行端丽的楷书。让韦贯之没有想到的是，这样让心微微颤抖的文章，这个夜晚他竟然看到了三篇。
韦贯之长时间地摩挲着皇甫湜、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三篇文章里洋溢着年轻人所独有那种“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让人过中年的韦贯之油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他把三份卷子专门挑了出来，放在手边，预备列入上第。这看似寻常的动作，轻快，随意，仿佛荼麽花上蝶翼的颤动。
我仿佛看见，那翅底的微风经过一系列莫测的变化反应，演变成二十年后的党争风暴。看着秉烛阅卷的韦贯之，我只能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蝴蝶，在元和三年的灯影中，张开了诡异绮丽的双翅。
几天以后，韦贯之选中的卷子送到了翰林学士裴垍、王涯手中。他们奉旨重读了一遍。谁也没有挑剔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文章。卷子和名单很快就送到了李纯（唐宪宗）的御案上。最开始时，天子对那年制举的结果也很满意。榜文公布后，他让中书省从优安排十一名取中的士子。
接旨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
年轻时，李吉甫就深受神仙宰相李泌的推重。陆贽为相时，两人政见不合。李吉甫被贬出长安。辗转江淮十五个春秋后，他突然被调到忠州任刺史。因为，朝中奸佞已经把陆贽贬到了那里。这是故意把刀塞到李吉甫手中。不过，他们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李吉甫对落难的陆贽十分尊重，早已抛开当年的恩怨。如此器量赢得了一片赞叹。元和时代，李吉甫终于可以回长安了。平定西川刘闢和江南李锜的叛乱中，他都坚定地站在李纯一边，极力主张“武力削藩”。
元和二年正月，宰相空缺了两位。李吉甫自信，凭借两年来的功绩，自己有望拜相。这时候，宫中传来的旨意，让他和另一名翰林学士裴垍垂帘挥翰，起草两份命相的白麻制书。李吉甫起草的这份，是拜武元衡为相。写完后，他掩饰不了失望之意，连声叹惋。谁会想到，珠帘那侧，裴垍正在草拟的白麻制书，就是给李吉甫的。等裴垍写完，才从容起身，向他道贺。执手之时，李吉甫几乎潸然泪下。他动情地对裴垍说：我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朝蒙恩，竟然当上了宰相！
长年漂泊在外，李吉甫对京城的情形多少还有些隔膜。他郑重其事地请久在长安的裴垍推荐贤能。裴垍也很受感动，取过纸笔，一气写下了三十几个名字。不过数月，李吉甫就按照裴垍开具的名单一一重用。一时间，朝野翕然赞赏李吉甫用人得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告诉我们，浏览了几份卷子后，阴冷的幽蓝色怒火燃烧着李吉甫的每一根神经。气愤？羞恼？举子们对时局的放肆抨击激怒了这位执政的宰相。他用颤抖的双手把三份卷子一一摆放在面前，和我们一样，琢磨起纸张背后的是非纠葛。当李吉甫相信自己把策文后的关系脉络梳理清楚后，就带着卷子大踏步走进了大明宫……
看着痛哭流涕的宰相，李纯有些不知所措。李吉甫的矛头不仅指向主考官韦贯之，连复核卷子的裴垍、王涯也没有放过。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没有言明；身为同僚，裴垍居然也没有任何异议。
一声哭泣，把李纯放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内心深处，他对李吉甫的指控也许不以为然。可他考虑的更多。李吉甫是削藩大业的主事者。李纯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如何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好去位让贤。这会给阻力重重的武力削藩带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转念至此，李纯没有再犹豫，很快公布了最后裁决：裴垍、王涯被罢免翰林学士；韦贯之先是贬到果州，几天后又被贬到更加遥远的巴州；王涯也离开了长安，到虢州任司马。因未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挂名的考策官杨於陵外放岭南——在李吉甫的哀哀哭声中，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
这就是《资治通鉴》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描述。一千年后，我们还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犀利文字刺痛了李吉甫？
寻找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阅读那三篇搅动漫天风雨的策论。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文章早已湮灭。翻开《全唐文》，我找到皇甫湜的那篇策文。也许，这是解开我们心中迷团最后的钥匙了。我翻来覆去，力图看透文字背面的东西，可眼前一片茫然。没有一个字句是攻讦和影射李吉甫个人的。最尖锐的语句都直指重重帷幕后面的阉人。这样一篇策文，何以惹得颇有器量的李吉甫无名火起？
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虽然散失，不过推想起来，主题应该相去不远。
我们应该想到，主考官韦贯之对阉人怀有深深的厌恶。大臣裴均死后，他的儿子想请韦贯之写墓志。写墓志又称谀墓。这是唐代的时尚。丧家往往愿意一掷万金，换来一篇对亡者的赞歌。这一回，裴家愿意拿出万匹绢缣来作为润笔。可韦贯之公开扬言，宁可饿死，也不会写这篇墓志。因为他鄙薄裴均是左神策军中尉的义子，生前与阉人形迹太密。三篇抨击阉寺的文章得到韦贯之的垂青，没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有人怀疑，《资治通鉴》搞错了，在李纯面前哭诉的，是某个权阉，而不是李吉甫。
翻开新、旧唐书，我们发现它们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与《资治通鉴》大相径庭。
在两篇传记中，事情要从裴均说起。当时，这个左军中尉的义子任荆南节度使。他以金银玉帛贿赂宫中的阉人，想回长安任仆射。李吉甫对裴均的为人也非常鄙薄，出面阻挠，令裴均和他身后的阉人非常恼怒。当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的策论将矛头指向阉人后，裴均的党羽立刻散布谣言，称三名举子是受宰相李吉甫指使，恶意攻击阉人。这样，内庭的权阉们哭诉于天子面前。结果，李吉甫被贬出长安。几乎同时，裴均如愿以偿地入朝为仆射。
新、旧唐书和《唐会要》都只是泛泛地说皇甫湜等人的策论引起权贵的不满，根本没有指出大动肝火的权贵究竟是谁。那么，司马光凭什么言之凿凿地指实这个权贵就是李吉甫呢？在他笔下，李吉甫气量狭隘，不能容人，与宦官沆瀣一气，摆出一副让人厌恶的权相嘴脸。
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那一个李吉甫才是真实的？我不禁有些踌躇。
身处旋涡的三位举子中，皇甫湜因名士气太重，一生几遭贬谪。观其一生，多数时间不是出入幕府，就是沉沦下僚。与他同遭厄运的牛僧孺和李宗闵却是未来几十年中的风云人物。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三篇策文中，偏偏皇甫湜的文章留下了。晚唐史上两位要角牛僧孺、李宗闵的文章却再无影踪。他们后来都与阉人情形暧昧，对年轻时抨击阉人的壮举讳莫如深。有人推测，为了掩饰早年仇视阉人的立场，牛僧孺、李宗闵销毁了自己的策论，还尽可能地篡改元和三年策论案的记载。
时移事往，真相泯灭。策文抨击的对象变成了李吉甫，迫害他们的人也变成了李吉甫。向天子哭诉施压的阉人被小心的隐藏起来了。
这么说，司马光弄错了？
我揣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抨击了阉人。这时候，裴均正在谋求右仆射一职，却遭到李吉甫的反对。于是，他的党羽散布谣言，称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在策论中攻击阉人，是受李吉甫的指使。自感委屈的李吉甫哭着在李纯面前为自己辩白。他洗脱了自己的责任，却让裴垍、王涯、韦贯之和杨於陵当了替罪羊。在李吉甫眼里，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更是不值得庇护的小角色。
就这样，双方留下了一段几十年解不开的心结。
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一个月后，翰林学士白居易在疏奏用“上下杜口，众心汹汹”八个字，概括了朝野的反应。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名重当时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如此牵强。人们把矛头都指向了李吉甫。昨日的贤明宰相成了今日打击言路的权臣。借助这种不满情绪，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开始有所动作。元和三年的长安暗潮汹涌。
这是李纯和李吉甫都没有预料到的局面。迫于压力，李吉甫不得不在半年后自请离开长安，到扬州去避一避。他空出来的相位，李纯留给了贡举案中受牵连的裴垍。
对李吉甫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波折。几年时间转眼过去，贡举案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裴垍因风疾辞去宰相，李吉甫又回到了长安……元和三年贡举案这一页仿佛可以翻过去了。可李吉甫没有想到，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下了一生的敌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被贬，牛僧孺、李宗闵对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别了长安的绿槐香陌，云甍彩栋，流落到藩镇的幕府栖身。但是，他们还年轻，他们会回来的，带着对李吉甫的仇恨回长安。
元和三年高中的十一人中，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未来，长安的玉户朱门、朱槛翠楼，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牛僧孺和李宗闵这两个名字更是注定要捆绑在一起，作为朋党领袖，写进晚唐史。杨於陵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座师，又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被贬岭南。这一层渊源使杨於陵之子杨嗣复成了牛僧孺、李宗闵的密友。他也是未来朋党的中坚力量。
到那时，李吉甫墓木已拱。迎接他们挑战的，将会是李吉甫之子李德裕。
十三年前，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抗衡李吉甫。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他不是李吉甫的政敌。裴垍为李吉甫推荐人才的故事已经成为一段传诵千古的佳话。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友谊。李吉甫还对裴垍耿耿于怀。但元和三年，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总之，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它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
重回长安的李吉甫，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可以和陆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李吉甫了。他频频出手，报复几年来与自己结怨的大臣。连李纯都对李吉甫的睚眦必报的作风有所耳闻。为了避免他快意恩仇，皇帝起用李绛来牵制李吉甫。两人都出于赵郡李氏。可李吉甫阴柔，李绛阳刚；李吉甫的价值在于行动，李绛的价值在于语言；李吉甫是理想的执政者，李绛是天生的反对派；李吉甫是细水长流，李绛是电光石火……在道德主义者李绛和功利主义者李吉甫共掌朝政的那几年里，两人水火不容。他们的争论写满了《资治通鉴》。
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可在元和年间，他依然只是棋局中一个能适时提出建议的旁观者。李吉甫在辩论中窘态毕露，可实际政务上却游刃有余。司马光不惜笔墨，复述李绛如玻璃碎片般的话语，薄脆易碎、可是犀利、闪着点点的光。李纯也没有低估他最能干的宰相。直到病故前，整个外朝一直在李吉甫的控驭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作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项，大多不了了之。
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
李绛非常憎恶李吉甫所提拔的京兆尹元义方，将他斥逐出长安。借着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对李纯说：李绛将我斥逐到鄜坊，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当京兆少尹。第二天，李纯问李绛：人们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么？
李绛说：所谓同年，不过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如果一个人真有才能，即使是自己的族人，也不会为避嫌而放弃，何况同年？
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就是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事情来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兴起党锢之祸，结果亡国无日。李绛最后用了一句有力的反问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大论：
“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同年结党，史不绝书。李绛的话语余音绕梁，党争的真正主角们就要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李纯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他这样深刻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在具体事件发生前，就预感到它的发生。
早在溪云初起的元和八年，李纯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的满楼西风。
那些关于朋党的传言如“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是漫天雨雪将要来临的明显前兆。《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一再地提到朋党的传言。可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些传言是从哪里归纳或编造出来的，流传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谁最热衷心于传播它们，最后又是经谁的口舌传到了大明宫，传到了天子耳中。没有，什么都没有记载。不是不记载，而是无从写起。即使是元和时代最见多识广的人物，也说不清传言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传言的本质特征。它们无根无由，却又有声有色。它们往往不是什么长篇大论，而是些只言片语。可那都是让人一听难忘的声言片段。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真假难辨，云遮雾罩地分也分不清。它的假是激动人心的，使人产生传播的欲望；它的真是显而易见，使人相信自己的传播是正当的。这些闻风而动，随风而去的传言不止能混淆一时的视听。
有时候，“风始于青萍之末”，它改写了整部历史。
当党争的传言飘散在长安的空气中，腰金拖紫的大臣们也悄悄改变了心态：也许只是一段个人恩怨，如今当事人不得不仔细地评估对方背后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也许只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个观点，如今在表达前，要更多地考虑身边各色人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准把身边人分门别类，把自己的命运和某些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如今反而被慢慢地看淡了……长安人事如蛛网，善恶交织，有着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层次和向度。每个人都在编织欲念之网的过程中，将自己变成丑陋的蜘蛛。蛛丝在我们的目光中闪着幽幽的光。每一缕、每一线或许有逻辑可循，但整张网却是纠结繁复，黏性十足，带着三分毒，一沾上，就逃不开。
《论语》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之说。大臣们不会不知道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这一古典划分的种种论述。可他们我行我素，在对个人功利的追逐和狭隘意气的执迷不悟中，遗忘了立身的原则。
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朋党的心已经在传言蔓延的年代悄然跳动着。那是无可救药的毒，是象空气一样弥漫开来的戾气。书蠹一样的传言把写着“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墨迹一点一点地吞噬掉了。
留下的，是一卷千疮百孔的晚唐史。
让人深感意外，第一位背上朋党罪名而落马的要人，竟然是有“坚正”之名的韦贯之。
元和三年策论案后，韦贯之先是被贬为果州刺史，在谪路上又接严旨，被黜落为巴州刺史。但是，他的清誉没有因一次次的谪贬而受到伤害。很快，天子又将他征召回长安。任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的两年中，韦贯之摒绝请托之人，抵抑浮华之风，赢得了一片赞誉。李纯面赐金紫，并让他出任宰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贯之结党牟私。
可是，这个君子得罪了天子身边的一个弄臣——靠伶牙俐齿博得天子宠幸的张宿。
唐宋时的官员公服以颜色区别品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七品以下只能服碧了。所以，沉沦下僚的人会感慨“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五品以上的大臣上朝时，公服的腰带上佩有鱼袋，内藏鱼符，作为出入宫门的凭证。四至五品的，配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早年间，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称“臣梦见陛下八百岁”。武则天一喜之下，授给他拾遗。一回，朱前疑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称自己听见嵩山高唱万岁声。这次，武则天赐给他一个银鱼袋。所以，佩带鱼袋有褒饰之义。
张宿当时是左补阙，品级比朱前疑的拾遗略高，但也不过是从七品，没有佩带鱼袋的资格。有一回，张宿奉旨到平卢军去。为了抬高他的身份，显示朝廷重视李师道，裴度出面请旨，希望让张宿破格享受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却说：张宿不过是个奸佞，配不上银鱼绯服。话传到这个小人耳中，他当然对韦贯之恨入骨髓了。可是，小小左补阙心里也清楚，凭他是不可能扳倒一个宰相的。这个小人只好隐忍不发，等待报复的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的晨光中，震惊天下的武元衡遇刺案改变了元和朝的政治局面。
李吉甫去世后，武元衡和裴度是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两人同时遇刺，使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河北藩镇。凭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李纯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谋。宰相血溅长衢的惨状，大大刺激了天子。他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宣布讨伐成德。
可是，此时淮西之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韦贯之屡屡上疏，请求朝廷先取淮西、后讨成德，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可宰相横尸长街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李纯的神经。他根本听不进韦贯之的劝谏。作为刺杀对象之一，报仇心切的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为此，两人已经几次发生争执。
这一切都落入张宿眼中。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知道报复韦贯之的时机成熟了。可他还需要一个理由。
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之名，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恰当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李纯。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李纯脑中紧绷的那一条弦。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李纯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要用手中的权力，来阻止党争。
就这样，韦贯之被免去宰相之位。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他的名字也被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
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在这些人中间，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韦处厚还是未来的宰相。张宿固然一时快意恩仇，可卑鄙的行径也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一个无行小人。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隔岸观火。韦贯之被贬后，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权势赫赫。可正因如此，天子把警惕的目光又投向了他。裴度竟然无知无觉，还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当他听说皇甫镈将会成为新的宰相时，急忙上疏天子，极力反对。早有成见的李纯更加坚信，这是裴度在党同伐异。“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这个风光一时的大臣也步韦贯之后尘，被贬出了长安。
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表明李纯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他要以霹雳手段阻止党争时代的到来。
可惜，神明渐衰的李纯疏忽了身边一个真正的朋党。结党之人，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结成了坚固的政治同盟。
萧俛是南齐、南梁皇室的后人。南朝败亡后，江东旧家多如乌衣巷口的斜阳，不复往昔光景。兰陵萧氏齐梁房大概是唯一的例外。这一房很早就南燕北飞，没有和其他南朝旧族一样，沦落为寻常百姓家。关陇的门阀爱慕兰陵萧家的风流一脉。萧家齐梁房想凭借关陇门阀的政治资源，维系一流士族的地位。双方以婚姻为媒介，联成一体。后梁明帝的子孙前后八人相继成为宰相，留下了“八叶传芳”的美谈。萧俛就出身这高贵的八叶世家。萧俛的曾祖萧嵩，祖父萧华在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两朝先后出任宰相，深为世人所重。
污浊的长安朝堂中，萧俛如一支出水的青莲，在过眼云烟似的浮名与实利笼罩下，依旧不改自己的高洁本色。
令狐楚自称初唐十八学士之一令狐德棻后裔。可他的祖、父两代不过是县令、功曹一类的小吏，家世儒素。令狐楚早慧，弱冠之年就应进士科考试，以华丽的骈文享有盛誉。深宫中的唐德宗（李适）能从无数奏章中，辨认出他艳丽无比的文笔来。有一回，太原兵变。十数骑悍卒手持利刃，连夜将幕府中的令狐楚挟持到辕门。叛乱的士卒要他立刻草拟一道表文，向朝廷传达他们的意思。在寒光四射的刀锋下，令狐楚从容地研墨动笔，一挥而就。文章被当众宣读后，入情入理的文字打动了在场很多赳赳武夫的心。令狐楚环顾四周，看到一张张泪水涟涟的面孔。凭一枝如花妙笔，让一场大乱消弥于无形。从此，令狐楚名满天下。
比起清高的萧俛，令狐楚要更复杂些。在父亲眼中，他是孝顺的儿子；在好友眼中，他是知情重义的知己；在晚辈眼中，他是貌似严肃、实则宽厚的长者。但是，令狐楚有他阴暗的一面：为了排挤政敌，他可以不顾大局，阻挠淮西之役；为了讨好天子，他可以克扣修陵匠人的工钱，弄得民怨沸腾，声名狼藉。不幸的是，他还有一个更加声名狼藉的朋友——皇甫镈。
无论家世、人品还是学问，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都相去甚远。皇甫镈求实利，令狐楚讲文采，而萧俛重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分别代表了士大夫的三种类型，是三个极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可正是这三个人，结成了元和末最大的朋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同在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是所谓的“同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把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吧。
同年关系，可以将素无渊源、毫不相似的三个人绑在了一起。可见，李绛当年说“来自四方的人偶然同时科考登第，哪有什么私情”的话，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从元和六年起，萧俛就一直是翰林学士。得势之后，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这样，皇甫镈可以在暗地里窃笑了：在举足轻重的翰林院有两位同党照应，这让他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可是皇甫镈的笑容很快僵住了。由于反对裴度征伐淮西，萧俛被免去翰林学士。因为同样原因，令狐楚在第二年也被裴度赶出了翰林院。等李纯有意拜皇甫镈为相，又是裴度站出来反对。朝野上下，呼应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贞元七年进士党被裴度逼到山穷水尽时，局面突然峰回路转。在天子的坚持下，皇甫镈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昂首走进了宰相们的政事堂。随后，他将萧俛推上御史中丞之位。咄咄逼人的裴度已经让李纯心生厌恶。他被贬到太原后，空出了一个相位。皇甫镈不失时机地向天子推荐了令狐楚。
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贞元七年登第的三个同年迎来了颠峰上的灿烂晚霞。
可是，元和宫变的那个黑夜接踵而至，颠覆了一切。身居东宫的这些年里，李宥冷眼旁观，对皇甫镈的奸邪倒是看得明明白白。登基之后，李宥立刻在月华门外召集还穿着素服的大臣，当众宣布罢免皇甫镈。谁都看得出，新天子杀心萌动。在令狐楚的斡旋下，萧俛接替皇甫镈，成为宰相。二人联袂入宫，苦苦哀求李宥放过他们的同年。几天后，风光一时的皇甫镈被押送到天尽头，再也没有回来。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成了最致命的因素。
由于和皇甫镈形迹太近，令狐楚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他救了皇甫镈一命，却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久，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接着，有人揭发，令狐楚为李纯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身边的亲信勾结阴阳官，克扣工徒工钱，将克扣所得的十五万贯当成节余进献，讨好李宥（唐穆宗）。毫无还手之力的令狐楚很快就被贬为宣歙观察使。
就谪贬来说，宣城如画，还算是个不坏的去处。元和年间，长安省、寺的郎官们相聚饮酒。推杯换盏间，以各自平生所喜、所恶之事为酒令，谁说得好，在座诸位同饮一杯。有人说喜绘画和下棋，有的害怕无知妄为和阿谀奉承的人。唯独工部员外郎周愿说：我平生最喜欢宣歙观察使，最惧怕老虎。席上同人纷纷表示深有同感。大家陶然引杯，一醉方休。
但是，令狐楚到底没能去成宣州。一道制书，他再贬衡州。就这样，昔日风光一时的宰相如同一羽孤雁，凄凄惶惶地飞向清冷潇湘。
起草这道诏书的翰林学士，就是诗人元稹。他让怆然南下的令狐楚，体会到什么是“人情薄如纸”。
元氏是北魏皇室。不过，到元稹这一代，已没落多时了。八岁丧父后，元稹在母亲郑氏的教导下，九岁写文章，十五岁两经擢第，二十四岁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登第十八人中，元稹独占鳌头。少年得志，使元稹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锐气。在回长安的路上，他与一个出京办差的阉人在敷水驿发生争执。李纯将他贬为江陵士曹。从此，少年才子十年蹉跎，在元稹最潦倒的时候，爱惜人才的令狐楚将他召回了长安。
十年宦海颠簸，消磨了元稹曾有的气节和勇气。被贬江陵时，元稹结识了在那里任监军的崔潭峻。在他的刻意逢迎下，两人很快结下了很深的交情。回长安后，元稹通过崔潭峻，攀上了权势更大的知枢密魏弘简。往来酬酢中，元稹和宦官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如今的他早不是敷水驿那个嫉恶如仇的年轻人了。
还在东宫时，李宥就很喜欢元稹的诗歌。左右妃嫔，经常为他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有几篇诗歌，还被谱成乐曲，传唱深宫。宫中都称元稹为“元才子”。在元和宫变中出过力的权阉崔潭峻听说后，他马上献出百篇元稹新作。李宥欣喜之余，问起诗人的近况。崔潭峻告诉他，元稹就在长安，不过是一位散郎而已。靠这一重渊源，元稹时来运转。短短数月中，他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入翰林学士院。看在崔潭峻、魏弘简面上，宫中的大小阉人争相结交这个天子新宠。
以元稹今日的地位，为令狐楚转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元稹有他自己的考虑。翰林学士号称“内相”，离真正的宰相也就一步之遥。可这一步，元稹怎么也迈不过去。他所缺的，不是圣眷，而是舆情。
长安人都知道，元稹是个薄情之人。他曾写过一本《会真记》。这篇传奇的主人公是一位贫寒的书生张生。在寓居普救寺时，他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西厢幽会。情浓之时，痴情的莺莺以身相许。两人结下了一段孽缘。等张生在长安金榜题名后，却无情地抛弃了莺莺。这个故事后来被元曲大家王实甫改写成动人的《西厢记》。鲁迅和林语堂都认为，始乱终弃的负心人，就是元稹本人。
元稹的娇妻韦丛出身名门。在长安，韦家与杜家并称豪门。当时有谚语：“长安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韦、杜两家地位之高。韦丛之父更是官至太子少保，死后赠左仆射。这样一门对仕途有利的婚姻，当然比普救寺中的如花美眷更能吸引功名心热的元稹。所以，陈寅恪抨击元稹：“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当年，元才子可以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弃旧爱、另趣新人；今天，他抛弃四面楚歌的令狐楚也就是意料中的事。
贞元七年进士党声名狼藉。与他们走得太近，对自己非常不利。这时候，元稹一门心思，琢磨如何与令狐楚划清界限。把令狐楚贬到宣州的制书，语气还算温和。等天子决定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时，制书由元稹起草。这篇文章语气凌厉，将令狐楚的陈年旧事都拿出来大加鞭笞：“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字字如刀，在令狐楚心头割开交错的伤口，也刻画出元稹薄情寡义的面目。
和令狐楚划清界限，并没有拉近元稹和朝中同僚的距离。
那一天，五月的正午阳光炙烤着长安，热度让人难以忍受。宰相们正在例行会食。借着午后难得的闲暇，中书省的官员们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剖开一个瓜，聊解暑气。看见同僚们正在品瓜，元稹也笑着迎了上去，想和同僚们攀攀交情。
就在这时候，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武儒衡夸张地挥舞着手中的蒲葵扇，边扇边抛了出了一句：“适从何来，遽集于此！”
元稹的脸刹那间苍白如雪。他下意识地抬眼望了望骤然稀薄的空气，希望能看到三、五只青蝇。不，一只，只要一只青蝇，就能证明那轻蔑的口吻不是针对自己的。“有，也许有吧，应该是有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诚惶诚恐地安慰元稹。可午后的阳光纯净如水，没有一点青蝇的踪影。所有目光都聚焦元稹身上。在比骄阳还要炙热的目光中，元稹感到自己灵魂在熔化，一点一点的，失去了硬度……手足无措地呆立一边的人好象不存在了。
正午偏西一点的阳光下，砖地上只留下一个矮挫的黑影，象虾蟆一样，丑陋地蹲踞在元稹站的位置上。
深宫里的皇帝和阉人，改变了元稹的官位，却改变不了他被孤立的处境。曾经赏识他的裴垍墓木已拱，现在赏识他的令狐楚又被他自己背弃了。元稹在长安形单影只。在如此落寞的时刻，他结识了同样落寞的李德裕和李绅。
李德裕，如果我们的叙述还要延伸下去，延伸到宝历、太和、会昌，一直延伸到大中朝，我们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也许不是这个阴霾密布的时代里唯一的亮色，却是唯一绚烂的亮色。多年前，父亲李吉甫在朝为相。李德裕曾循大臣子弟回避之例，离开长安很长时间，栖身于天南海北的藩镇幕府间。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元稹回长安的那年，李德裕也回来了。李宥对李吉甫印象很好，对李德裕也是青眼有加，不仅让他入翰林学士院，还慷慨地赏赐金鱼紫衣。
和李德裕一样，李绅也出身赵郡李氏。他的高祖李敬玄曾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但是，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很久了。李绅与元稹都是早年丧父，都在母亲的抚养下诵读诗书经艺，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通过科举踏入仕途。由于身材矮小，李绅被人戏称为“短李”。不过，他精悍过人，在诗歌方面尤有造诣。吕温看过李绅写的古风后，对旁人说：此人将来必然成为九卿，甚至可以当上宰相。这篇古风，后来可以说妇孺皆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登进士第后，李绅只得到国子助教的位子。可能是适应不了官学枯燥刻板的生活，他意兴阑珊地东归金陵。镇海节度使李锜听说过李绅的名气，有意将他罗致到幕府中。可李绅根本不接受书币。威福自专的李锜恼羞成怒，动了杀心。李绅风闻此事，只好遁迹江湖，躲避风头，一直躲到李锜谋反事败。
在风起云涌的元和时代，李绅、李德裕和元稹都出于不同的原因，离开长安。当寒意渐生的长庆一朝（这里所说的长庆朝，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李宥登基起算）开始后，他们又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回归长安，回到庙堂之上。这是一种命运的力量么？
元稹没有高洁的声望。李绅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科举的李德裕有声望，却没有同年；有背景却为背景所累——元和宫变前后人事更迭如此频繁，可换来换去，宰相多是父亲的政敌，都曾从不同的出发点反对过父亲的削藩之策。过去的十年，李德裕、元稹和李绅在长安的履历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时间在帝京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由于李宥对他们非常欣赏，三个人在元和宫变后的第一个月会聚在翰林学士院。
翰林学士院地处大明宫右银台门北夹城一带，终日复门紧锁，避免有人擅闯内宫。学士们象高傲的豹子一样，把自己的身影隐藏在学士院的繁庑花木间，等待天子传唤。所以人们把学士宿直翰林院，形象地称为“豹值”。需要草诏的时候，南北两厅前悬挂的悬铃才会打破院落里的寂静。宦官将天子的旨意传达给翰林学士们。等学士将天子的旨意拟成文字后，再由宦官取走。在豹值的寂寥时光里，三人一起等待悬铃响起，一起推敲诏书的文字，一起品尝蓬莱池鱼郢酒坊的烧香酒……落寞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元稹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时光：
禁林同值话交情，无夜无曾不到明。最忆西楼人静夜，玉晨钟磬两三声。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三个“步廊骑马笑相随”的年轻人也是一党，是所谓的“翰林三俊”。在长庆元年贡举舞弊案中，正是李绅和元稹出面支持段文昌，掀起了舞弊案的风波。在他们身后，影影绰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身影。翰林三俊在舞弊案中释放出来的能量，引起了对手的高度注意。
这个对手，就是整个长庆朝势力最强大的朋党——李逢吉一党。
李逢吉出身号称天下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象一个寻常的世家子弟一样，李逢吉进士及第，入藩镇幕府养资历，回朝后从左拾遗、左补阙做起，改侍御史，然后是员外郎、郎中，迁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这样的清望官，无惊无险地走到了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主持了那年的贡举。不久，他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宰相。
这就是科举制下，一个高门子弟的标准履历——一条平坦到乏味的仕途，没有政绩、没有挫折，也没有任何华彩乐章和个人风格。我想，如果李逢吉在这时突然病故，他将是面目最含糊的宰相，被史书遗漏，只在宰相世系表上留下个名字。
拜相前，李逢吉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曾任太子诸王的侍读。在听讲的学生中，有一位是当今天子李宥。
可是，你不要被他前半生的平淡所迷惑。和清朝道光年间的大学士曹振镛一样，李逢吉用几十年的平庸表现来积蓄人性最阴暗的力量。现在，蛰伏多年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在元和十一年的宰相群体中，李逢吉只是一个配角。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政治舞台的灯光聚集在裴度身上。裴度是武力削藩之策的倡导者。只要李纯坚持在沙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谁也撼动不了裴度——他的政治命运与武力削藩之策联系在一起。李逢吉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扳倒裴度的诀窍。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李逢吉秘密地鼓动大臣出面，请求停止征伐。
那么，这个大臣是谁呢？我想，可能是令狐楚。
本来，翰林学士萧俛和钱徽都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口碑很好的萧俛。可惜，他们刚刚被一起解除了翰林学士之职。
李吉甫薨后，朝廷开始讨论他的谥号。掌管拟谥的太常寺提议用“恭懿”，而博士尉迟汾认为“敬宪”更贴切些。这都是些美谥，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在这时，张仲方站出来，对李吉甫生前鼓吹武力削藩大加鞭笞，主张给他一个恶谥。这立刻激怒了李吉甫背后的天子。在李纯看来，张仲方分明是在指桑骂槐，公然挑战削藩之策。受张仲方的牵连，与他关系密切的萧俛也被赶出翰林院。
对天子雷霆手段所传递出的讯息，李逢吉却置若罔闻。他偷偷地找上了萧俛的同党令狐楚。
李逢吉与令狐楚唱和的诗集，名为《断金集》。两人借《易·辞系》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语句，来形容他们的深厚友情。那一年，李逢吉与令狐楚以同心断金的姿态，向裴度发起了攻势。
我怀疑，李逢吉曾把段文昌也拉到他的阵营中。文采出众的段文昌早就有望入翰林学士院。可惜，当时的宰相韦贯之极力反对。他与段文昌的岳父，也就是刚刚遇刺的武元衡素来不睦。段文昌好色重财，也让韦贯之这种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从心底感到厌恶。等韦贯之罢相，李逢吉见段文昌入翰林院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立刻推荐他为翰林学士。这样，他就和皇甫镈一样，在翰林院里拥有两名同党了。
李逢吉和令狐楚，一个在政事堂，一个在翰林院，内外勾结，阻挠用兵。裴度对这一态势洞若观火。他也在等待时机，与两人对决。
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整整四年了。长期征战带来的疲弊逐渐浮出水面。为了筹措粮草，朝廷涸泽而渔。民间怨声载道，就连一向强硬的李纯也开始动摇了。李逢吉见机，有些跃跃欲试。在延英会议上，他亲自出面，力劝天子停止征伐淮西。在光明正大的说词下，隐藏着李逢吉的如意算盘：如果淮西之役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背负糜费国力之罪。那个人，只能是力主一战的裴度了。
迎着疑问的目光，裴度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请缨：“臣请自往督战！”
多少年来，天子见惯了唯唯诺诺的点头、喋喋不休的争吵，还有让人心寒的推诿。他几乎已经忘记了，人间还有一股纵横驰骋的冲天豪气。当裴度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李纯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立刻召来擅长骈文的令狐楚，要他连夜起草制书，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
灯烛下的令狐楚面色惨淡，哪还有半分当年辕门挥毫的风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和李逢吉的精心策划，就这样被裴度的无畏姿态击得粉碎。文思枯竭的令狐楚草草起稿，勉强敷衍出一篇制书，就带着沮丧的心情睡下了。
当制书送到裴度手上后，他用挑剔的目光扫了又扫，很快就找出了好几处纰漏来。裴度立刻面奏天子，要求修改制书。
所谓“天子之言曰制，书则载其言制书”，王者之言是何等庄重的文字，大臣哪能随随便便要求修改。裴度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达他对李逢吉和令狐楚互相勾结的不满和担忧。
对裴度的用意，李纯心领神会。他以此为借口，让令狐楚退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南谪东川。天子为远征的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
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角力，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反对裴度和他的用兵之策的人，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虽然他们都反对武力削藩，却是“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心事。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其中，混水摸鱼，来实现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
在李逢吉的蛊惑下，战与反战的较量“急雨寒风意万重”，将多数大臣都卷入风雨中。可是，李逢吉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一朝不可逆转的大潮流，是一代中兴天子不可违背的意志。选择削藩之策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当万千战马载着裴度的大军驰骋淮西的时候，他的政敌们在庙堂上也节节败退。
长风几万里，吹散那么多显赫一时的人物，把他们吹成纷纷扬扬的一天飘蓬，散落四方。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了。顺风顺水的仕途使他低估了局势。在天子态度暧昧，甚至倾向裴度时，李逢吉就贸然在延英殿上发言，暴露出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征伐淮西的真实嘴脸。他也还无法娴熟老练地经营自己的朋党。我们注意到，李逢吉提携了段文昌，可段文昌却在关键时刻作壁上观。
当裴度以大无畏的勇气走向战场，用生命去支撑自己的政治主张时，缺少羽翼又暴露了自己的李逢吉注定要铩羽而归。
失败者意兴阑珊地踏上了逶迤的栈道，朝东川走去。回首长安，李逢吉心中有无限感慨。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回来……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平定淮西后，裴度也到了鸟尽弓藏的时候。他被李纯贬出长安，而李纯又死于元和宫变——
巨变后的长安，已经物是人非。
由于没有贸然卷入淮西风波，李逢吉和令狐楚被谪贬没有影响段文昌的仕途。他和萧俛的政见非常相近，但与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这说明段文昌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他平稳地从翰林学士变成宰相。
此时，曾经风光无二的贞元七年进士党日薄西山，而翰林三俊却新发于硎。看在师生情分上，新天子李宥将李逢吉也召回了长安。敏感的段文昌，似乎嗅出了空气中不祥的气味，亟亟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利用独对的机会，他向李宥推荐了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安排下一条退路。
就在这时候，西川节度使王播也来到了长安。
很多年前，惠昭寺木兰院寄居着一个年轻的书生。那时候，寺院清静，生活简朴，非常适合贫家学子寒窗苦读。寺中僧侣众多。每到用斋的时分，寺中就敲钟为号。听到钟声后，那个书生也混迹于僧人中间，吃一点素斋裹腹。时间一长，就有些势利的僧人怪他分了大家的斋饭。
有一天，钟声比以往响得晚些。不知就里的书生象往常一样，匆匆赶到斋堂，却发现碗盆里空空如也，只有点残羹剩饭。回顾四周，是一张张讥嘲的脸。原来，僧侣们故意先吃饭，后敲钟，让他蹭不到饭。书生苦笑着摇了摇头。离开斋堂，他回到下处，收拾行装，飘然离去。临走时，这个书生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黎饭后钟……”
数年光阴，弹指间就过去了。当年的落魄书生如今已位高权重。一日，他旧地重游，回到了惠昭寺。景物依旧，人面全非。看着大小僧人阿谀的笑脸，再看当年自己在墙上留下的两句诗已经被精心地用碧纱护了起来，他又提起笔，续上了两句：“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这个“饭后钟”的故事主人公，就是王播（作者注：另有一说是段文昌，在此姑且采用“王播说”）。无论是补盩至尉，还是任监察御史，王播所到之处，官声斐然。贞元未年，他和韦贯之一样，得罪了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令。仕途蹭蹬，没有消磨王播的心志。到了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从此，王播扶摇直上，迁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元和六年起又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这一掌握财权的要职。元和十三年，王播被同样擅长理财的皇甫镈排挤到西川节度使，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也由程异继任。
没想到，这次贬谪成了王播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播不见了，代之以一个搜刮地方、逢迎权贵、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播。
现在，堕落的西川节度使王播有心染指宰相，而宰相段文昌想到浣花溪畔养老。两个人如果位置对调，就可以各得其所了。可萧俛却站出来极力反对。
王播与皇甫镈旧有宿怨，多少影响了萧俛对他的观感。现在，王播又用金珠货币贿赂权阉，谋求宰相。这种行径也让清廉的萧俛不齿。但是，他的反对没有任何用处。王播被留在长安，任刑部尚书，并重新得到盐铁转运使。谁都看得出来，他入相只是迟早的事了。
失望的萧俛已无可留恋，毅然辞去了宰相之位。煊赫一时的贞元七年进士党就此谢幕。段文昌则如愿以偿，出镇西川。在他的行装里，满是金银和字画。这个贫寒出身的前宰相，已经开始憧憬锦官城之行。竹寒沙碧的浣花溪畔，有他的富贵生活。
离开长安前，段文昌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举子杨浑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