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
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
开元、天宝之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改革。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且废而一再得以复行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掌握大量荒地。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经垦辟，而周围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权再也不能自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括户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东魏末，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是以括户名使的第一次见于史籍。隋朝的租调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调都以人丁作为征发对象，因此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客户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
课役、财政改革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崩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象，故唐朝在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劳动人民脱籍亡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括户是唐王朝针对逃户采取的措施，斗争的剧烈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加速变化。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回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回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安，显然是“回造纳布”的继续。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
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童仆之役，身份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并且他们均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 （音郭）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征镇赋役。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征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同，不需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频仍，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打败西突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防御线大大延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始有节度使之号。至天宝初年，后突厥兴起，吐蕃、奚、契丹不断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边地形势紧张。于是全国先后出现了十道节度、经略使，即安西、北庭伊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及岭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边将专军的局面，这是造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改变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职官制度的混乱和变革就是其中主要表现之一。
首先是尚书仆射地位的降低。仆射在唐初是当然的宰相，而且是从二品官，品阶高于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但武周政权结束后，仆射凡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者不再是宰相，称为“空除仆射”。这一变化说明中书省、门下省的地位有相对的提高，尚书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其次，政事堂原置于门下省，高宗死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宰相张说又改政事堂号为“中书门下”，下面设五房，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这一变革对尚书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权和重叠现象，也是动摇旧宰相制度的表现之一。
复次，差遣制逐渐流行，差遣职增加，成为固定职官。差遣制的特点是：官与职脱节，本司官往往判别司事；差遣官无定员，无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诠选。非三省最高长官的其他官员，假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使居相位，就是一种差遣官。但在唐初，差遣职务多属临时性质，而且是一种个别现象，并不普遍。武则天执政时期破格用人，官员大增，差遣之法逐渐流行起来。到玄宗朝差遣官成为制度。当时带“使”字的职衔均为差遣官，节度使、团练使、户口色役使、转运使、盐铁使等使职差遣官大量出现，不一而足。
最后是翰林学士院的兴起。武则天执政时，为夺宰相之权，引文学之士多人密令参决奏议疏表，时人号为“北门学士”。玄宗于开元末年置翰林学士院，学士专掌“内制”。学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种，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书省形成部分侵权。
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犬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