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物学知识的渊源和发展
绚丽多彩的生物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蕴藏有丰富的植物和动物资源。从远古时候，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
采集植物和渔猎野生的动物，是远古时候祖先们获取食物的最重要方式。但是采食植物和渔猎动物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哪些植物或动物是可以食用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它们都长成什么样？怎样识别它们？那些可以食用的植物或动物又都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要回答这些问题，已经涉及动植物的形态、分类和生态知识。传说中国有一位圣人名叫神农，他为使百姓有食物吃，“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为尝试“百草”，他“一天而遇七十毒”。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为寻找食用织植物所作的各种努力(图1)。他们辨认和品尝各种野生动、植物，并从中获得了种种经验和知识。在古代还没有出现文字时，这种经验和知识，可以通过口头相传或简单的图画而得到流传和积累。因此，生物学知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历史悠久的远古时代。
新石器时代，人们根据已经积累的动植物知识，终于能够将自然界中一些可供食用的动物或植物，驯化或培育成为更符合人类需要的家养动物或栽培植物。六七千年前，粟这种禾本科植物，已经在黄河流域被广泛地种植着，此外如黍、稷、高粱等耐寒的植物也先后被生活在古代的北方居民培育成为重要的人类食物来源。在南方则水稻最早被培育，在长江流域、太湖地区和浙江北部一带，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普遍种植水稻。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的稻谷就是证明。在动物方面，马、牛、羊、猪、狗、鸡等都是较早就被驯化了的动物。我国是把野猪培育成家猪的最早国家之一，在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陶猪，它的形状是：四肢短，头小，腹部下垂，但前躯与后躯几乎等长，既像现在的野猪，也像现在的家猪。
人们在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的实践中，也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有关动植物的知识。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许多刻画有动、植物形象的陶器。在辛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个陶罐外壁上有一幅太阳与植物的图画，画的中间是一棵刚出土不久的植物子叶，子叶的两旁，画了两个闪射着阳光的太阳。图画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阳光与植物生长发育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图2)。在河南临汝闫村出土的距今已有5000年的一个彩色陶器上，绘制着一幅鹳鸟衔鱼的图画，这幅鹳鱼图，清楚地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鹳鸟形态和生活习性的认识。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古代传统的生物学知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孕育和萌芽。
商、周时期，生物学知识获得了初步的发展。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为生物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甲骨文和《诗经》中都有关于动植物方面的大量著录和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早期有关动植物形态、分类和生态习性方面的丰富知识。春秋战国是传统生物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是对动植物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出现了系统分类动植物的观念。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农牧业、园艺和医药生产发展的需要，大大推动了对经济性动植物的调查和研究。用药治病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自然界中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是最重要的药物资源。在先秦的著作中，已经提到了许多药用动植物。在古代，记载药物的著作称之为本草。《神农本草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用药治病的经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药物的本草。它主要著录了药用动植物的名称、生活环境和药用价值。在这个时期，对药用动植物的总结研究，除了《神农本草经》，还有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等著作。从此，对药用动植物进行研究的本草学，便成为中国传统生物学研究的主流。除了本草，对经济性动植物研究的成果还反映在农书(如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农艺动植物的各种专谱(如戴凯之《竹谱》)和各种记载地方动植物的“志”书(如嵇含《南方草木状》和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里。这类著作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生物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这个时期对《诗经》和《尔雅》所载动植物的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三国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晋郭璞《尔雅注》等，对动植物名实的考订和分类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后来动植物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从隋唐至宋元，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取得辉煌成果，产生了像《唐本草》(苏敬等编撰)、《图经本草》(苏颂编撰)、《证类本草》(唐慎微著)等许多大型的综合性本草著作。这些著作，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不仅所载药用动植物种类大大增加，而且对各种动植物的名称考订和形态、分类、生活习性、产地等描述，也都更加详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丰富了祖国医药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将我国传统的动植物分类学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个时期，有关农艺动植物的研究，也更加广泛和深入，记载某一类或某一种动物或植物的专书大量涌现。从隋唐至明清，对某一类动物或植物进行研究并写成专书的，动物方面的有鸟、兽、虫(包括无脊椎动物和一些爬行动物)、鱼类，植物方面的有谷、蔬、瓜、野菜、果、木、禾、草、卉、苔等。专以某种动物或植物进行研究并写成专书的，动物方面有：马、牛、驼、犬、猫、鼠、猩猩、狮、虎、鸽、鹰、鹤、燕、鹌鹑、黄鸟、画眉、龙、蛇、蛤蟆、金鱼、蟹、石决明、蚕、野蚕、蜂、蝶、蝉、蝗、蟋蟀等；植物方面有：稻、薯蓣、甘薯、芝麻、茶、烟、罂粟、麻、棉、蓝、蒲葵、艾、人参、黄精、何首乌、附子、桂(樟科)、桂(木樨科)、沉香、芋、芜菁、瓢、桃、李、梅、樱桃、海棠、枣、橘、荔枝、龙眼、蕉、椰、橄榄、葡萄、槟榔、桐、柏、樟、桑、榆、竹、笋、牡丹、芍药、琼花、山茶、杜鹃、月季、丽春、菊、洋菊、凤仙、鸡冠、萱、兰、蕙、石竹、芙蓉、菖蒲、萍、芝、菌(蕈)等。宋代对《尔雅》所载动植物的研究，成为传统生物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陆佃《埤〔pi皮〕雅》和罗愿《尔雅翼》则已不再是单纯解释词义的书。例如《尔雅翼》32卷，分门别类，是专门考述各种动植物名称(正名、别名)、形态、生理(生长发育或生活习性)的专书。这些著作，除勤于书本考证外，也重视身履目验，所以有许多论述是胜于前人的。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的动、植物分类研究发展到了高峰。朱橚〔su肃〕《救荒本草》著录植物414种。同以往的本草不同，《救荒本草》对每种植物的描述，是来源于对每一种植物的实验研究和实际观察，并且对每一种植物都附有一幅精确的写生图。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历代药用动植物研究之大成。它以16部为纲，60类为目。纲下有目，始有明确的分类层次。吴其浚〔jun俊〕《植物名实图考》不仅所载植物种类更多，而且开始摆脱单纯实用性的框框，向着纯粹植物学的方向转变。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从此，中国生物学研究开始突破传统的训诂、注释和偏重实用的医药学、农学框架，转为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生物学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