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时期鲁国人。鲁国首都鲁城位于现在山东省曲阜市城区，但面积要大得多。鲁国东部是低山丘陵，西部是平原，洙、泗两河纵贯其中，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雄踞于鲁国北部的泰山，挺拔高峻，气象万千。登临其上，观日出，览群山，自然生出豪迈之感。孔子登过泰山，放眼天际，有天下变小的感觉㊟。山上留有“孔子登临处”的牌坊，“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碑文。多姿多彩的山川对孔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鲁国的文化。鲁城本是少皞氏的旧都，孔子时代还能听到关于这个氏族的许多传说。鲁国又是周朝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周公的封地，因为他要在京城洛邑辅佐周成王，便派儿子伯禽代表他来统治鲁国。由于周公对奠定周王朝的特殊功勋，鲁国得到与周天子同等规格和数量的礼器、乐器和其他文物，使鲁城成为洛邑以东的唯一的人文荟萃之地。当时的鲁城处处都显示着“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的风采。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影响着青少年时代的孔子，使他乐于含英咀华，并陶醉于其中。

春秋和接下来的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由于奴隶的觉醒和大规模反抗，使用奴隶进行生产劳动已不能给奴隶主带来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因牛耕和铁器的推广，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劳动已经有了可能。聪明的奴隶主发现，在继续维持人身隶属关系、强迫生产者为自己劳动的同时，将小片土地分给他们耕种，让他们养家糊口，可以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当然，剥削方式的改变，不仅仅增加了社会财富，而且首先改变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再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而是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了；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当新的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社会就进入封建时代。这样说决不意味新的制度是通过经济核算，从而和平地实现的；恰恰相反，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充满了血与火的斗争。春秋战国时期有数不清的争夺、谋杀、篡弑、政变以及残酷的战争发生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相、家臣之间。经过了几百年的反复较量才得以解决。

巨大的变革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旧的伦常关系、等级关系破坏了，礼乐制度崩溃了，但是要维系社会的存在，又不能没有一个通行的公认的伦理秩序与政治制度，那么怎样建立这个新的伦理秩序与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困扰着人们，也为思想家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先秦的诸子百家正是为回答这个时代的大课题而纷纷走上历史舞台的。孔子就是先秦诸子中最杰出、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

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六世祖孔父嘉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杀，其子木金父不得不逃到鲁国。这个家族的地位不断下降，到孔子父亲叔梁纥〔he合，名纥，字叔梁〕，就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武士了。叔梁纥因为有战功，被封为陬〔zou邹〕邑大夫，是一种没有采邑，只有禄田的大夫，可以食税，但不能世袭。孔子的母亲姓颜名征在，是叔梁纥的第三位妻子，结婚时叔梁纥60开外，她还不到20岁，是一位不畏困难、性格坚强的女性。

孔子是父亲最小的孩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父亲的前两位妻子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瘸腿儿子，为了得个理想的继承人，父母在曲阜东南的尼山(一名尼丘山)做过祈祷。据说后来征在于尼山附近的一个山洞(名夫子洞，一名坤灵洞)里生下了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子是古代男子的尊称。为什么名字叫丘呢？一说因为他的头形中低边高，像山丘；一说因为他祷于尼山而生。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靠孔母征在全力苦撑才得以维持。母子从陬邑迁到鲁城的阙里，这里的文化环境对孔子的成长非常有利。童年时代的孔子在母亲教导下开始学习文化，逐渐产生兴趣，常常学大人的样子摆设礼器，施行礼仪，当作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周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产生了很强的学习自觉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指的就是这点。在他16岁上，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病故。孔子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单枪匹马闯进社会。所幸在母亲教导下，他学会做许多粗活，就是他所说的“多能鄙事”(《子罕》)。独立谋生以后，做过乘田(管放牧牲畜)、委吏(管理仓库)等小官吏，他都干得很好。他搞放牧，牲口膘肥体壮，数量大增；他管仓库，出入公平，账目清楚。但是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事情多么繁忙，他始终不忘学习。孔子学无常师，为学不倦，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他进入供奉鲁国先祖的太庙，碰到任何一个建筑、器物、礼仪，都要详细询问，留下了“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yi义〕》)的佳话。他对音乐有特殊的兴趣，到齐国听大乐师演奏《韶》乐，非常入迷，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曾向鲁国音乐大师师襄学琴，一只曲子学了10多天之后还在练习，师襄认为可以学其他曲子了，他说技巧还不行。过了些日子师襄认为技巧已经提高，可以学新曲子了。他说还不行，因为没有领会曲子的内在精神。后来，他终于体会到曲子的精神，认为它是文王的作品。师襄听了孔子的话，十分惊讶地说：“说得对！我的老师说过，这曲子叫作《文王操》。”孔子利用一切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凡是到鲁国访问的学者、文化人，孔子都要向他们请教；有时还走出国门，向名家学习。相传他曾经风尘仆仆来到周都洛邑，向周的柱下史老子问礼，使自己获益匪浅。他活到老学到老，直到六七十岁，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孔子周游列国时，叶公曾向弟子子路打听他的为人，子路回答不出。孔子事后对子路说，关于我的为人，你可以告诉他，“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以能成为一位大学问家，是与他虚怀若谷、勤于学习的态度和融会贯通、善于学习的精神分不开的。

孔子30岁的时候，学问已有深厚功底。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为政》)，意思是他对当时士大夫必须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已掌握，可以立身于社会了。孔子博学，远近知名；有一些贵族和平民子弟，开始向孔子问学。本来周和各诸侯国官府中，有专人负责教育贵族子弟。但这时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动荡不定，礼崩乐坏，官学废弛。孔子为了传播周朝传统的礼乐知识和治国安邦之道，培养有道德善治国的人材，首创私学，聚徒授课。他采取启发诱导、讨论总结的教学方式，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在与弟子们的研讨中形成、完善的。

孔子35岁时曾随鲁公来到齐国。齐景公请教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各行其礼。齐景公听了非常满意，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啊”！想用孔子为官，辅佐自己。但是齐国晏婴等大臣反对儒家仁义礼乐思想，更反对孔子占据高位，在景公面前攻击孔子，甚至威胁要杀害他，迫使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

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51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上任一年，政绩显著，四方都向他学习。52岁被任命为司空，又升为鲁国大司寇，是执掌全国治安、司法的官员。在任三年，政声远播。在审讯、判决过程中，孔子总是集思广益，征询陪审人员的意见，然后宣判；所以，他的判决按当时的标准来说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孔子并不以此为能，他的理想是加强道德教育，使人自觉守法，不触犯刑律，做到无案可办。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笔是在夹谷之会上为鲁国赢得外交胜利。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君的会盟，当时齐强鲁弱，齐国想通过会盟，压迫鲁国屈从自己。孔子作为鲁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礼官参加会议。当他看到齐国组织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献“四方之乐”为名，企图制造混乱，劫持鲁定公的时候，挺身来到齐景公面前，指责齐国失礼。周礼是诸侯的行为准则，失礼即成为丑闻。景公见势不妙，当即承认错误，挥退众人。齐人不肯就此罢休，在起草盟约时提出，如果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300乘兵车相助，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齐国必须归还鲁国强占去的汶阳之田，否则也是破坏联盟。孔子就这样利用周礼和自己的勇敢机智，顶住了强齐的外交攻势，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利益。

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胜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执掌鲁国之政的季孙氏让他做代理宰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接着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归根结底，孔子的政治理想与季孙氏完全不同。在当时鲁国的政坛上，公室即鲁公的势力已经衰微，而私家即季孙、叔孙、孟孙等三卿的势力强大，他们架空鲁君，控制鲁国的实权。但私家内部也有问题，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经营、扩张自己的权势，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进而把持国政。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非礼行为痛心疾首，历来主张“张公室抑私家”，只是没有权力和机会。现在权力有了，他又从季孙、叔孙家臣的叛乱中看到机会，他要行动了，具体目标是“堕三都”。

原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领地上各建都邑，分别叫费、郈〔hou后〕、成，作为领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与三卿的矛盾发展到无法缓解的程度之后，往往把这些都邑作为反叛的据点。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据费邑叛乱，公元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使季、叔二氏非常恼火。孔子借这个机会，提出堕三都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实际则是一箭双雕，连三卿一起打击。三卿开始都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拆了费和郈，等到拆成邑时他们恍然大悟，没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于是改变了态度，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支持孟孙氏的家臣坚守成邑不给拆。结果孔子和亲自出征的鲁定公都败在成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又接连出现两件对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齐国给鲁君和季孙氏以美女组成的歌舞队和骏马，季孙氏他们接受馈赠后不上朝，不见孔子。二是鲁公郊祭，按惯例仪式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这次偏不送给孔子，以示冷落。鲁公、季孙氏变了脸，所以孔子在鲁国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希望在其他诸侯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孔子55岁的时候，怀着抑郁沉重的心情，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所谓列国，也不过是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其中他住的时间较长而且拿了俸禄的，只有卫、陈两个国家，其他几国仅仅是路过。卫、陈两国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孔子声望抬高自己，并不想实行孔子的主张；其他国君连礼遇的雅量也没有。公元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行，到曹、郑，两国都不接待。到宋国时，大司马桓魋〔tui颓〕甚至要杀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装逃走。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优裕的时候，也有艰苦甚至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处之泰然。吃卫君六万斛俸禄，他不改变政治态度；匡人、桓魋要杀他，他镇定如常；在行经陈、蔡的路上断粮，许多弟子饿倒了，他照样讲学、弹琴、唱歌，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

这些年，他的主要收获是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又把这些讲给了学生。跟他周游列国的学生，都有了很大进步。他很注意在困难境遇中对弟子进行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教育。在陈绝粮之际，他知道有些弟子心中不高兴，于是先请子路来谈。他问道：“我们遭到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说我们的道(学说)有不对的东西？”子路说：“人家不信任我们，可能我们还没达到仁吧？人家不让我们通行，可能我们还未达到智吧？”孔子对他说：“如果仁者一定被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如果智者一定能处处通行，怎么会有王子比干？”接下来，孔子又与子贡谈这个问题，子贡说：“您的道太高大，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为了人家能够接受，您是否可以将您的道降低一点？”孔子说：“君子应该努力追求真理，而不取悦于人，让人家接受。你却不是这样，你的志向不远大啊！”最后，孔子找来颜回，颜回的理解迥出于二人之上，他说：“您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人能接受。可是这有什么关系？这种世道，不被接受才显出君子的本色。不修道是我们的耻辱，现在道已经大修而诸侯们不用，这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大大鼓励颜回一番。这三个得意门生受到切要的点拨，思想境界都有提高。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临死前后悔未用孔子，嘱咐继他为卿的季康子，一定要请孔子回国。但是由于有人反对，当时没有实现。后来孔子的学生冉有、子贡等相继返鲁为官，特别是冉有在公元前484年春率鲁国军队战胜入侵的齐军，立了大功，同其他弟子一起推荐孔子。季康子终于下了决心，派人致厚礼请孔子回国。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早厌倦了没有希望的游说、奔走，于是接受季氏之请，在这一年回到鲁国，结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活。

孔子回国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不可能受到任用。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征求刚刚回国的孔子的意见。所谓田赋即按田亩征收军费，比原来收得多，孔子认为这一做法不合周礼，表示反对。他说如果不遵守周礼，放纵贪欲，即使收田赋也不够用。季康子没有听孔子的意见。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又称田成子)杀了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简公昏庸无能，陈恒行新政，颇得人心，但孔子认为，无论如何臣弑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斋戒沐浴一番，先后向鲁公、三卿做过郑重其事的报告，请求他们派兵讨陈恒，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孔子在这两件事上诚然显得保守，不过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依礼而行，国家才会有秩序与安宁。

鲁国不能用孔子，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求做官。在回到鲁国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和古文献整理工作。史书说他的弟子前后总计有3000人，通晓六艺的72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他返鲁之后教育培养的。

夏商周三代传下许多文献资料，孔子为了研究古代文化和教材建设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书》、《礼》、《诗》、《乐》、《易》、《春秋》六经。孔子时代有《夏书》、《商书》、《周书》，分别保存三代的政府文件。孔子把它们分类编次，成为《书》(亦称《尚书》)。现存有关礼的书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孔子讲过三礼，整理过《仪礼》，这是一本从个人行为规范角度谈礼的书。《诗》是周代诗歌集，孔子认为这些诗不仅在政治、社交场合用来应对，而且可以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培养道德意识。他抄录了不同本子的诗，删去重复的，留下最好的本子，并且按诗原来所配的曲子进行调整归类。古代诗和乐是统一的，实际上诗是填在曲子里的歌词。孔子会唱会演奏，又懂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全才，他把300篇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起来，使之篇篇可以弦歌。他整理过《乐》是肯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可惜的是《乐》已经散佚不存。《易》是周人的占筮之书，但其中包括丰富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孔子晚年喜欢《易经》，反复阅读，以致贯串《易经》竹简的皮条断了多次。他学《易》不是为了占卜，而是玩味其中的道理，并从哲学上给以说明。后来儒家学者写出《易传》来解释《易经》，这里面就包括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讲《易》，可能也做过某些整理工作。《春秋》是鲁国编年史，孔子对这部书也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修订，首先是搜集整理史料，去伪存真，其次是写作中贯彻自己的思想，用极其精练的词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褒贬，其目的是让人们明白是非善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上建立了卓越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得以保存。他整理的《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宝藏，为人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然这些工作是他用一生之力做出的，不过都成于晚年。公元前481年，正当他在修《春秋》时，一头奇怪的野兽被人抓获，据说是麟。麟是仁兽，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并且被逮，孔子认为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叹息说：“吾道穷矣！”于是罢笔，不再修《春秋》。

孔子衰老了。归国前一年妻子去世，回国后三四年时间里儿子伯鱼，得意门生颜渊、子路也相继亡故。他承受不了太多的打击，终于生了大病。子贡来探病，他对这位跟从他多年的心爱弟子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可惜没有人能遵行我的道。”并且悲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七天之后便去世了，时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葬在鲁城北泗水岸边。许多弟子为他守墓三年，子贡守墓六年。一些弟子和鲁人把家搬到他墓旁，拱卫着它。鲁国世世代代按时祭奠孔子，儒生常常在孔子墓旁演习礼仪，直到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到曲阜考查历史遗迹，还看到孔子传下来的习礼、作乐的遗风没有断绝。他感慨地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人格力量不仅在他以布衣的身份成为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而且在于他的高尚品德和直率平易的性格，以及不自以为圣，欢迎批评，有过必改的真诚态度。弟子们对他心悦诚服，衷心爱戴，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竞相尊孔，逐渐把这位生前不得志的儒者抬到吓人的高度，封他为“褒成宣尼公”、“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在京城、曲阜和全国各府州县治所在地大建孔庙。皇帝及各级官员以时祭孔，不少皇帝亲自来到曲阜主持祭孔盛典。孔子嫡长子孙则被封为“褒成侯”、“崇圣侯”、“衍圣公”等等，得到大量封地，造起辉煌府第，成为全国最大的贵族之一。孔子成为封建时代的守护神和绝对权威，不许人们怀疑和反对。“非圣无法”往往招来杀身之祸。孔子生前是布衣，死后却成了王和神，这是孔子所不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