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五一时乘火车过九江，听江声浩荡，不由想起隋文帝。当年，大隋的军队就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伐陈。那些从蒙古草原或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面对这汤汤流水，是怎样的心情呢？

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

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充分意识到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名为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那个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拚命想建立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君临天下的皇帝。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他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是冷硬与无趣。他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一支叫《地厚》。曲子的韵律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味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吾得贵妃，如得至宝。”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

哎，人啊人。

然而，我并非一味为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是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便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便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人民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一位有为的君主，但却不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

由隋文帝又不免想到隋炀帝。我在微博里说，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难道不是吗？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妓的红拂怎能夜奔成功呢？谁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段德昌，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依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即使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即便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便是惊天动地的呐喊。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唐承隋制”。唐朝保留隋朝所有好制度，只是增加一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深刻认识。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时，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能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而只能在歧路徘徊。

二○一七年六月于京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