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书”儒学的基础教材
第二节 《论语》和《孟子》
《论语》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和一些孔门弟子的言行录，是在孔子死后70多年的战国初期(公元前400年左右)，根据保存下来的孔子谈话记录整理编集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说法大体可信，但更准确地说是后人根据孔门弟子留下的资料编成的。
《论语》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古二十一篇”是古文，“齐二十二篇”和“鲁二十篇，传十九篇”是今文。“齐”是汉代齐人传的“齐论”，“鲁”是鲁人传的“鲁论”。三种并已亡佚，今本《论语》是以“鲁论”为基础，兼采“齐论”说的“张侯论”。张侯是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汉书·张禹传》说：“禹先事王阳(传“鲁论”的学者)，后从庸生(胶东庸谭，传“齐论”的学者)，采获所安(选取合理的解说)，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寖微(渐渐失传)。”张禹有《论语章句》，汉灵帝时刻熹平石经，魏何晏作《论语集解》，用的都是这个本子，以后就流传下来。只是今本《论语》为20篇，而《汉书·艺文志》载：“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比今本《论语》多出的一篇，可能是张禹的解说。今本《论语》20篇的目录如下：
学而 为政 八佾〔yi〕意 里仁 公冶长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乡党 (以上为“上《论语》”) 先进 颜渊 子路 宪问 卫灵公 季氏 阳货 微子 子张 尧曰 (以上为“下《论语》”)
过去把《论语》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论”前九篇记言，第10篇《乡党》记行，相当完整。或许最初只此10篇。“下论”第九篇《子张》记孔门弟子语，而第10篇《尧曰》似嫌不伦不类。从文体、称谓、内容看，也与“上论”不完全一致。可能下半部是后来续辑的。宋代赵普说过“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大概指的就是“上论语”。
研究孔子的思想主要靠《论语》。通过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我们可以认识孔子的天命观、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等，同时还可以看出，所有这些观点中都贯穿着一个最本质的思想，那就是“仁”。
孔子博学多才，他教学生“六艺”，但是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培养。在孔子看来，“仁”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必备的基本品德。孔子曾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学生们讲“仁”的表现形式，却从来没有给“仁”下过定义。但是在樊迟问“仁”的时候他回答过“爱人”两个字(《颜渊》)。还有，他说过“泛爱众而亲仁”的话(《学而》)。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给他概括出一个定义来：“仁”就是“广泛地爱大众”，也就是“博爱”。把它转换成通俗的中国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待人忠厚”。据孔子的见解，从这个基本品性出发，就可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也可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按礼法办事而不损害别人，做到“克己复礼”，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孔子认为，“仁”从一个人的外表上也可以反映出来。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刚强坚忍而嘴头儿笨的人近乎仁厚)”(《子路》)，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嘴皮儿巧，会来事儿的人很少厚道人)”(《学而》)。
孔子认为“仁”不能无原则，而要爱憎分明。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仁者才能对人有所爱，有所憎)”(《里仁》)。所以当他的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权贵季孙氏搜刮民脂民膏时，他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孔子认为“礼”、“乐”固然非常重要，但“仁”是做人的根本，是“礼”“乐”的实质。没有“仁”，“礼”、“乐”便也失去了意义。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一个人不忠厚，“礼”还有什么用！“乐”还有什么用！)(《八佾》)。
孔子认为“仁”是通过学习、修养而得来的。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贤者要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要对照检查自己)。”(《里仁》)要“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要勇于改正)。”(《学而》)
除了讲“仁”之外，孔子还讲“义”。“义”是由“仁”的根本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办事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处理天下的事，并不绝对遵循什么，也不绝对否定什么，要用“义”的准则来衡量一下才能定。)(《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义”，小人只懂得“利”)。
对于孔子的“仁”，要从孔子所处的历史环境中给以评价。从根本上说，“仁”字的本义是：“仁者，人也”，就是“拿人当人”，也就是“爱人”。孔子生当乱世。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后来贫穷没落才流落到鲁国。他幼年丧父，年纪不大就出去谋生餬口，还要奉养母亲。所以他和下层社会有着一定的联系，从而同情下层人民的处境。当时是列国纷争，生灵涂炭，拿人不当人的奴隶社会末世。面对这样一个黑暗的现实社会，孔子举起“拿人当人”的“仁”字旗帜，倡导“泛爱众而亲仁”，无疑是很伟大的。而且他也是就自己能力之所及身体力行的。在孔子以前，学校把持在贵族手中，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从孔子开始办私人学塾，以“有教无类”的方针广收下层社会的平民子弟入学。这就是孔子伟大人格的具体表现。
但是他毕竟出身贵族，有着很强的“君子”的优越感。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想学种庄稼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菜农)”。而且还背后评论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当政者讲‘礼’，百姓没有敢不尊敬的；当政者讲‘义’，百姓没有敢不听话的；当政者讲‘信’，百姓没有不尽心的，能做到这一步，四方百姓就会拖儿带女来投奔，还用得着你去种庄稼！”(《子路》)在这里，孔子本能地流露出他潜在的鄙视体力劳动的贵族意识，而且当面不开导，背后去指责，也有失“诲人不倦”的仪范。对于这个“没出息”的樊迟，很难说孔子实践了他的“泛爱”。潜在的传统意识的局限，虽圣人亦所不免。
孔子死后，历经战国，儒家分化出八个派别，孟子(公元前390年一前305年)是其中之一，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孟子学习孔子的学说，主要靠自学。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照别人的学说自学)诸人也。”(《离娄》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生于孔子死后约100年，或许受过子思一派的儒者的指点。孟子笃信孔子。他一生讲“仁义”，和孔子一样；半世游说诸侯而处处碰壁，也和孔子一样。《史记》说他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是今传的《孟子》。这部书从文体、称谓看，是以孟子的学生万章、公孙丑平时笔录的孟子言论为基础而加工编定的。全书文气浩荡，风格一致，是出于孟子的润饰，对孟子会见的诸侯一概称谥号(只有人死了以后才有谥号)应是后来的改笔。
《孟子》无今古文之别。汉代赵歧作注，把原来的七篇各分上下两卷，所以今本《孟子》实为14篇。它们是：
梁惠王(上、下)
公孙丑(上、下)
滕文公(上、下)
离娄(上、下)
万章(上、下)
告子(上、下)
尽心(上、下)
孔、孟都讲“仁义”。“仁”指人的根本品德；“义”指从“仁”的品德出发所采取的办事的原则。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这是很精确而通俗的说明。《论语》讲“仁义”，更着重谈“仁”，而《孟子》讲“仁义”，更着重谈“义”。这是由于两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造成的，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孔子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孟子强调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后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格言就是从孔、孟的这两段话中提炼出来的。
孟子不只是重复孔子的“仁义”论，而是向前发展了一步。他提出“仁”和“义”这些东西本来是天生就有的，与生俱来的。他说：
恻隐之心(同情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羞愧感)，人皆有之；恭敬之心(尊敬长上)，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是非观念)，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shuo朔〕(外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就提出了“人无有不善”的命题，这就是他的“性善论”。孟子认为只要好好培养、发展这种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谁都可以当圣贤。在孔子那里，“仁”是个高不可攀的境界。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似乎没有一个人够格。孟子则不然，他说一个人穿上尧舜的衣服，说尧舜的话，办尧舜的事，他就是尧舜(《告子下》)。
至于人们的坏思想，孟子认为都是环境、条件造成的。他说：“富岁(丰收年景)子弟多赖(懒)，凶岁(灾荒年景)子弟多暴(胡来)，非天降之才尔殊也(不是天生的气质就有这样的差别)，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是环境使他们的心性变坏的)。”(《告子上》)
荀子和孟子相反，认为人生来性恶(自私、放纵、争夺)，好的思想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他的论法和孟子基本一样，但结论相反。所以无论“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推想，倒是他们的老师孔子的观点还比较实事求是。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生来差不多，是环境、风习使之产生了差距)(《论语·阳货》)。
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来推论，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怜恤之心)，先王(古代帝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像玩儿一样)。所谓“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即以爱民为本的政治。一部《孟子》，最突出的议论就是苦口婆心劝说各诸侯国国君实行“仁政”。比如第一篇《梁惠王上》开头一段：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有什么可以有利于我国的教示吗？)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王何必谈利呢，有仁义就可以了。)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从上到下全追求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遗弃)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轻慢)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一段话可以代表孟子基本的政治主张。
孟子所谓行“仁政”，就是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百姓与国君同乐。而安居乐业的标准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丝绸了)。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不误生息时期)，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认真办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讲解孝顺父母友爱弟兄的道理)，颁白者(老年人)不负载于道路矣(不会背着东西在外边奔波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使天下归心而统一)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两见，又见《尽心》)
这就是孟子的“仁政”蓝图。在孟子看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安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治国以安民为本。因此大家把孟子的政治思想叫“民本主义”。从以民为本的认识出发，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政治纲领。(《尽心下》)在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孟子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非常难得。但是在诸侯热中于扩张、兼并的当时，他的主张根本行不通。
孟子在儒家学派里的地位仅次于孔子，所以元代以后尊为“亚圣”，配祀孔庙。但是他那“民贵君轻”的言论曾经惹恼了明太祖朱元璋，结果把《孟子》里所有重民轻君的话通通删掉，同时把孟子的神位也逐出了孔庙。但是孟子的理论毕竟有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尤其是他把“仁义”看成人的天性，那么一切“忠君”、“孝亲”的封建伦理守则都成了人民大众天生的义务。这是孟子对儒家理论的新发展，所以宋儒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因此，最后还是恢复了“亚圣”的头衔，请回孔庙陪孔子吃冷猪肉。这身后的沧桑，大概是孟子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