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贡献。

西汉烦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穀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很多。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荀勗（？～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宁五年（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感情，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胜。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的书，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由于玄学的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西晋佛教的发展，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334～416）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约283～363）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303～361，一说307～365，一说321～379）、王献之（344～386）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

（周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