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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三节 郑成功的开始经营台湾和病卒

收复台湾以后,郑成功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他亲自带领何斌、马信、杨祥、肖拱宸等人巡视新港、目加溜湾、肖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垅、他里雾、半线等地。“见其土地平坦膏沃”,适合屯田养兵。当时台湾地广人稀,高山族同胞“计口而种,不贪盈余”,土地利用率很低,便于移民垦荒。在视察过程中,各处高山族同胞列队欢迎,更使他感到民风淳朴。他对高山族同胞“赐以烟、布,慰以好言”,严禁部卒侵犯他们的利益。视察归来以后,郑成功立即召集各提督、镇将和参军议事,在会上说:“大凡治家治国,以食为先。苟家无食,虽亲如父子夫妇,亦难以和其家;苟国无食,虽有忠君爱国之士,亦难以治其国。今上托皇天重庇,下赖诸君之力,得有此土。然计食之者众,作之者寡,倘饷一告匮,而师不宿饱,其欲兴邦固国恐亦难矣。故昨日躬身踏勘,揆审情形,细观土地,甚是膏腴。当效寓兵于农之法,庶可饷无匮,兵多粮足,然后静观衅隙而进取。”接着提出具体部署:“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日以什一者了望,相连接应,轮流造更。是无闲丁,亦无逸民。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其火兵则无贴田,如正丁出伍,贴田补入可也。其乡仍曰‘社’,不必易;其亩亦曰‘甲’,以便耕。一甲三十一戈二尺五寸,一戈东西南北四至长一丈二尺五寸。今归版图,亦以此为则,照三年开垦,然后定其上、中、下则,以立赋税。但此三年内,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寓兵于农之意如此。”在台各镇当即遵命领兵前往指定地方开荒屯种。郑成功还“首崇文庙,次葺祠宫。岁修禋祀,时奉坛祀”,加强文化建设。

为了促进开发,加固根本,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郑成功未免操之过急。在击败达素等统率进犯金、厦的清军以后,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犯者虽亲信无赦”。大将马信建议“立国之初,宜用宽典”。郑成功却坚持己见,回答道:“立国之初,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应当承认,郑成功面临紧迫的粮饷问题,不得不严加督责,但在许多方面一意孤行,造成严重恶果。史料记载:“以各社田土分水陆诸提镇,令各搬其家眷至东都居住,兵士俱令屯垦。初至,水土不服,瘴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加以用法严峻,果于诛杀;府尹杨朝栋以其用小斗散粮,杀其一家;又杀万年县祝敬,家属发配。于是人心惶惶,诸将解体。”“正月,赐姓严谕搬眷,郑泰、洪旭、黄旭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遣。海上信息隔绝。”杨朝栋、祝敬用小斗散粮未必是私克入己,很可能是存粮不足,即便罪有应得,也不该牵及家小。至于强令驻守大陆沿海岛屿将士把家属送到台湾,则带有人质性质,意在防止诸将士叛投清方。这同明太祖朱元璋留诸将家属于京师、清廷命文武大员以子弟入宫为侍卫相似,是企图以亲属的安危来维系下级的忠贞,本不足取。何况,台湾那时的荒凉景况还难以同明初南京、清初北京相比。硬行推行这一措施,势必在一部分将士(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抵触。人心不平,讹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通款投降。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郑经和洪旭,令周全斌、杜辉、黄昌等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弄巧成拙,内心的悔恨可想而知。他的实力既不足以公开以隆武帝的继承人同清廷逐鹿中原,只好继续挂着没有永历帝的永历招牌,僻处一隅。不少史籍把郑成功说成是明朝的纯臣,对他和他的继承人存明朝“正朔”三十余年津津乐道。这种见解是比较肤浅的。对复明志士而言,永历朝廷覆亡即已心灰意冷,极少数随郑成功赴台的官绅、宗藩不过借此保住先世衣冠,几乎没有人把仍奉永历年号的郑氏集团作为复兴明朝的希望。郑成功一贯的思想是“东南之事我为政”,不奉近在咫尺的鲁监国而遥奉永历,并不是由于朱由榔在血统上近于帝室,而是欣赏“天高皇帝远”,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郑“经承父例,总兵以下皆自委任,如公、侯、伯及提督,必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二二一页)。所谓“修表请封,然后出印谕”不过是一种形式,等于左手写报告,右手批准,恩威自操,何等愉快。自然,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结果事与愿违,使自己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饮下自己酿造的苦汁,无疑是导致郑成功晚年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成功心中郁积的忧闷终于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内有“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赏赉。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郑成功正因复国无望积愤于心,唐显悦只顾泄私忿危言耸听,使成功“登时气塞胸膛。立差都事黄毓持令箭并画龙桶三、漆红头桶一,过金门与兄泰,同到厦门斩其妻董氏治家不严之罪,并其子经与其所生孙、乳母陈氏”。黄廷、洪旭、陈辉、王秀奇等守金、厦诸将接令后大为震惊,力图大事化小,和郑泰、黄毓商议,采取折衷办法,杀陈氏与所生婴儿,诸将联名上启代董夫人及郑经请罪。取得董氏和郑经同意后,即按此办理,由黄毓回台复命。郑成功坚持必须杀掉董夫人和郑经,解下自己的佩剑让黄毓到金门交郑泰执行。郑泰无奈,只好把黄毓送到厦门向郑经说明事处两难。郑经立即把黄毓拘禁起来,和金、厦文武官员商议对策。正在这时,蔡鸣雷从台湾来搬家眷,郑经等向他探问消息,蔡鸣雷因为在台湾有过失,怕受成功处罚,故意夸大其词,说藩主发誓要除掉董夫人和郑经,如果金、厦诸官拒不遵命就全部处斩,而且已有密谕给往南澳征陈豹的周全斌命他相机行事。金、厦文官武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洪旭说:“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请将,臣也,不可以拒君。惟泰是兄,兄可以拒弟。凡取粮饷诸物,自当应付,若欲加兵,势必御之。”郑泰同意后,即趁周全斌征南澳回厦门之机,将其拘捕,交援剿左镇黄昌监守。同时给郑成功送去诸将公启,启本中有“报恩有日,候阙无期”的话,明确地表达了金、厦诸将联合拒命的意思。郑成功阅信后,心中愤闷已极。五月初一日,他已感不适,仍每天登将台手持望远镜眺望澎湖方向有没有船来。直到初八日,完全绝望,气噎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从1662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却没有多大号召力了。郑经继承父业为经营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一直以复明相标榜,但他的功业显然不适合纳入南明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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