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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五节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乡绅明朝御史卢世㴶、赵继鼎、主事程先贞、大学士谢升之弟生员谢陛发动叛乱,推举逃难到该地的明宗室庆藩奉国中尉、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假称济王,号召远近。山东和北直隶的许多地方官绅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山东省德州、省会济南府、东昌府、青州府、临清州、武定州、高唐州、滨州、海丰、蒲台、沾化、莱芜、陵县、乐陵、利津、济阳、商河、齐东、乐安、朝城、恩县、平原、德平、临邑、禹城、阳信、武城、宁津;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任丘、肃宁、兴济、阜城等八州县)、大名府、景州、冀州、沧州、吴桥、故城、武邑、交河、献县、武强、东光、饶阳、衡水、清河、曲周等,共四十三个州县。朱帅在明朝宗室内的地位很低,只是由于原封在山东境内的鲁王、德王、衡王不是南逃就是被大顺军俘获,找不到合适人选,竟被推为“济王”作为复明的号召。朱帅发布的檄文中说:“不佞派居天裔,义切君亲,适税驾于德城,快凶流之正罪,谬当推戴,统众专征。……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史司马(指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整旅江南,旌斾夹舳舻并进;吴总戎(指吴三桂)扬旍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於戏,新市、平林究扫除于汉祖,思明、庆绪畴摇夺夫唐基,繇来滔天之恶必亡,伊我列祖之灵未坠。共成义举,早睹昌时。”可见山东和河北南部的汉族官绅反叛大顺,是以“中兴”明朝为宗旨的。尽管朱帅为代表的山东、畿南官绅对大顺政权极为仇视,他们的意图是要恢复明朝,在明室“天位未定”之际权宜设官置吏,以待“匡复”。清朝官员后来说他“假济王聚众,欲称尊号”,“徧授乡绅以侍郎、卿、寺之名”;指责朱帅想自称尊号是他入清以后的政敌诬罔之辞,但他确实曾经以“济王”的名义任命了一批不伦不类的官员,现存第一档案馆就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于七月十三日给清廷的奏本。朱帅檄文里明说“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又特别提到“史司马整旅江南”,他自己只是“统众专征”,并没有用监国以上的名义,这些都说明朱帅和他的拥戴者仅限于为即将继统的明朝新君从大顺政权手中“收复失地”而已。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他拥戴“境内枣强王朱鼎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按时间推算,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炤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离石县)、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清廷于十一月将唐通由定西伯加封为定西侯。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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