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皇帝的后路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满清入关以来，一定有个巨大的恐惧时时盘踞在满人心头：汉人那么多，有一天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为此清廷在各个大的省会都筑了满城，八旗兵丁分驻。又不准关内的汉人随意向关外迁徙，要保留那一片“龙兴之地”。
那时当然不会有人想到连郑成功都打不过的西洋人，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北狩”到了承德木兰围场。这应该就是满洲人往关外退却的设计线路，先到承德，如果情况不妙，就由此回关外根据地去。
八国联军围困北京，东、北、南三面都几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较活动。况且此时的东北，正在日俄的觊觎之中，谁敢往那方去？
于是一路向西，从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说八国联军还打算进攻山西，流亡清廷也动过再往西走去兰州的念头。
现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而且成燎原之势。这倒跟老祖宗当年的设想差不多。
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向西是一个选择。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你这个娃娃不懂事，那陕西虽然光复咧，但不能算真的独立咧。
为啥？
西安事变
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果然就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事关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涌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有人说张凤翙因为面临着新军内部整顿，将被撤职，索性拼了。也有人说他在日本留学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所以答得干脆。这个无所谓，当时同盟会员的认定本身就很混乱。比如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彼时在混成协当军械官，据说他在举事前，一向不赞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听说要起义的消息，赶紧找到军中的同盟会员，填了一张同盟会会员证，这就算火线入党，以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起义现场。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到了军装局一看，东一堆，西一堆，各营足足有几百名徒手的士兵在游逛，见不到一个军官，连哥老会头目也找不到一个。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风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满城内旗兵号称五千，连家属超过一万，但旗人是生一个男孩就算一个兵额领一份钱粮，实际兵数远没有那么多，枪支也是前口装火药扳机上扣火帽的来复枪——所以前一段文瑞才要求钱能训发给一千支新式枪。
西安满人抵抗得如此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与别省不同，除了一个早就参加同盟会的副议长郭忠清，陕西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几乎与起义无干。参与举事的同盟会员，满打满算，也就是十来个。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故而西安的满人，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抵抗。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难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打下满城，稳定秩序，还是要靠哥老会。哥老会也不是白干活的，除了要饷要粮，官位也要。先是哥老会大头目万炳南要当大统领，想逼张凤翙让位，又有人要当都督，有人要当兵马元帅，吵得不可开交。说是同盟会和哥老会的矛盾，其实主要还是哥老会内部争交椅。
直到出来一个楞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张云山的高等审判厅，万炳南的督练公所，跟张凤翙设在军装局的总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10月29日，就是本来计划的起义日，各方势力在迁至高等学堂的总司令部开大会，终于定了盘子：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都督，吴世昌为副都督，马玉贵为粮饷都督，马福祥为副都督，刘世杰为军令都督，郭胜清为副都督。这就是著名的“一省六都督”。
这还没完，力挺张凤翙的陈殿卿站起来要官。他的名目更新鲜，他要当“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哄笑声中，张凤翙居然点头应允，会后还颁给了他一颗“秦陇复汉军钦差大臣亲卫队统带之关防”的大印。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一片忙乱之中，却不料放掉了一个大患。前陕甘总督升允，正在距西安城北上三十多里的草滩别墅里。升允家在西安满城，他是去草滩军田管理屯垦的。一听到事变消息，升允连夜渡过渭河，逃往甘肃平凉。
陕西遭受两面夹击的日子开始了。
陕甘大交兵
东面来的兵，是袁世凯派来的河南赵倜五营毅军。孤军深入，运输线过长，一开始打不过陕军。后来增派第二镇王占元部分军队合攻，这才互有胜负，张钫率领的东路陕军，潼关三得三失，搞成相持状态，战火随着南北和谈的起伏打打停停，虽然艰苦，并不危险。和谈一旦成功，双方立即言和。
西面不同。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升允为陕西巡抚，再奏请起用停职的回族骁将马安良，召募回兵十四营。又将甘肃省陆军混成协改编成巡防营，凡军官可疑者，一律清除。攻陕之战，以升允统北路，军廿三营，由泾川东进；以陕甘提督张行志统南路，由陇南东进。
甘肃的风气闭塞，在辛亥各省中相当突出。清末立宪运动中三次国会大请愿中，根本没有甘肃的代表。甘肃谘议局局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炘，都是翰林出身，谘议局虽然是立宪运动的产物，他们却与前陕甘总督升允同调，对立宪不感兴趣。武昌事变之后，他们倒很热衷于“迎銮”，一面不断通电反对共和，一面竭力东进，希望为皇上皇太后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更相似，会员穿号衣，红边黄堂，中间绣上“虎吃羊”三个黑字。黄龙会在民间散发的传单，有《讨满檄文》中“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推倒满清，争取平等自由”这样的话，但更多的是天运气数、神兵鬼将，传统农民造反的腔调。如署名为“敕封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布告”的“皇告”：
中华地，千万里，圣王天下；尧舜禹，大汉朝，治平邦家。谁意起，老洋人，辱侮华夏；任魔鬼，盗男精，取女血花。恨满清，给洋人，作奴为下；又赔款，又割地，又叫爸爸。是汉人，不怕你，本事多大；是满种，做高官，享尽荣华。我起兵，杀洋人，杀学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要恢复，我中国，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熟悉义和团揭帖的人，能一眼看出两者的相似度有多高，事实上，黄龙会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是否强调对洋人的保护，重视对满人的招抚，其实是判别辛亥不同地域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志。
李旺尚且如此，像土生土长的李占云之流，自称“活佛转生灵童”，“其母感神梦而孕育的真龙天子”，人称“尕皇帝”，就更与辛亥革命的目标南辕北辙。因之甘肃农民造反虽多，却不成气候。甘军东征陕西，无须担心后院起火。
陕甘两军，在长武、邠州、三水、乾州等地大打攻防战。说实话，两边的军纪都不好，这些地区被陕甘两军反复劫掠，苦不堪言。
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三天后，东路陕军与清军协议停火。
一转眼就是除夕。守在醴泉的陕军听闻东路停战的消息，大为放松，全体官兵喜迎新年，吃酒，赌钱，通宵无备。不料正月初一拂晓，升允的甘军从西南城角攀援而上，陕军官兵还不曾相互拜年发个红包，醴泉便已易手。
南路甘军张行志，主攻凤翔，费时三月仍无法得手。相对平静的岐山，倒是不太见到战火。而且歧山守军，也与醴泉一样，以为清帝退位，和约已成，和平可期。
年刚刚过完，这日正好是县令李谦吉结婚，守城官兵全都聚集在县衙吃喜酒，城头上只留了十几廿名守军。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戏，正捉摸着过门三天无大小，是不是闹闹县太爷的洞房，枪声大作，岐山城中已遍布甘军。新郎县令立被诛杀，甘军盘踞八天，小小的岐山县城，死伤过千，被搜掠一空。
把时钟拨回到新年之前，清帝退位的那天，旧历十二月廿五日。驻在乾州的西路陕军统领张云山接到了黎元洪黎副总统来电，南北议和已成，即日停战。但是探报甘军升允那方面，调兵频繁，全无停战的迹象。
旁边有参谋说：会不会他们还不知道停战的消息？
啊？那得派个使者去告知他们。
就我去吧。
这位叫雷恒炎，就是醴泉本地人，任行营执事官。张云山看他胆气甚豪，就委他为奉命全权代表，出使清营。为他在乾州南门外置酒送行，各标营发炮三响，以壮行色。
雷恒炎次日到了升允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来电，就听升允下了令：
斩！
雷恒炎全明白了：这老小子知道议和停战的消息，却秘不向甘军宣布。他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声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话没说完，嘴已被堵上。
升允下令将雷恒炎割耳、削鼻、挖心，尸首弃于枯井。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作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袁世凯方面也有了通电，袁大头当上民国总统，脸色一变，本来是攻陕的赵倜毅军，一声口令，就地变成了援陕的民国部队，摆出一副要来攻打甘肃的架势。马安良决定自行与陕军停战，就在乾州签了和约，回师甘肃。
只剩了升允这个“陕西巡抚”了。壬子年的正月里，陕西方面不断地跟升允联络，希望陕甘全面停火。宣统都退位了，你还在打什么打？这个满洲人真是不可理喻。
升允则一直不愿和谈，似乎退位议和这些事与他无关，只要打通北京－山西－陕西的通道，把小皇上接到甘肃来，大清就没有亡。
1912年3月7日，陕西军政府派了两位“理学名儒”来劝升允休战。此时马安良已经回甘，张行志也准备开拔，升允疯狂的东征计划失败了。
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3月10日，升允撤回甘肃，但他仍然念念于迎驾西北，重建朝廷，3月20日到平凉后，升允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任陕西都督，以便两宫将来安置。这等要求迹近笑话，北京自然不予理睬。
升允只好带着家眷逃往西宁，以后辗转经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等地流亡日本，成为宗社党的干将。自此一直参与各种复辟的活动，至死方休。他死后，宣统赐谥“文忠”，与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同。
而甘肃，一直到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位已经五天，才与新疆一道，宣布承认共和政体。满清朝廷的西去之路，算是彻底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