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马嵬之变

评价：杀死杨国忠，才是马嵬之变的主要目标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场政变呢？我想，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马嵬之变的性质是什么？《辞海》中提到马嵬坡，是这样解释的：“唐安史之乱，玄宗从长安西奔成部，缢死杨贵妃于此。”民间提到马嵬之变，第一反应肯定也是杀杨贵妃。但事实上，马嵬之变从本意来讲，绝不是要杀杨贵妃，而是要杀宰相杨国忠。杨国忠当政以后，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早就到了官怒民怨的程度了。另外，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和潼关失守、玄宗出逃，杨国忠都难逃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杨国忠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禁军将士想要杀他，上至太子，下至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没有一个不希望杀了他。正是在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普遍情绪下，陈玄礼才发动禁军将士，制造马嵬之变。所以说，杀杨国忠，才是这场政变的主要目标，至于杨贵妃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杨国忠牵连的结果，只能说是这个事情的副产品。

第二，既然政变的目标不是杨贵妃，为什么后来杨贵妃会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主角呢？我想，这就是人们的心理问题了。什么心理呢？首先就是对弱者的同情。一个弱女子，在乱军之中死于非命，这在任何时空背景中都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更何况是杨贵妃这样一个绝代佳人，在所有悲剧之中，还有比佳人惨死更动人心弦的吗？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甚至编出好多贵妃不死的故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杨贵妃被侍女替死，本人后来流落日本的说法。二十世纪八○年代，日本影星山口百惠还曾经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那么，杨贵妃是否有可能逃过一死、东渡日本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唐朝和日本虽然有商贸往来，但是，受航海能力的限制，路途还是充满艰辛。以监真和尚为例，他在太平年代东渡日本，前后历经十一年、五次失败后才最终成功。杨贵妃一个弱女子，在兵荒马乱中，又怎么可能通过漫长的敌占区，渡海成功呢？这些传说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第二种心理就是对盛世的缅怀。安史之乱后，大唐的盛世也就一去不复返，生活在唐后期的人们对那段安定、繁荣的历史产生深深的缅怀之情。这时候，集丰满艳丽、能歌善舞和荣华富贵于一身的杨贵妃，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盛世的象征。她的惨死，也就成为盛世终结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马嵬之变的政治色彩就被逐渐淡化，而它的悲剧意味则逐渐强化。也就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政变的主人公最终从杨国忠变成杨贵妃。

第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杨贵妃呢？传统史家提起杨贵妃，主流评价当然是红颜祸水。认为唐玄宗正是在她的诱惑下才由明变昏，甚至把安史之乱的罪责加在她身上。而现代则有很多人给杨贵妃鸣不平，说杨贵妃基本不干政，杨国忠发迹也和她关系不大，安史之乱更是跟她无关，她是无辜的受害者、替罪羊。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她呢？我想，首先要知道，杨贵妃是不是玄宗政局由盛转衰的罪魁祸首呢？当然不是。因为无论如何，她毕竟不是当时的政治主角，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策。责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她既然没有权力，又怎么能追究责任呢？其次，也要知道，杨贵妃虽然不是红颜祸水，但也绝不是一名贤妃，中国古代的后妃并不是一般的妻子，而是一种政治身份。人们对后妃的要求并不是不参政，而是以合理的方式参政。什么叫以合理的方式参政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当好贤内助，经常劝导皇帝做好事，别做坏事。怎样劝导皇帝呢？汉朝的班婕妤就做得非常到位。当时汉成帝宠幸她，想要带她一起乘车，班婕妤坚决拒绝。她说，据我所知，凡是有为的皇帝，身边一定总跟着贤臣，只有桀纣那样的昏君才整天带着女人出入。如果我和陛下一起乘车，不是有损陛下的令名吗？这才是贤后、贤妃的榜样。而杨贵妃呢？她虽然很少干政，但是就现有史料来看，她也从来没有劝导过皇帝要勤政，这难道不是她的失职吗？事实上，杨家一门能够飞扬跋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她的纵容有关。这样看来，传统史学一提到女人就是红颜祸水固然不对，但是，现在一味强调杨贵妃的无辜恐怕也有失偏颇。当然，即使杨贵妃并不是一名贤妃，我们还得承认，她是一个悲剧人物。杨贵妃本来无心政治，她并不像长孙皇后那样有政治城府，更不像武则天那样有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的单纯女子，如果能够始终和寿王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实却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无论是成为玄宗的贵妃，还是最后横死马嵬驿，都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本来不是政治人物，最后却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被暗流吞没。所谓红颜薄命，恐怕更多还是时代的悲剧、文化的悲剧吧！

马嵬之变激发了我们无限的同情。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此。事实上，马嵬之变最大的意义在于，一种新的政治局面成为可能。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唐玄宗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