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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注定顽固地爱你:清朝遗老的圈子

辛亥革命后,中国复辟派分为三派。一是恭亲王溥伟等人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为了重组武装,溥伟还特意在青岛建了座道观,作为复辟分子来青岛的招待所。德国人又特批他在德人集中居住的会前街建造了很有气派的“恭王府”。而他的这座府邸就成了青岛遗老们“复辟”计划的办公室。另外一派是以张勋为代表。他们要将皇帝当做傀儡,以复辟为名,自揽大权。最后一派则是纸上谈兵派,只在理论和宣传上提出复辟。

小档案

溥伟

生卒年:1880年12月13日~1936年1月

出身:末代恭亲王,溥仪堂兄

民国后主要居住地:青岛、大连

身份:宗社党(一个意图复辟清朝的组织)成员

主要经历:发动满蒙独立运动,组织“勤王军”

名言: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

郑孝胥

出生地:福建福州

生卒年:1860年5月2日~1938年

身份:政治家、书法家、“同光体”代表诗人

清朝职务: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

民国后主要居住地:上海、长春

书法代表作:初版《辞源》的书名、“交通银行”题字

政治“代表作”:负责起草伪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时,任总督理大臣(即总理)兼文教部总长

梁鼎芬

出生地:广东番禺

生卒年:1859~1919

身份:晚清名臣、遗老、诗人、学者

名臣“代表作”:中法战争时,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

遗老“代表作”:民国后曾任溥仪的老师,参加张勋复辟

诗人“代表作”:“岭南近代四大家”之一

学者“代表作”:广东广雅书院首任院长,并主讲于两湖书院、南京钟山书院

遗言: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世也

辜鸿铭

绰号:清末怪杰

出生地:马来西亚 祖籍:福建泉州

生卒年: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

毕业学校: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

身份:学者、翻译家、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粉丝

传奇:据说精通数十种外国文字,民国后继续留一根长辫子

名言: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蛮夷之邦

张人骏(1847~1927):直隶人,晚清名臣张佩纶的侄子,清末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民国后避居上海做遗老。

樊樊山(1846~1931):即樊增祥,“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最高产的诗人。其父亲在湖南做武官时,被仅是举人的左宗棠大骂“王八蛋”,愤而发誓要把儿子们教育成进士。后来樊樊山果然中进士、做大官,并成为著名诗人。

铁良(1863~1938):满族镶白旗人,曾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等,满族中的军事要员,军事力量堪与袁世凯分庭抗礼。民国后为宗社党核心成员,积极复辟。

⊙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叔叔,袁世凯的盟弟兼亲家,一生以“忠于大清”自诩,在政治上几乎属于“顽固势力”的一方,对维新、洋务运动等都采取消极态度。任职两广总督期间维护西沙和南沙领土主权。1947年,民国内政部将位于南沙群岛西部的一个滩涂改掉原有旧名,重新命名为“人骏滩”,以纪念张人骏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中国复辟派分为三派。一是以恭亲王溥伟等人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为了重组武装,溥伟还特意在青岛建了座道观,作为复辟分子来青岛的招待所。德国人又特批他在德人集中居住的会前街建造了很有气派的“恭王府”。而他的这座府邸就成了青岛遗老们“复辟”计划的办公室。另外一派是以张勋为代表。他们要将皇帝当做傀儡,以复辟为名,自揽大权。最后一派则是纸上谈兵派,只在理论和宣传上提出复辟。

⊙1924年,前清庆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搬到天津居住。这人富得冒油,喜欢赌博,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两所房子。有一次,他在买跑马场的彩票时跟人打赌,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中了彩。他果然遵守诺言,不仅用光了赢来的钱,还另外贴了一笔钱。

⊙1923年9月,日本地震。溥仪以赈灾之名向日本捐助,当时溥仪小朝廷的经济来源很困难,一时拿不出现款,溥仪就让人从宁寿宫库中提出48对古瓷瓶和2个珍珠手串,派人送到日本使馆。每个手串有108颗珍珠,有人估计起码价值30万元。据说这项个人名义的捐赠,超过了当时北洋政府赠款的数额。

⊙劳乃宣在青岛时和遗老们经常进行思想联络,他同逊清遗老吕海寰、陆润庠、赵尔巽、张人骏、周馥、王垿、刘廷琛之父刘云樵等人结成“十老会”,以文会友。并与在青岛的日本人鬼头玉汝等八人结成“八仙”,结为诗社,互相唱和。

⊙劳乃宣在青岛和德国人尉礼贤组织了一个尊孔文社。成员多为清朝遗老,也有少数的在青岛德华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学者。这些人在一起交流东西方文化,因而也称“中西文社”,有时在饮酒之间论文谈道。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的不同,“中西文社”开始时并不顺利。遗老们在上面讲,德国人费尽精神,也听不太懂;轮到德国人发表言论时,遗老们干脆回家睡大觉去了。

⊙前两江总督张人骏,也就是张爱玲的叔叔,在辛亥革命后跑到青岛居住。当时,寓居青岛的遗老遗少颇多,比如,前军机大臣吴郁生、前兵部尚书吕海寰、前北京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当然还有前两江总督张人骏。他们这些同病相怜的人,很快就成了朋友。大家一起聚会玩乐,偶尔提到前朝往事,都要感慨一番。唯独张人骏不说话,起身就走。

⊙前清遗老金梁,在其著作《瓜圃述异》中,将吴佩孚、齐白石、赛金花三人称为“燕山三怪”。

⊙1914年,袁世凯聘请前清大臣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但赵说他不愿当“大清的叛徒”。于是,袁世凯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民国的事情。”赵尔巽这才勉强答应,但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为他死于清室的兄弟讨个说法。为了表明自己“只降汉不降曹”,他还写了一首自嘲歌:“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美国医生记载:载沣,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却浑身透着高贵的气质。

⊙梁鼎芬做过溥仪的老师,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曾积极参与张勋复辟。早年,广雅书院想请梁做院长,有人说梁太年轻了,才二十八九岁。梁说:“这容易呀,想年轻些很难,想老一些容易。”于是选了个日子,开始留胡须,各界名流都来祝贺,称“贺胡会”。从此,一缕长须就成了梁的标志。

⊙民国后,梁鼎芬住在武昌,依旧留着大辫子。黎元洪和手下一班人就想捉弄梁,派了几个人去见梁,一个假装和梁说话,一个从后面掀开梁的帽子,再冲上一人揪着辫子就剪。剪完后,梁伏地大哭,有人建议他报案,请黎元洪都督做主捉拿凶手。

⊙梁鼎芬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光绪皇帝陵墓(崇陵)的监工。1913年,民国政府拿不出尾款,梁鼎芬只好亲自出马。他先是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二三百只陶瓷酒瓶运回西陵。到了冬天大雪纷飞时,他带着十几个人到崇陵宝城之上,将每个酒瓶都装满洁白的雪,然后塞好瓶口,封上红纸笺,上书“崇陵雪水”。这些瓶子被他运回北京的住所,他写了一份公启,说明崇陵应栽树的理由。然后把北京城里的前清官员富绅的家庭住址打听清楚,之后,他就带着那份公启,领着人,用人力车载着雪水瓶,按照道路的远近和预定拜访人的先后次序,一一拜访。对方如果把钱给了,梁鼎芬就千恩万谢;对方如果敷衍,梁鼎芬就脸色突变,破口大骂。

⊙梁鼎芬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唯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跑到上海找了一栋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凡是诗文信件题识,仍用宣统甲子,从来不用民国年号。他的朋友做了民国的官一旦被他知道,就会遭到他狂暴的谩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

⊙郑孝胥自恃学贯中西,尤其是在书法上,傲视天下。他的字可谓一字千金。当时中国“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以四千两银子从他手中索取的。1915年刊印的初版《辞源》的书名“辞源”两个字,他即收润笔费五百两雪花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只五个字,即索银每字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由于商务印书馆要求其在题款时,应注明题于“民国某某年”,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民国成立之后,郑孝胥依然长辫在头,房中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曾先后请他出任教育、交通总长,但郑孝胥均以“不事二主”为由拒绝。一心复辟的郑孝胥的这些举动赢得了溥仪老师陈宝琛、庄士敦等保皇派的好感。他们以郑孝胥“有骨气,道德文章、才干魄力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为理由,将他推荐给了溥仪,成为溥仪后半生最亲近的大臣。

⊙郑孝胥在给溥仪讲《资治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溥仪未来的“帝国”上,他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康熙)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郑孝胥在上海时生活拮据,据上海名医陈存仁回忆,郑的书房桌面玻璃下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陈请郑题写一个书签,一块钱,郑推销似的说:“你不如多写一些,我今天可以当场交卷。”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以在“东北建立帝国”为前提,与伪满洲国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达成协议,之后诱使溥仪来到东北。来到东北后,溥仪放不下皇帝的架子,不愿屈任“满蒙共和国总统”。郑孝胥为此多方周旋,并向日本人保证,只要让他出任未来的内阁魁首,“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得到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后,郑孝胥威胁溥仪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上元首,就和做皇帝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

⊙郑孝胥谈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闻者不解,郑私语曰,“我国借了外国人的款子,外国人穷了,我们便富了!”

⊙段祺瑞组内阁,电招郑孝胥任交通部部长,郑孝胥回电:“家有小事,不能前去。”

⊙德国亨利亲王曾到青岛邀请徐世昌等一批遗老观赏新发明的电影。电影未放映时,遗老们在座位上吸水烟袋,呼呼之声震耳欲聋。电影放映前先由翻译介绍内容,然后关灯放映。徐世昌一见灯关了,很不悦,站起来说:“人还未走,竟然了灯!不像话。”翻译赶紧解释,徐世昌等遗老才坐下。但在放映中,因为语言障碍,所以这些人大声喧哗,并且还把浓痰吐在纯毛地毯上。第二天的报纸大肆渲染此事,徐世昌等遗老看了报纸,居然认为这匪夷所思。

⊙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李经羲是革命大亨蔡锷的师傅。辛亥革命后,李经羲到青岛隐居。1917年,李经羲受总统黎元洪之邀,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可惜因张勋复辟而上任不足一周即去职,人称“短命总理”。心灰意冷的李经羲回到上海,从此再无出山,只在家里逗孙为乐,让孙子骑在自己的背上,嘴里念着:“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令人欷歔。

⊙民国成立,前清官员于式枚拟一联悬于门两侧: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民国时期,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二元,如此高价票,却仍有不少人蜂拥而至。

⊙1921年,享誉全球的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游历,他久慕辜鸿铭大名,便派人送了张请柬,约其见面。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毛姆只好亲自上门拜访。毛姆来到府上刚一落座,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在你们看来,你们只需招招手,我们中国人就得来。”毛姆很感慨,但辜鸿铭丝毫不给对方留面子,一连串机关枪似的质问:“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毛姆辩不过辜鸿铭,就把他的辫子当成话题,辜鸿铭一脸得意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

⊙辜鸿铭鼓吹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美国的妇运分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是个“妻管严”,他的第二任老婆淑姑是他的天敌。辜鸿铭后来经济条件不好,但碰上叫花子上门乞讨,却总少不了要布施几个小钱。有一次,辜鸿铭施舍叫花子时,被淑姑撞见,当即挨了一顿臭骂,头上还被淑姑拿碗砸了一下,痛不可当。淑姑虽然厉害,辜鸿铭却本性难改,从此以后,夫妻俩就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一遇乞丐上门,辜鸿铭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门来,闪电般地扔下几枚钱币,立即返回,不落形迹。即便如此,这偷偷摸摸的举动还是不时被淑姑逮个正着,恶语相加。对此,辜鸿铭却不以为耻。若有他人借以取笑,他甚至为自己辩解说:“不怕老婆,还有王法吗?”

⊙翻译了《茶花女》的林纾很怪,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却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个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樊樊山,即樊增祥,湖北恩施人,清朝诗歌产量排行榜上第二名的人物,第一名是乾隆。樊从11岁开始写诗,活到老写到老,足足写了70多年,一生共留下诗词30000多首。从24岁到64岁的40年间,是他诗词的高产期,几乎每天必有几首诗。自称是:“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

⊙樊樊山在清朝做过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袁世凯上台后,想搜罗些晚清旧臣名人进参政院,原定的首选人物为王闿运,王也答应了,正准备从上海启程北上。樊樊山跑来说:“您可不能去,一去就是贰臣;再则,那袁大头是能成事的主儿吗?”这么一说,王就不好意思再去了,袁世凯见王不买账,退而求其次,便把樊聘了去。

⊙1923年,溥仪大婚。陈伯陶特意从香港辗转到北方,献上港币一万元作“皇上大婚”费用。后来回港,陈向各遗老说:“皇上英明才干,必有中兴之日。”

⊙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当大总统,樊樊山向黎这位湖北老乡主动发出求职信,要求给个大总统顾问、咨议之类的做做。没想到黎元洪对他不感兴趣,反而把这封信给手下人传阅,说:“看,这个樊樊山又在发官瘾了。”有人问该怎么办,黎元洪一瞪大眼珠,“不理!不理!”直到徐世昌做了总统,大家都是“大清旧臣”,便安排给樊每月发一份薪水。

⊙1938年,76岁的铁良病逝于天津,他的墓碑上刻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前江宁将军予谥庄靖满洲穆尔察公墓志铭”,依旧是昔日的头衔。此时,大清已经终结了26年,他的老对手袁世凯也已经死了22年。

⊙1913年春天,前清遗老们在江苏扬州策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尊孔崇道会”。这年的8月份在山东曲阜,举行了一次更为浩大的祭祀孔子大会。从8月24日下午到9月1日上午,历时七天整。会议的内容主要还是祭孔与讲经。这次祭孔大会的盛况,是晚清以至民国所罕见的。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此外,还有港澳地区的代表参加行礼,若干外国记者也到会观礼。

⊙辛亥革命后,年轻人都穿洋装,樊樊山则仍然穿长袍,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还穿着满洲人的衣裳?”樊反问:“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答曰:“我穿的是外国衣服。”樊说:“这就对了,我穿的也是外国衣服。”所以有人说他是一面标榜遗民的气节,一面又想捞取新朝的好处。

⊙朱汝珍在前清时曾是皇帝秘书,1931年从北京到香港做寓公。他拿出所有积蓄开办了一所学校,每生每年收费100元,但仅有学生三四十人,程度参差不齐,他又不是管理人才,所以举步维艰。其实朱汝珍一直就霉运当头。当初进士考试本为第一,但殿试慈禧太后阅卷时,厌恶朱是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均为广东人),而且“朱”、“诛”同音,而“珍”又令老佛爷想起那个不听话的儿媳妇珍妃;最要命的是,朱汝珍的粗笔楷书和蟑螂体有一拼,所以慈禧就将他的试卷扔在一旁,把第二名、贵州人刘春霖提升为状元。以此朱汝珍只得屈居榜眼。

⊙民国成立后,清朝前直隶总督陈夔龙跑到上海当起了居士。几年后,他老婆徐夫人去世,陈夔龙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一次,陈在一家服装店里看见一具木制的模特儿,眉眼之间和徐夫人很相像,陈就站在那里,竟然看呆了。第二天,坐了车来,又在玻璃窗外踱着瞧着,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店员感到很奇怪,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陈就指着那模特儿说:“能不能卖给我?”陈夔龙买下模特儿后,又定制了几件高级绸缎衣裙,回到家中,把模特儿摆在房间,然后给它穿上衣服,就那样,始终看着模特儿。

⊙民国时期在香港享誉一时的孔学大师陈焕章是典型的遗老,据说他当年从美国学成回国,袁世凯想叫他在政府任职做官,他老娘特意到香港截住他,不让他回北京做官。母命难违,陈只好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实践和弘扬孔教思想的努力之中,而终成孔学大师。

⊙陈伯陶在前清时一直就是教育领域的权威,辛亥革命后,他跑到香港。某年正月十三日(溥仪生日),陈伯陶和许多遗老聚集起来对着溥仪的照片给溥仪祝寿。但当时几十个遗老中,只有两人有清朝的官服,所以,这些人只好轮流穿上这两套官服对着溥仪的照片行三跪九叩之礼。

⊙1926年,清东陵被军阀孙殿英盗取。陈伯陶在香港听说后,号啕大哭,随后就写了通知书,遍告在香港的遗老,建议募款修陵。他先捐1000元港币,本欲亲自携款到北京哭陵,但因身体状况不佳,为亲友劝止,只好到银行汇款给清朝王室。

⊙温肃是死心踏地的前清遗老中一个突出的人物,他虽然直到抗战时期才去世,但辫子一直留在脑后。据说,溥仪登基时就是由温肃亲手抱上的龙椅。1923年春,温肃在北京参加完溥仪的结婚庆典,回到香港时,有人约他在学海书楼演讲“宣统大婚盛典”。他虽然得意扬扬,却婉拒:“我是一个微臣,不能仰体今上圣德之万一,日夕诚惶诚恐,不敢冒犯圣颜。关于大婚典礼,倘若随便说出,恐有亵皇上之尊严,不敢不敢!”这些人固请,温肃才开尊口,吐沫横飞,神情激动地说了四个小时。

⊙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康有为后来请著名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印章,上书二十七个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1923年,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请康有为到西安游览讲学,闲暇时间,康有为到卧龙寺游览,发现了四大柜子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康有为对经卷版本可是行家里手,于是找到寺内住持僧景慧。但圣人不说真话,而是欺骗这位老实和尚说,寺里的这部经卷已经生了蠹虫,而且残缺。我是好人,自然有好心。我想用《正续藏经》两部抵押,把坏了的带走去修补整理,修补完毕再拿回来,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可以立下字据。通过这一招,康有为把四大柜子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全都带走了。

⊙康有为后来到青岛做遗老,一个叫李可良的人在青岛与他相识,很快成为朋友。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对军阀统治抱有仇恨。康有为经常会带女儿到李可良处喝茶聊天。有一天,李可良无心地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是国民党员。”康有为一听,惊讶得从座位上猛站起来,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当他认为李可良不是在开玩笑后,无力地坐到了沙发上。过了很久,康有为才慢慢地说道:“我们是好朋友,这就足够了。”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跑到国外。1904年6月开始,康有为成了“驴友”。6月份到达意大利;年底,他到达瑞典,买下了位于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的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1907年,他才离开瑞典去了法国。据康后来所记,他曾七赴法国,八去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等国。

⊙1906年春节,康有为在墨西哥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了墨西哥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只过了一年,这些地产价格升值好几倍,让他净赚了相当于今天的800多万元人民币。

⊙“清季四大家”之一的词人郑大鹤去世,康有为知道郑大鹤有很多珍贵书籍,就趁着郑的儿子不在家,打着悼念老朋友的旗号来到郑家,一番拜祭大哭之后,康对郑大鹤的老婆说:“大鹤生前答应要送给我几部书,现在他死了,我今天特来取去,拿来纪念老朋友。”郑大鹤的老婆就打开书橱,康有为毫不客气地抱了一堆扬长而去。郑家公子回来后,听到这一消息,急忙去康有为家讨要。康有为一见到来要书的人,连忙扑上去,握着郑少爷的手,泪水、鼻涕横流。把自己跟郑大鹤的深厚友谊诉说了一遍,根本不让郑少爷插嘴。然后就是请郑少爷吃饭,每天都是燕窝鱼翅宴。郑公子没办法,只好悻悻而归。

⊙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王国维对此非常恐惧,他给罗振玉写信说,暴力革命思想时下盛行,但暴力只是一种手段。譬如好人用了有效果,坏人用了也一样。但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殃及无辜,受害者也多是普通百姓。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王闿运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路过湖北时,湖北将军段芝贵对他热情招待。王带着老妈子,参观完将军府,指着段对老妈子说:“你不是想见见段大少爷吗,这位就是,你好好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王闿运出生于1833年,据他自己讲,出生前,他老父梦神仙贴四字于他家大门曰:天开文运,所以,他老父亲就以“闿运”为其名。

⊙王闿运亦庄亦谐,搞的是帝王学,在民国属于很有个性的遗老人物。女儿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写信向父亲倾诉,王大怒,批曰:“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王闿运居然叫好:“这些人进入我们的京师而不灭我们,那就不会再瓜分我们,即使是把我们瓜分了,那是用有道代替无道,有何不可?”

⊙王闿运曾给袁世凯打工,见袁世凯把民国搞得太不像话,就写了一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是:旁观者清。

⊙湖广总督张之洞请王闿运吃火锅,吃着吃着就热起来,王闿运趁势就把裤子脱了,上面穿了小褂。大家都觉得他很没有礼貌,张之洞也觉得他有点过分,就问他:“您不一直自称名士吗,名士还不穿裤子?”王闿运一面吃,一面说:“伏羲神农可都是古代的圣人啊,他们都不穿裤子,我这个名士穿裤子做什么。”张之洞大为不解,王闿运解释道,“咱们中国在汉武帝以前,都是不穿裤子的。您刚才提到名士,孔老夫子可是大名士吧,他就不穿裤子,孟子当然也不穿裤子,因为当时没有这个习惯,都是上下盖住就算了,裤子可是后来才发明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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