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姚崇新政
拨乱反正：破除陋习，建立良好制度，政治逐渐走上正轨
姚崇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首先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拨乱反正。当时都有哪些乱象需要纠正呢？我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有关斜封官的。斜封官就是不经过吏部、直接由皇帝批条子任命的官员。开元二年（七一四年），唐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李撝）拜托玄宗一件事。李成义王府里的录事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忠心耿耿，成义想把他从九品录事提拔为八品的参军。我们说过，玄宗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其中，大哥李成器、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都已多次提到，但是老二李成义我们从来没具体讲过。因为他太平凡了。老大李成器是嫡长子，身份高贵，而老四和老五都是先天政变的功臣。只有老二，既没有功劳，身份也一般。事实上，说他身份一般都是抬举他了。他的出身在几个兄弟里是最低的。他的母亲根本不是妃子，而是一个宫廷女奴，偶然被李旦临幸，生下他。因为母亲出身过于卑微，刚出生时，奶奶武则天都不想要他。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孙子，扔了又有点不忍心，所以就抱给一个名叫万回的高僧看相。这个高僧也有一片慈悲，不想害这个小生命，于是说：这是西域大柳树精，养着他对其他兄弟有好处。武则天这才把他留下来。因为出身不高，所以成义从小没人待见，也没什么追求，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
从来没帮过李隆基什么忙，但是，也没给他找过麻烦。现在二哥难得开口，玄宗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答应了。既然皇帝答应了，那就等着宰相签署命令。可是我们前面讲过，姚崇当宰相前，给玄宗提的要求之一就是杜绝斜封官。没想到，当时玄宗答应得挺好，现在又变卦了。姚崇岂能接受皇帝这么言行不一呢！就问玄宗，您还记得答应过我整顿吏治，不再搞什么斜封官吗？臣觉得录用官僚的事，就应该归吏部掌管，皇帝不要随便插手。如果皇帝不爱惜官职，整天拿来安排这些亲朋故旧，那朝廷也就没有什么纲纪可言。这不又走回到前几年吏治败坏的老路上了吗？说得玄宗很惭愧，只好回绝二哥。连亲生的二哥都没讨下这个面子，从这以后，皇亲国戚、亲朋故旧全死了心，再也不敢往玄宗这儿走后门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整顿外戚的。外戚是皇权的伴生物，仗着宫里的裙带关系在外为非作歹，历朝历代都不少见。特别是玄宗之前，政坛女强人层出不穷，外戚也就更加嚣张。习惯成自然，到玄宗当政，外戚还是不知收敛。开元四年（七一六年）初，玄宗的连襟，即玄宗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政昕因为一点点小事，跟御史大夫李杰闹别扭。本来，同事之间意见不一致是常有的事，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可是，平时骄横惯了的长孙昕不愿吃亏，下决心定要教训教训李杰。他约了自己的妹夫杨仙玉，躲在李杰下班必经的小巷子里，等李杰过来，两人劈头盖脸一顿打，把李杰打得鼻青脸肿，衣服更是撕得乱七八糟。别看李杰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性格刚强，不信邪。第二天一大早，李杰带着累累的伤痕、穿着破破烂烂的朝服就给玄宗上表了，说：昨天，陛下的连襟以及连襟的妹夫，把我打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吃点皮肉之苦，这是侮辱我个人、侮辱我们家，这我还能忍。但是，长孙昕他们把我的官服都扯坏了，这就不是侮辱我个人，而是侮辱国家了，陛下看着办吧！玄宗整天讲要抑制外戚，一看亲戚这么不给他面子，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在朝堂上杖杀长孙昕和杨仙玉，给百官谢罪！杖杀外戚还不算，唐玄宗还亲自给李杰赔礼道歉，说：我的亲戚，我没管束好，让你受委屈了，就算在朝堂之上把他们打死，其实也不足以安慰你。请你以后继续保持这种嫉恶如仇的优良作风，和黑恶势力斗争到底。一看玄宗态度这么严厉，亲戚们一时间噤若寒蝉，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中央官和地方官互相流动的。唐朝长久以来都一直存在重视中央官、轻视地方官的现象，特别是中宗和睿宗时期，因为中央政治斗争频繁，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任职地方的要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就是无能鼠辈。所以，地方官普遍素质不高。玄宗即位以前，曾经在潞州待过，他知道地方官对于一方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民之父母，也代表着中央的形象。那么，怎么才能改变地方官素质低下的状况呢？
开元二年（七一四年），玄宗颁下制书㊟：“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返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也就是说，在京官内选择博学通识、实际工作能力强的人，任职地方，授予都督、刺史之职；同样，在地方官中选择眼界开阔、政绩突出的，升任京官。建立地方官和京官互相调动的固定制度。
这个制书一颁行，好多能力不错的京官就任职地方了。当时有一个尚书右丞叫做倪若水㊟，进士出身。开元初，在朝廷为官，担任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后外调汴州（今河南开封）任刺史，在其任上，修孔庙，倡教育，且直言敢谏，玄宗召其入朝，提升为户部侍郎。开元七年，复授官尚书右丞，是年，卒于位），进士出身，其政有德，就因为这道制书被外派到汴州（今开封）担任刺史。本来，尚书右丞是四品官，而汴州刺史是三品官，算是升职了。但是，人们重京官、轻外官的观念很难改变啊！所以倪若水还是闷闷不乐。正好，就在他当汴州刺史的时候，有一个叫班景倩的地方官也因为这道诏令，从扬州调到中央担任大理少卿。路过汴州，倪若水给他饯行，羡慕得眼睛都红了。喝完送别酒后，眼看着班景倩的马绝尘而去，倪若水站在灰尘中，一动不动，眼睛都直了。对手下人说：“班生此去，何异登仙！”手下人劝他说，人走远了，这里灰尘大，咱们回吧！倪若水还是舍不得走，说：这哪里是灰尘，分明是仙尘嘛！让我再沾沾仙气吧！有人可能会说，倪若水既然这么不愿意当地方官，勉强去了，能当好吗？现在有一句话说得有道理，优秀是有习惯性的，别看倪若水不愿意当地方官，但是他的才能还是有的，而且，为了早一点回到中央，他工作格外卖力，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后来果然又回到中央任职。就是因为这种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官员流动制度，不仅提高地方官员的素质，也增加中央官员的阅历和经验，这不是双赢吗？
第四个例子是关于谏诤制度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是好皇帝，都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唐太宗以人为镜，善于纳谏，不是被传为千古佳话吗？但是，从高宗时代开始，因为政局动荡等原因，谏诤制度就逐渐被破坏。特别是中宗、睿宗两朝，更是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姚崇在他的“十事要说”里才特别问一句：“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玄宗当时也满口答应。那么，唐玄宗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兑现呢？
事实证明，他还真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我们说过，玄宗的母亲窦德妃是被武则天杀害的。现在儿子当了皇帝，母亲却尸骨无存，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怎么表达孝心呢？唐玄宗没别的办法，就想在埋葬母亲的洛阳陵前立一块碑。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国家影响也不大。可是，当时的汝州刺史韦凑上表进谏说：“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又时正旱俭，不可兴功。”如果树碑的话，既不符合礼法，又给财政增加负担。唐玄宗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停建了。其实，我们也知道，韦凑这次进谏，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就算玄宗以孝道的名义加以拒绝，也不为过。但是，玄宗为什么还立刻接受呢？这和古人千金买马骨是一个道理，玄宗真正想表达的是一个态度：连这样的意见我都能接受，那还有什么意见是我不能接受的呢？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玄宗君臣这些拨乱反正的政治举措呢？很明显，这些措施直接针对的是中宗、睿宗时期的一些弊政。通过破除政治陋习，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一些不利于发展的政治问题基本解决了，政治也逐渐走上正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政治问题刚刚解决，经济问题又出现了。一场可怕的蝗虫灾害严重威胁着刚刚稳固的唐玄宗政权。由于科技不发达，朝野上下竟然围绕着灭不灭蝗展开一场大争论。那么力主灭蝗的姚崇是如何冲破重重阻碍展开灭蝗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