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论“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许多朋友常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史书上写的东西是真实的吗？”“如果不能确定史书记载是真实的，我们这样讨论又有何意义？”

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基本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什么叫作“真实”。

人文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文学没有“再现性”。自然科学可以靠实验不断再现某种现象，用来检验定理。但在人文学中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历史学所面对的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时乎时，不再来”，消逝的就消逝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重现。张良和黄石公不会重现相遇的那一刻，就算在今天重新相遇，也不会是同样的情况。因此，“真实”曾经存在过，但已经随着时间消失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曾经存在过的“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各位想得到的是“绝对的真实”，还是“相对的真实”？

如果是“绝对的真实”，这世上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得到。后人写的文献当然有后人的主观和偏见存在，难道本人记载的东西就一定可靠吗？名人回忆录中的美化和谎言，自古以来还少吗？就算所有人一起上完一堂课，叫这些人都写一篇文章，去讨论刚才那节课在讲什么，肯定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那么谁才是真实？

记载如果不可靠，难道本人的记忆就是可靠的吗？各位应该有过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记忆会逐渐模糊、混淆甚至扭曲。如果你替自己的讲话录音，事隔多年后再听到那段录音，往往会大为惊诧：“我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那么录音和录像总是绝对真实的吧？那也不可能。从技术上来说，录音和录像并非全角度录制和摄制，从中得到的也不会是“绝对的真实”。就算真的用全角度录像记录一个人的一辈子，哪个人愿意花一辈子去看完另一个人的一辈子？就算真有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从录音和录像中，得知当事者的心智活动。

那么地下考古出土的东西，总是绝对真实的吧？严格来说，古代存在过的事物中能埋入地下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埋入地下的事物中能被我们发现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因此考古材料往往是“残余之残余”，要用它来理解史实的全部，无异于“瞎子摸象”。或许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能够摸完整只大象，但现在离那个目标恐怕还有很长远的距离。

因此考古发现的遗址和遗物，往往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优势，固非带有后人色彩的传世历史文献所能及。但中国的传世历史文献常为当时多数文史资料之汇聚，也不是考古材料能够取代的。就历史的全面性和复杂性来看，两者只能相辅相成。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光从考古发现就能得到“绝对的真实”。

“绝对”本就是属于神的领域，非人力所能及。如果有人觉得，只要不能证明是绝对真实的事物，就不必相信也不必理会。那么对他而言，人文学将在一夕之间崩溃，因为历史是所有人文学的基础。

但如果想得到的是“相对的真实”，却是有可能的。

所谓的“历史”，是“过去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心智活动）”；而所谓的“历史学”，是“从史料（包括文献、考古等）中所能复原过去人类的所有活动”。从各种史料中不断进行研究和比较，一步步地接近真实，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的目的。因为这世上从没有办法能得到“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有“历史的真实”。

所以当有人问我：“《史记》上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就绝对层面而言，当然不是；但就相对层面而言，我会回答：“如果你觉得《史记》的记载不真实，能否拿出比它更为真实可信的史料？”

又有人问：“《史记》中那么多私人对话，太史公又是如何得知？”基本上，中国古代人记载事情许多都没有附上出处，但不代表前人所记的都是捏造。太史公如何得知前人的对话，因为在他之前的人是这么记载或传说的。如果不能找到更可靠的证据，那就只能选择记载下来，最多将可能的疑点写下，留给后世的史学家再来研究。

历史学讲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史记》的许多内容来看，太史公所记的都有其根据。有些他根据的史料今日还能见到，可以验证这一点。只是太史公时代的书籍已经有太多亡佚，因此有更多的记事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出处为何。我从不认为《史记》上的记载是“绝对”可信的，但如果你不相信古人所记的史事，就请拿出更为可靠的证据。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历史学才能不断进步，并且不致流于虚无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