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

宗教与文化

契丹在建国前只有对自然界的原始崇拜和原始文化。辽朝建立后，佛教逐渐在契丹贵族中传播。汉人、渤海人居住地区，仍继承唐代的文化传统。辽圣宗以后，汉族的封建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在辽朝得到发展。

契丹族在原始时代，以白马与青牛作为互通婚姻的两个部落的象征。天地、白青、马牛、男女等概念形成对立统一的两极。辽朝建国后，皇帝称天皇帝，皇后称地皇后。相信天地都有神祇。出兵作战前用白马、青牛祭祀天地。用白羊骨炙卜。巫和太巫执行占卜和各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仍由巫师赞祝行礼。契丹崇拜太阳，故以东向为尚。

辽太祖、太宗时，佛教从渤海和燕云两个地区传入辽国的中心。阿保机建国前，俘获汉人，据说已在潢河上游的龙化州建开教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国后，渤海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上京，建天雄寺传教。辽太宗得燕云后，河北汉人僧尼也陆续来到上京。辽圣宗以后，佛教更为发展。各地区建造佛寺甚多，并通过贵族信徒的施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头下户被施给寺院后，将原来交纳给领主的赋税转交给寺院。同时仍向国家交租，称为寺院二税户。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最盛。佛教圣地五台山在辽朝境内，由西京管辖，是华严宗的教学中心。上京开龙寺僧也专攻华严。辽道宗曾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密宗也在辽朝传播。五台山和南京都有究习密宗的高僧，并翻译密典多部。密宗的经咒也在契丹社会中流行。

辽圣宗以后，对佛教典籍的刊校，作出两大业绩。一是石经的刊刻，一是雕印大藏。隋代僧人静琬在涿州大房山（今属北京），开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经收藏。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后经战乱中断，云居寺被毁。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辽圣宗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经板。经辽兴宗、道宗两朝，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经石六百块。合原存《涅槃经》《华严经》石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石经的刊刻也是对佛经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佛经以木版雕印，全用汉文，并经僧人详为校勘。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在此以前，971年宋太宗曾在成都雕印《大藏经》，号称“宋藏”。辽代印本通称“丹藏”。

辽朝僧人的著述，主要有《续一切经音义》和《龙龛手镜》两书流传，都完成于辽圣宗时代。南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体例，对唐开元以后的佛经，续作音注，成《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此书广泛参阅了有关训诂和音韵文字的古代著述，详征博引，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僧人行均（汉人，俗姓于）在五台山金河寺著《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依平、上、去、入四声分编四卷，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释十六万三千多字。行均收录当时实际读音和通用字体，并多收民间通行的俗字，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字书。此书曾传入宋朝，在浙西雕版，因避讳改名《龙龛手鉴》。

辽朝的佛教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存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代建筑的框架法。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为前代所未有。这种新形制为金代所继承，形成独特风格的辽金塔。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砖塔，八角七层，但内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

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但由于汉文化的传布，见于记载的辽代文学作品，仍多用汉文。最早的诗篇是辽太祖皇子耶律倍的五言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辽圣宗以后，契丹贵族多学作汉诗。辽圣宗时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流传的圣宗佚诗有“乐天诗集是吾师”句。传说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但并未流传。北宋苏轼诗曾传到辽朝，在南京书肆刻印，很有影响。辽道宗和宣懿后，辽天祚帝的文妃（渤海人）都能作汉诗。道宗所作诗赋曾编为《清宁集》，已失传。辽朝贵族文人也有一些诗集，都未能传留后世，可能也都是汉诗。近年不断有契丹文物出土，但由于契丹语文尚不能通解，契丹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还有待于研究发掘。

辽太祖皇子耶律倍醉心于汉文明，不但能诗，也能作画。宋朝藏有耶律倍的绘画十五幅。有“猎骑图”一幅，到元代仍受到珍视。辽兴宗曾画鹿赠给宋仁宗赵祯。辽朝的庆陵和近年在吉林库伦旗发现的辽墓，都有大幅壁画，当是受到唐壁画墓的影响。

辽圣宗时，依仿汉人的修史传统，撰修辽朝的历史。室昉、邢抱朴等曾撰实录二十卷。辽兴宗时，又编录遥辇可汗以来的事迹共二十卷。辽道宗时，撰修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辽天祚帝时，耶律俨（汉人）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是元人所修《辽史》的主要依据。辽道宗时，汉人王鼎撰《焚椒录》一书，记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始末，是辽朝仅存的一部私人的历史著述。

（蔡美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