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他们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天津、长沙等城市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七万工人联合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去曹、章、陆的官职，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王烬美、陈公博等十三人，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次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同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后来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孙中山也建立了联系。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桂战争之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一度恢复军政府，再揭护法旗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但平定桂系军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于9月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拟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去日本热海与在那里的越飞继续会谈。同时孙中山策动滇军和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指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重点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样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选出新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一届一中全会组建了中央党部，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军事等八部，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中央党部的工作。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下，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部广泛展开，并迅速扩展到北方。

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4年6月，新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共约七千四百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1924年10月，孙中山依靠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在工农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平定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率军北伐，拟出韶关攻赣南，支援江浙卢永祥的反直战争。

这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卢永祥与齐燮元发生战争，张作霖趁势率奉军攻入关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在国共合作领导下，北方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受到国民革命影响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组成以黄郛为代理国务总理的临时混合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为了联络皖系军阀，缓和与张作霖的矛盾，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应段、冯、张等人的邀请，孙中山决定北上。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一再声明北上的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召开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众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的北上十分恐惧。段上台后立即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此换取列强承认，并于1925年初召集由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下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孙中山由于旅途辛劳和对段政府的痛恨，肝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遗嘱唤醒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继福州惨案和青岛惨案之后，又在上海枪杀工人及学生六十多人，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迅速波及全国。香港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年多。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

孙中山北上后，广东政府为肃清两广境内的军阀势力，先后举行两次东征，肃清了盘踞潮州及东江一带的陈炯明残部，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军事部长。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集团妄图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猖狂进行反共活动。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1926年1月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接受孙中山遗嘱，完成国民革命的决心，对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组成。担任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过程中他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蒋介石随着地位的上升，暗中加紧了反共夺权活动。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军内的力量，并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被迫出国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军政大权。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

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加剧，北京政变后奉系军力膨胀，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人。奉军入关，并南下控制了江苏、上海一带。孙传芳联络长江下游直系军阀驱逐奉军，拥兵二十万，割据于苏、浙、皖、赣、闽五省。吴佩孚乘东南战争之机于两湖东山再起，并攻入河南，拥有总兵力约二十万。在京津地区，奉军与国民军矛盾激化。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失败被杀。国民军乘机控制了直隶全境。由于国民军的革命倾向日趋明显，1926年初，奉、直两系在讨赤的名义下勾结在一起，从南北夹击国民军。吴佩孚沿京汉路北上，奉军占领天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至4月中旬，段政府垮台。国民军由北京向南口撤退，直、奉军占领北京后，攻击南口，双方激战达四个月之久。

正当南口激战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分三路北进。北伐军主力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湖北正面主攻。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援，北伐军节节取胜。10月攻占武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此，盘踞江西一带的孙传芳决定袭击北伐军。北伐军乃于9月初命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初，四、七两军东下增援，北伐军于南昌一带歼灭孙军主力十余万。12月北伐军第一军由福建经浙江北上，次年3月中旬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占领上海。与此同时，沿江东下的北伐军于24日占领南京。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全为北伐军占有。同时在北方，退到绥远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五原绕道宁夏、甘肃攻入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

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迅速胜利，与国共合作领导这次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北伐胜利进军，党的组织也随之发展，1927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已达五万七千多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恐慌。他们一面推行炮舰政策，在各地制造惨案，屠杀中国民众，另一方面则加紧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武汉。武汉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了党权。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他由南昌到达上海后，便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宁、汉两个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谈判，至7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解散工农团体，镇压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发表声明，揭露蒋、汪背叛革命，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