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唐朝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科学与技术

唐代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科技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及印刷术等方面。

天文与数学

僧一行，本名张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他青年时代就精通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唐玄宗召他到长安主持改定历法。当时，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已经制成木黄道游仪的模型，一行主张改用铜铸，并与令瓒继续进行研究，经过两年的努力，最后于开元十二年（724）制成铜黄道游仪。次年，一行又与梁令瓒奉玄宗之命，共同研制成铜铸的水运浑仪，用以计时。黄道游仪和水运浑仪的制成，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元十三年，一行还用自己制成的“复矩图”，令南宫说率人到今河南若干地点测量北极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影长度，测出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约合十二万三千七百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天文学家。他临死前编成《大衍历》的草稿，后经张说等整理成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历书。该历在编写的过程中使用的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在数学上都是杰出的贡献。

此外，李淳风等注释《算经十书》及十书中最后一部王孝通所撰《辑古算术》，也都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

地理学

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学著作是《括地志》。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延揽学士萧德言、顾胤、蒋亚卿及谢偃等，根据《贞观十三年大簿》的资料编撰成该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奏上。《括地志》全面叙述了唐初政区的建置沿革，并介绍了各地的山岳、河流、风俗、物产及人物故事等。该书共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内容丰富，惜今天已无完帙，清代以来的辑佚本仅数卷而已。

唐德宗时的贾耽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贞元十七年（801）绘成《海内华夷图》，并撰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其中尤以《海内华夷图》贡献最大，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以一寸为百里，古地名标以黑字，唐代地名题以红字。可惜原图已失，但12世纪时根据它编绘的《华夷图》刻石至今仍保存于西安市碑林。贾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还有《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等。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撰成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四十卷，目录两卷，在所介绍四十七镇的每镇之前，都附以地图。全书记录了当时各地的物产、贡物、户口、州县沿革和山川险易等情况。原书仅存三十四卷，图已佚，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对后世方志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

此外，杜佑所著《通典》的《州郡典》共十四卷，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详细记载了洱海一带的民族、风俗、山川、道路，是舆志中较早的著作，为研究古代云南地理及南诏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医药学

孙思邈是唐初医学和药物学家。他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撰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名其书为《千金要方》。该书广收博采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剂，对诊治之诀、针灸之法、导引养生之术均有周详的论述。后来，孙思邈觉得《千金要方》仍有阙遗，又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辅之。这两部书在中国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人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此外，显庆四年（659）唐廷颁行的《新修本草》，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药典。这是唐高宗时期医药工作者集体作出的重要贡献。

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重大技术成就之一。雕版印书始于何时，其说不一，至迟在中唐、晚唐时已经逐渐兴起。1966年在韩国发现了木刻《陀罗尼经》印本，刻于704～751年间。成都市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这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此外，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见刻印技术已较成熟。唐僖宗时成都书肆有印制的各种书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五代以后大量印书创造了条件。

宗教和哲学

道教与佛教

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早已盛行，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对巩固封建统治能起一定的作用，经常利用道、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道教与佛教往往发生矛盾和斗争。唐代，有的统治者崇此抑彼，有的统治者崇彼抑此，对宗教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他们也调和道佛之争，并且加以利用。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数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当时道教有清经法派和正一派，各有不少经戒符箓传世。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箓、辟谷、导引之术，往往以这些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备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是：⑴佛教的经、律、论在过去已有不少翻译，大体完备，有了充分的资料。⑵在理论上佛教已从玄学附庸的地位走向独立，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⑶政治需要促使佛教进一步发展，如适应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等级特权的削弱，各派均论证成佛的可能性，并给以肯定的结论。智顗创天宗台也是适应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⑷经过长期发展，佛教已渐趋中国化，得到改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派。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是佛教高度发展和高度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佛教已经有一些流派，隋唐时期形成了正式的宗派。当时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导的禅宗的中国化程度最高，流行最广。

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起来，僧侣地主广占良田，大蓄奴婢，在社会上闹钱荒的时候，佛寺中以铜铸像，而且为各阶层逃避课役的人提供了藏身之地。这就必然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鼓动下，于会昌年间（841～846）下令打击佛教。在这次“废佛”中共拆除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庙宇（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勒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奴婢十五万人，均充两税户；没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哲学思想

唐代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有韩愈和李翱，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韩愈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学，反对佛、道，尤其排佛最为激烈。韩愈认为僧侣不事生产，徒费社会财富，是产生贫穷和盗贼的根源，主张僧尼还俗，焚烧佛经，废毁寺院为民居。他曾因谏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逐岭南。在理论上，他觉得宗教宣传无君无父，违背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国固有的政治思想仁义之道。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传到孔、孟，后来就中断了，声称要以继承道统为己任，恢复儒家的独尊地位，以贬抑佛、道。不过他不是以唯物主义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义批判佛教的唯心主义。在宇宙观方面，韩愈认为天可以对人间进行赏罚；在人性论方面，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把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且认为每个人的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观点。

李翱主要的哲学论著是《复性书》。他也是佛教的反对者，但同样宣扬唯心主义思想。李翱继承与发挥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只是由于有喜怒哀乐等情欲，性才不能得到发扬，所以情是性之累。为了排除这种干扰，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制礼作乐、治国平天下等理论进行修养，这样做就可以“复性”。这种关于人性的学说，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韩愈和李翱都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理论在唐代后期兴起，是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是程、朱学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陆、王学派思想的前导。

针对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唐代先后产生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唐初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吕才。傅奕主要批驳佛教的观点，并且上书唐高祖，建议废佛。吕才主要反对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并揭露阴阳吉凶之说的虚妄。但两人都缺乏理论的高度，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够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宇宙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即自然，并不能对人间进行赏功罚过，人们的祸福遭遇纯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命无关。这样的论点显然属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柳宗元指出，人类历史不是依照“圣人”之意发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势”，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之所以优于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于前者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些看法说明，他在社会历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

刘禹锡主要的哲学论著有《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他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真正的“空”和“无”，而是充满了物质。所谓“天”，不过是“有形之大者”，同样也是物质。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柳宗元和刘禹锡一方面宣扬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都信奉佛教，所以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都不够彻底。

史学和文学

史学

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抵牾重出现象。

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知几之子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

文学

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

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全唐诗》辑录诗歌近五万首，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名诗人辈出，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通常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自“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至沈佺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一扫南朝绮靡、颓废的流风，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诗歌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適和岑参等。王、孟写作艺术较高，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高適才气逊于岑参，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学习民歌语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长于夸张，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他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求仙饮酒、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将进酒》《蜀道难》《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从《诗经》《楚辞》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又革新创造，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真挚的感情、雄浑的基调、精练的语言，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铭。就思想内容而言，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他的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北征》《悲陈陶》《羌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因而被誉为“诗史”。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他以讽喻诗表现其“兼济”思想，以闲适诗表现其“独善”精神。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占五十首。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叙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秦中吟·重赋》《琵琶行》及《长恨歌》等诗，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当时已被称为“元和体”。

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两人名噪诗坛，时称“元、白”。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刺美见事”。代表作有：《连昌宫词》，是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叙事诗；《田家词》，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亦为名篇。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

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穷困潦倒，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他在《拂舞歌辞》《秦宫诗》《猛虎行》《吕将军歌》《雁门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巨镇，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他的诗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

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虽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但“运与愿违”，不得实现，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斥责宦官的内容，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他写了不少《无题》诗，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文字清丽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但也沉沦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关心国家治乱，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在艺术上，他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末农民战争之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

初盛唐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叫作词。它的特点是适于合乐，每种曲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而为了配合这些调子，句子随之有长有短，所以词亦称长短句。词在中唐时普遍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创作形式。开元时，城市中的歌者杂用里巷间的俚曲调，词中不免渗入一些市民意识。现存最早的词是敦煌发现的曲子调，其中除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间作品。中唐前后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著名的作家有李白、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和温庭筠等人。最杰出的是温庭筠，艺术成就很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南北朝以来，流行写骈体文，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实的内容。中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儒、道、释杂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统”，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文”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作文章必须“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创新精神，辞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应把文章写得“文从字顺”。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师说》《毛颖传》《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梓人传》《黔之驴》及《永州八记》等。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和变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两种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隋及唐初的传奇小说仍未摆脱六朝志怪的余风。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强的文体；诗歌的长期发展，在语言、意境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传奇小说适于表现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为投卷（唐代报考进士科的人在考试前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呈交考官或与考官有关系的名流，以此争取登第，称作投卷）所需要，进士科的盛行也对传奇创作起了推动作用。因此，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间出现了大量作品，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及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均比较著名。

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到了中国。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僧讲和俗讲。后者专以世俗民众为对象，其话本叫作变文。唐末，变文已用来讲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事迹，说唱者亦不限于僧侣，并且在讲唱时辅以表演。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王昭君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变文的出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中的宝卷、弹词、鼓词、话本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

艺术

绘画和雕塑

唐代绘画艺术在画法上有独特的创造，题材比以往广泛，名画家辈出。人物画在当时绘画中占重要地位，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都是善画人物的画家。现存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笔力刚健，线条有如屈铁盘丝，能以简练的笔法表达人物的神态。盛唐的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吸收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并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使画面具有立体感。吴道子尤善画迎风轻举的衣服，号称“吴带当风”。盛唐、中唐之际的张萱和周昉善画仕女，使人物画又有新的发展。魏晋以后，山水树石只是人物画中的配景，不受重视。隋唐以后，山水风景才成为绘画的主题，从而出现了山水画。初唐、盛唐之际的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其子昭道更是青出于蓝。二李喜用重彩，务求富丽，笔法繁密。诗人王维亦擅长山水画，笔法精练，务求淡雅，后世称其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唐代还有一些特具专长的画家。如：曹霸、韩幹均长于画马；韩滉作画，多取材于农民的现实生活，尤长于画牛；戴嵩师法韩滉，亦以画牛称著；边鸾则善画花鸟。壁画也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成就。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及陕西乾县的唐章怀太子墓、唐懿德太子墓等处发现的壁画，都是唐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

雕塑有石雕和泥塑。洞窟、寺院和帝王陵寝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如昭陵的“六骏”、龙门的卢舍那佛都是杰出的艺术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间艺人的泥塑作品。唐代雕塑家辈出，最著名的是盛唐时的杨惠之，被称为“塑圣”，他为艺人留盃亭所塑的像，惟妙惟肖。

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博物馆，而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现存窟龛四百余个，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个，几占半数。莫高窟最主要的艺术作品是塑像和壁画。唐代塑像遗存者有六百七十躯，半数尚存原形。与过去的佛像相比，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点，佛和菩萨塑像端庄、慈祥、温和，而且这一特点有日益加强的趋势。洞窟四壁布满了绚丽的壁画，经变画的画面巨大，内容丰富，构图紧密，著名的维摩诘经变画具有突出的中国化倾向。大型塑像的出现和净土宗经变画对极乐世界的描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经济繁荣和昌盛。经变画的内容还涉及耕地、收获、伐木、射猎等生产活动及角ô、百戏等场面，是社会生活的写照。供养人像是当时各个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写真。随着社会经济的衰落，敦煌艺术在唐末有下降的倾向。

此外，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安西西南的榆林窟，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画。麦积山石窟的泥塑秀丽、生动，榆林窟的艺术风格近似莫高窟，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书法

从汉魏之际起，书法艺术开始脱离篆、隶的窠臼，演变出楷书、行书和草书。隋唐时期，随着全国统一的重现，南方风流潇洒的笔法终于压倒北方拘谨保守的风格，风行全国。另一方面，在南北合流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和努力，在唐代又形成了新风格。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号称初唐三大书法家，其传世作品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以及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圣教序》等。盛唐的颜真卿融篆、隶、行、楷为一体，在书法方面有所独创，其特点是气势雄浑、形体敦厚、笔法遒劲。他的传世作品有《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及《多宝塔碑》等。中唐、晚唐之际的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吸收了欧、颜两家之长，自成一体，代表作品有《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等。唐代著名的草书家有孙过庭、张旭和怀素等。孙过庭还著有《书谱》，对书法理论有所阐发。

音乐和舞蹈

音乐、舞蹈的发达大大丰富了唐代社会的文化生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原有的汉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西域文化逐渐东传中原，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隋唐音乐、舞蹈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升平景象，又为殊方乐舞的百花争妍提供了条件。

隋代曾将中外音乐分类整理，先后置七部乐和九部乐，唐太宗时进一步扩充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及高昌乐。不同的名称说明这些乐舞少数属于汉族所固有，大部分来源于国内各族及亚洲各国。但由于长期的统一更有利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各部乐间的区别渐趋泯除。到唐玄宗时终于取消了十部的名称，而改设立部伎与坐部伎。坐着在堂上演奏的称坐部伎，立于堂下演奏的称立部伎。坐部伎技艺最高，有不称职者，淘汰后改入立部伎；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习雅乐。唐代雅乐保存至今者尚有《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这种音乐旋律单调，节奏平直，演奏技艺不高，已不受重视。唐玄宗时以清乐为主，杂用“胡夷俚巷之曲”演奏法曲，这种新声受到特别的重视。玄宗还选拔坐部伎中的优秀乐师三百人，亲自指点他们在梨园练习演奏，故这些乐师被称作“皇帝弟子”或“梨园弟子”。

唐代的乐与舞原不可分，乐曲是为舞蹈伴奏的，舞分健舞与软舞。健舞有“剑器舞”“胡旋舞”及“胡腾舞”等，武术亦包括在健舞之中，所以，当时的“舞”实际上超过了舞蹈的范畴。软舞有“乌夜啼”“凉州乐”及“回波舞”等。“柘枝舞”本是健舞，以后逐渐演变得接近软舞。为歌颂秦王李世民破刘武周之功所制作的“秦王破阵乐”，后改名“七德舞”，与“九功舞”“上元舞”构成有名的“三大舞”。“婆罗门曲”在天宝时改称“霓裳羽衣舞”，是中印乐舞融合的最高成就。由于不少的舞蹈带有杂技的性质，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过去士大夫舞蹈的风气到唐代走向衰落。

唐代乐舞分大曲与散乐。大曲是大规模的歌舞，包含着以后戏曲的部分因素，是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散乐是杂技，统称为“百戏”，如浑脱、寻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毬等，伴奏的乐器不多，乐曲却保存着淳朴的风格，在群众中颇受欢迎，但被统治者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