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著名科学家沈括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闻名于世的三大发明，到宋代又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农艺、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三大发明

指南针，在战国时已经有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的记载。

到宋代又有重大进展，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天然磁石摩擦针锋磁化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宋军中配备有指南鱼，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针于航海的记载。南宋时，海船上普遍装有“针盘”，即原始的罗盘导航。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对发展海上交通，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唐、五代时开始应用雕版印刷术印书，北宋时有了很大发展。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各地民营书坊刻印的书，世称坊本。开封府、杭州、西川、福建是当时印书的中心。刻印技术，杭州第一，蜀本次之，福建又次之，开封刻版虽可与杭州媲美，但纸张不佳。南宋地方政府、寺院和书坊都刻印书籍。临安府是印书业最发达的地方，质量也较高。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婺州（今浙江金华）、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抚州（今属江西）和吉州（今江西吉安）等地，也都是重要的印书业中心。福建路建阳县的麻沙、崇仁两镇集中了众多的书坊，印书质量虽较差，但印刷量很大，行销远方，世称麻沙本。四川成都府、眉山县有许多书坊，刻印不少史籍和诗文集。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刻字排印。对后代木活字、铜活字的创造有很大影响。毕昇的发明，比欧洲早四百年，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南宋时，周必大也曾用胶泥活字和铜版，印刷自己的著作《玉堂杂记》。

火药和火器。唐末战争中已有火药箭和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机飞火”的记载。宋朝政府设有火药武器的作坊。北宋仁宗时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以及火箭、火炮、'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火器的做法和用途等。宋神宗时，边防军已大量配备火药箭。南宋军队配备的火药兵器，数以万或十万计，有火箭、火枪、突火枪、铁火炮、霹雳炮等。开庆元年（1259），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又发明了名为“突火枪”的管形火器，在巨竹筒内装火药和“子窠”，点燃后将“子窠”发射出去。“子窠”是后世子弹的前身。发射“子窠”的管形武器的发明，是世界武器制造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天文学

北宋时进行了多次较全面的恒星观测。元丰年间（1078～1085）观测的结果，于元祐三年（1088）绘成星图，南宋淳祐七年（1247）又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刻石，称为《天文图》。

景德三年（1006）关于“客星”的记载，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记录；至和元年（1054）关于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的记录，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极受重视。

元祐（1086～1094）时，苏颂、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将其结构写成《新仪象法要》，其中关于擒纵原理的发现，已开近代钟表构造的先河。他们还创造了“浑天仪”，球面按照恒星位置穿有小孔，人进入内部可看到模拟的天象，是世界上最早的“假天仪”。南宋绍兴年间，王及甫也制造过类似的“假天仪”。

宋代的历法经过多次改进，姚舜辅编制并于大观元年（1107）施行的《纪元历》，首创利用观测金星以定太阳位置的方法。而由杨忠辅创制，并于庆元五年（1199）实行的《统天历》，确定回归年的数值为365.2425日，和现行公历的一年长度完全一样，但比公历颁行早三百八十三年。

数学

北宋中期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世称贾宪三角形，比西欧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约六百年；他的“增乘开方法”，与霍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约七百七十年。南宋淳祐七年（1247），秦九韶著《数书九章》，他的“正负开方术”发展了“增乘开方法”，算式井然有序，今人称为“秦九韶程序”；而“大衍求一术”，则发明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的普遍解法，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剩余定理。南宋末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田亩比乘除捷法》和《乘除变通算宝》，后三种都是实用算法著作。

医药学

宋代医药学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官修的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元丰五年（1082），唐慎微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一千七百四十六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时重加刊正，称《政和本草》，沿用近五百年，日本、朝鲜亦曾刊印。

医方，宋太宗初官修《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方。宋徽宗时审定的《和济局方》，收复方二百九十七方，是中国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册，不少名方至今沿用。

针灸，宋以前只重视灸法，宋时才重视针法。王惟一（一作惟德）受命考订针灸经络，并先后铸铜人两具，外刻腧穴名称。他又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标志着针灸学的重大进步。

太医局将产科、眼科等单独设科，是医学史上的重大进步。南宋陈自明撰《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分论妇科、产科诸病，附有方剂和医案，有许多新见解。北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名著。南宋宋慈《洗冤集录》十五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对后世法医学影响很大，近代又被译为英、法、德等多种文字。

农艺学

北宋末陈旉总结两浙农民的耕作经验，在南宋初撰成《农书》，是综合性的农学著作，介绍了稻、麦、粟、豆、麻、芝麻等种植时间和方法，以及养牛和蚕桑等，注意到多种经营，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指出土壤好坏不一，只要治理得法，都适合耕种并能经常保持新壮，书中有专篇论述施肥、秧田育苗等农技。

皇祐元年（1049）陈翥撰写的《桐谱》，嘉祐四年（1059）蔡襄著《荔枝谱》，淳熙五年（1178）韩彦直著《橘录》，都是传世最早的有关经济作物的专著，论述了桐、橘和荔枝的种类、土宜、栽培、采伐或采摘，以及果品的加工、贮藏，有的还论述了防治病虫害、果园管理等。园艺方面，除“本草”一类书中和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已有论述外，还有不少专书，如刘攽、王观、孔武仲都撰有《芍药谱》传世；《菊谱》亦曾有多种，传世本是刘蒙于崇宁三年（1104）撰写的。这些书中论述了植物变异现象，以及通过嫁接产生变异等。

建筑

端拱二年（989），喻皓建成开封开宝寺木塔，他根据当地多西北风，使塔身微向西北倾斜。修建杭州梵天寺塔时，他对木塔的稳定性问题又作了科学的说明。开封开宝寺木塔焚毁后，庆历元年（1041）建成砖塔，屋檐、斗拱等用特制的铁色琉璃砖块，塔身面砖为有佛像等浮雕图案的铁色琉璃砖，因此俗称铁塔。建筑此塔改变了砖砌塔筒与木制楼板相结合的传统做法，改用发券等法建筑塔心室和楼道等，成为以后北方通用的砖塔建筑方法。今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是为了抵抗辽军瞭望敌情而于至和二年（1055）建成，亦称瞭敌塔，高八十四米，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塔。苏州报恩寺砖塔和泉州仁寿寺、镇国寺两座石塔，则具有宋代南方建筑风格，飞檐高出，形象轻盈。泉州附近的洛阳桥，嘉祐四年（1059）建成，“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是中国著名的梁架式古石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虹桥，用木建成，结构科学，不建桥墩，便于航运。北宋灭南唐，根据樊若冰的建议造船数千艘，先在石牌镇（今安徽怀宁县境）附近长江支流上，依樊若冰测量的长度，试造浮桥。开宝七年（974）冬，“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境），系缆三日而成”，在长江下游建成浮桥，经历了一年的风雨洪水考验，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建筑学著作方面，宋初喻皓的《木经》惜已失传。元符三年（1100），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对材料、结构、式样以及彩绘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和精致的图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建筑学专著。

哲学思想

宋太宗时校定孔颖达《五经正义》，宋真宗时又颁邢昺《九经疏义》，这几十年主要是唐代经学的继续，学术思想不很活跃。宋仁宗时，刘敞撰《七经小传》，以己意进行解释，开创了新学风。孙复、石介、胡瑗和李觏相继而起，分别就《春秋》《易》《礼》进行新的阐述，李觏还说孟子背离孔子。及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公开对孟子、《周礼》和《易》，提出不同程度的疑问，学术风气大变，由原先的“汉学”转变成了新的“宋学”，理学和其他儒家学派先后出现。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但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他晚年时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阐明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百家姓》

宋代以来的幼儿启蒙读物。成书于北宋初年，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百家姓》原收姓氏四百一十一个，后来增加到五百零四个，其中单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百家姓》的排名次序并没有依据各姓氏人口的多少排列，而是需要顺口、易学、好记。头四姓“赵钱孙李”还有着地域原因，因为《百家姓》最早出现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所以首先包括了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王的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和南唐国王的李氏。

《千字文》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南朝学者周兴嗣编撰。相传梁武帝为教育诸皇子，命人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下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以供学习。为了让孤立的字互有联属、便于记忆，他召来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思如泉涌，像为歌词谱曲一样，用了一个晚上就编好，并上呈皇帝。这就是日后广为流传的《千字文》。全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了许多常识，配以四字韵语，很适合幼儿和儿童诵读。《千字文》一直流传至今，不仅超越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疆界，而且传到了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的一条纽带。同时，《千字文》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独特地位，隋唐以后的著名书法家，大都书有《千字文》传世。

除理学外，宋代还有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儒家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等。王安石吸收老子、商鞅、韩非等道家、法家思想，形成被称为“新学”的儒家学派，一开始就受到刚产生的理学派的攻击。他说的“道”，也称为“元气”，是物质性的，由“元气”产生万物；并认为“新故相除”是“天”（自然）和“人”（社会）共同的变化规律，为自己的变法提供理论根据。“新学”形成后，盛行了六十年左右，南宋以后逐渐衰落。陈亮反对理学家脱离客观事物的“道”，倡导功利主义，认为义和利本出于一元，王和霸也出于一元，两者都是程度的区别，并无本质的差异。他和朱熹曾就“王霸义利”，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叶适认为不能说“道”在天地之先，能生天地；他指出《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说“文浅而义陋”。他也提倡功利主义，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水心文集》《习学记言序目》传世。

教育

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宋仁宗庆历时设太学，北宋末，太学生达三千八百人，实行三舍法。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主要成为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在乡村农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由穷书生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宋哲宗时每次参加考试者已达三千人，宋孝宗时增至两万人。南宋时，福建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一万余人，连小小的兴化军也达六千人，反映了教育的普及程度。

州县学

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令藩府设立学校。庆历四年（1044），曾令州县皆设学校。熙宁四年（10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计划逐渐以学校“升贡”代替解试，崇宁三年（1104）至宣和三年（1121）的十八年间，解试、省试曾全部停废。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二十四路共有学生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校舍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楹；经费年收入钱三百零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贯，支出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贯；粮食年收入六十四万零二百九十一斛，支出三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四斛；校产中有“学田”十一万五千九百九十顷，“房廊”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都是空前的。

书院

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是白鹿洞（今江西九江庐山）、岳麓（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三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政府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都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儒学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大兴。朱熹首先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置学田，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绍熙五年（1194），朱熹恢复并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地儒学家的书院先后建立，如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三百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文学艺术

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古文运动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为己任，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登上文坛，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苏轼在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的同时，认为文章应如“精金美玉”，很重视文采。曾巩、苏洵、苏辙等名家辈出，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曾、王、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诗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丰茂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不少“以适用为本”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主张改革。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并主张作诗文要“无一字无来处”，其后便形成了江西诗派。但其后继者走了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的形式主义道路。江西诗派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很少雕饰，诗集《指南录》是抗元诗史，《正气歌》更是传世名篇。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大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成为南宋诗的一大特色，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词

北宋前期以晏殊、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诗尚婉丽，未完全摆脱五代羁绊。柳永精通音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高、刘克庄和宋末刘辰翁，均受辛弃疾影响，都是豪放派爱国词人。婉约派词人有苏轼门人秦观，他善于以长调抒写柔情，语工而入律。北宋末年的周邦彦，所作多艳词，词调方面有创新。北宋末南宋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独树一帜，影响较大，其散文、诗篇虽不甚多，都属佳作，实为古代最有成就之女作家。南宋后期的姜夔，长于音律，讲究技巧，对后世影响很大。

绘画

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皱”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珪所师法。他们合称南宋四大画家。

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宷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也大都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工。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所画《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图画。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不讲形似，只讲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所作为“艺画”。他们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将作者称为“匠人”。文人画的代表作者为苏轼、米芾、米友仁等，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

书法

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很有贡献。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苏轼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米芾亦擅行、草，师法王献之，技巧为当时第一；蔡襄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宋徽宗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南宋陆游、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很高。

雕塑

北宋元祐时塑造的太原晋祠的四十二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济南灵岩寺，北宋末所塑四十六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都是很典型的宋代塑像，为中国艺术宝库的珍品。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上起宋太宗时，下至宋理宗，造窟数以百计。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的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二十一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工艺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水纹、古钱、卍字等，穿插龙、凤、朱雀、“三友”“四季”“八仙”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案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1041～1048）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

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通常再涂上几十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与曲艺

宋代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主要有话本、诸宫调、宋杂剧和南戏等。话本原是“说话”（讲故事）艺人的底本，对后世的长、短篇小说和戏剧很有影响。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说唱相间的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ô”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今浙江温州），形成于南宋光宗时（1190～1194），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宋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作者亦多下层文人，词语通俗，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流行于今浙东、福建地区。

史学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立，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据五代各朝实录等，仿《三国志》体例，编成《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新唐书》，以别于五代后晋刘昫《唐书》（即《旧唐书》）。欧阳修不满薛居正《五代史》，重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五代史记》效法《南史》《北史》体例，将五朝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新唐书》增修仪卫、选举、兵等志。宋代编修的前代史还有多种，传世的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五代，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取材详备，考订精确。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吸收纪传、编年两体之长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

南宋李焘用四十年时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众多的官私资料，进行考订辨伪，是《资治通鉴》之后第一部出色的当代编年通史，亦是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私修编年史。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三十卷，实际上也是一部《长编纪事本末》，两书都分类编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保存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已佚的部分史料。

宋人编撰的当代史，还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编年记述徽、钦、高三朝与金的和战史事，每事取诸家之说，全录原文，保存了丰富资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编年系月，专记高宗一朝史事，考证史实，条理清晰。王称《东都事略》，为纪传体北宋史，无志，间亦有他书未载史料。佚名《宋史全文》记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理宗赵昀朝史事，其北宋一代十五卷，全系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之摘抄本）辑录者，南宋十五卷，则系辑录《中兴两朝圣政》诸书而成；佚名《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宁二朝事；宋末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记理、度、恭三朝事，虽都较简略，仍为研究南宋史所必备。

宋政府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或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赵眘在位二十七年，其在位时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两千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钱若水《宋太宗实录》亦有残本二十卷传世。

两宋之际郑樵仿《史记》修撰的纪传体通史《通志》，纪传袭自旧史，全书精华是相当“志”的二十略。宋元之际马端临仿唐杜佑《通典》修撰《文献通考》，取材下迄宋宁宗，分二十四考，引文摘取原文，叙述条理分明，尤以宋制为详，为研究宋史所必备。《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后代方志在体例上大致未超脱宋方志之窠臼。有多种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专记州、县、镇的地方志，也大量出现。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增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可供考核史实。北宋末欧阳忞《舆地广记》，略于户口、土产等，详于沿革地理等，清晰详明。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多记山川名胜，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祝穆《方舆胜览》，略于沿革建制，详于名胜、诗赋、序记。传世的州、县、镇志，尚有二十多种，少则数卷，多至百卷。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标志着地理志编撰的重大进步。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记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为研究宋代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两千种，并作辨证，有宋代初刻本存世。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二百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八百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宋代金石学诸书为研究五代以前，尤其是研究商周秦汉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