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明史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贡献，在中国造纸技术史中，也同样如此。各少数民族都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结合各民族习俗，造出适用的纸，从而丰富了我国造纸术的内容。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疆，我国的纸和造纸术，最初都是通过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传播到国外去，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少数民族制造的良纸，运到内地，常常受到汉族兄弟的赞扬。汉族造纸工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自己的技术时，也加深了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
由于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很广，要弄清他们的造纸技术，需作现场调查，还要化验纸张、查阅有关史料。这项工作过去很少有人去做，因此只能依据笔者近十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的部分纸样的检验，以及所作的口头调查，并参考一些文献记载，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技术作一简要的介绍。
藏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藏族源出于羌族，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勇敢地与险恶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开拓了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区，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藏族聚居的地区在唐代称为“吐蕃”。吐蕃王称为“赞普”。公元7世纪前期，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廷求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向吐蕃派去许多技师和工匠。在这些技师、工匠中，就有造纸匠，制墨、制笔的工匠等。因此，吐蕃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纸的制造。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推动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更实行藏文文字改革，参考唐历，创制藏历。与此同时，佛教在吐蕃流行，抄写的佛经逐渐多了起来。文化的发展，加大了对纸张的需求。
后人在敦煌石室所藏的写本中，发现有一些藏文经卷，大部分是佛经。从这些藏文写经的书法风格来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以前写的，有些则是在这以后写的。这些写经，年代上应属于七八世纪至9世纪。藏文写经用纸，直高都比汉文唐人写经纸尺寸大。经鉴定，这类纸有的是甘肃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因为从纸的厚薄、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绝非中原产品。
藏文写经用纸一般比较厚，多是肤色的本色纸，纸背有些没有打散的圆疙瘩，原料多为麻质。之所以用厚纸，一是因为抄纸器材料与中原所用略有不同，二是因为藏族写字，使用坚硬的木笔或竹笔蘸黑墨水书写，纸太薄容易被划破。后来，藏族掌握了雕版印刷术，藏文书籍和佛经便出现了刻本。早期的刻本传本很少见，我们所见到的藏文刻本多属于明、清以来的刻本。这种刻本有在内地印的，也有在当地印的，从纸张的原料及制形，可以一眼就鉴别出印刷的地点。
由于西藏地区麻料来源有限，于是藏族利用当地资源造纸。西藏造纸所用原料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狼毒(藏语叫“毒草”)，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茎部和根部都可用来造纸。一是木本韧皮纤维，比如灯台树，这是一种落叶灌木，藏语读音为xiaoxin，意思是“纸木”，它的皮可以用来造纸；还有用野茶花树的。三是利用故纸。
关于藏族造纸技术，目前从文献中还一时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载，只能从过去西藏土法生产中略知一二。不过，这种土法往往与古代相差不大。以狼毒根造纸为例，把根挖出后，水洗去泥，用木棰打碎，洗去杂质，再放入盛有石灰水的锅中用火煮，煮好的纸料用水洗净，放入细长桶中，加入米汤或仙人掌汁，用打浆棒打浆。用瓢把浆提起，看浆液黏时即可。用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把浆液浇注其上，滤水后，经日晒干，揭下成纸。
制纸浆过程中加入仙人掌汁，可以起到类似汉族用的黄蜀葵，或者杨桃藤汁等纸药水的作用。仙人掌汁的制法：仙人掌阴干后，用木棰打碎，慢火煮，烂成酱泥状即可。
如果用灯台树皮造纸，则把砍下的幼树或幼枝，去叶打成捆，入水中沤制七八天，再撕成麻状，入清水中漂洗后用木棰打碎，然后再施行蒸煮。
藏族造纸技术与中原大同小异，但原料采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就地取材。这些野生造纸原料的发现和利用，是藏族对我国造纸术的一项贡献。
藏族使用的造纸设备，简单可行。捣料一般不用踏碓，而用木椎或杵臼。捞纸不用竹帘，而用纱布，并且用浇浆法。将纸浆放入桶中，提到河边或水槽旁，将纸模飘在水面上，倾浆后用棍敲打，以使其均匀分布。因此，这样造成的纸，在明处望之没有帘纹，只呈现布纹。
藏纸的质量有高下之分。上层领主或寺院喇嘛用纸，大多是较厚而坚硬的纸，纸上很少见到纤维束，纸略呈浅黄色，经砑光后，适于书写，而且纸幅较大。一般人用的纸比较薄，纸上长纤维较多而未经充分分散。总的来说，藏纸拉力都很强，有抗蛀性。须指出的是，藏纸不是在墙面上晒干，而是随纸模在日光下自然晒干，因此表面不甚平滑，使用前必须用细石砑光，这是一道较为费事而又费时的工序。
清代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一书中的“土产”项下提到了藏纸，并收录了查礼写的《藏纸诗》，对藏纸极力称赞：“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涩喜受隃〔yu于〕麋(指隃麋墨)，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西藏图考》卷三，光绪十七年《读我书斋》重刊本)查礼诗中对藏纸的称赞，应当说毫不夸张。这种纸在坚韧、纤维交结匀细程度上，确实不让当时欧洲的洋纸。它既适于书画，又堪作纸帐、糊窗日常之用。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一种精制皮料藏文佛经纸，就像查礼所形容的那类纸。该馆所藏一些藏文刻本用纸，有的也相当讲究。
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造纸技术
新疆维吾尔地区在我国西北，境内居住的维吾尔、哈萨克、藏、回、蒙、汉等民族，很早以来就共同劳动，辛勤地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至迟在西汉时，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新疆境内的高昌政权加强了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随着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唐中央政府军屯的设立，汉族生产技术也就随之带到了新疆。唐政府还设立了“互市监”，掌管高昌、龟兹等地与内地间的贸易，内地生产的丝织品、金、银、铜、铁器、陶瓷、纸张等商品以及科学文化典籍，不断运到高昌、龟兹等地区。由于新疆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唐代，这里的有些地方，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内地。
近50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新疆境内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纸本文书和典籍写本。其中有用汉文写的，也有用古代回纥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和回纥文两种文字合写的，此外还有西夏文、突厥文、藏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写成的纸本文书，在敦煌和陇西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根据甘肃、新疆两地出土古代文书纸上的墨迹书法、文字内容和纪年来看，早在汉代，当纸发明不久，就已迅速传到新疆地区，被各族人民所使用。例如，1933年，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麻纸。
在楼兰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号的纸本文书，其中有三国曹齐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纪年文书。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高昌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早期纸本文书，其中较早的是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写本，这些纸本文书大量属于十六国、高昌和唐代时期的汉文、回纥文文书、佛经和典籍。在库车、巴楚发现了用焉耆文、龟兹文写的文书残卷。在和田发现了许多写在纸上的古于阗文残卷，大约写于8世纪。
新疆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写的文书外，还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种纸品，包括纸棺、剪纸、纸本绘画、纸牌，以及送葬用的纸帽、纸鞋、纸腰带等物。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近千年里，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还有旅居在这里的中亚、西亚人，不仅早就使用了纸，而且纸的使用途径也相当广泛。这些纸中，除本色纸外，还有许多经过精细加工的粉笺、冷金笺、色纸等。经系统检验，它们绝大多数是麻纸，也有少量的木本韧皮纤维纸。但用皮纸的年代，一般比麻纸要晚些。
当我们把新疆、敦煌出土纸与中原地区的古纸对比后，就会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显然是从中原汉族地区贩运去的，或由士兵和百姓携带过去的。但也有些纸，从纸质、形制和抄造方式来看，与中原不同，应是西北当地所造。据史载，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中亚交战时，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匠被俘，在撒马尔罕帮助当地造纸，从而引起造纸术的西传。这就是说，屯戍新疆的中国士兵中，有来自中原的造纸匠，他们在新疆地区传播造纸术就是可能的了。显然，公元8世纪以前，新疆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
然而，新疆地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造纸的呢？新疆造的纸与中原造的纸如何区别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况且，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纪年为高昌王麴〔qu屈〕文泰重光元年的文书，年代相当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该文书纸为白色皮纸，上有“纸师隗〔kui奎〕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碑堂”、“鹿门”、“兵人”都是高昌的行政职务，那么，“纸师”也应当是一种职务，隗显奴应当是麴氏高昌时专门掌管造纸业的匠师。
同墓出土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口在位时的义和二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该文书纸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
上述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7世纪初期，高昌已有纸师来掌管造纸手工业生产。这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了另一件纸本文书。该纸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2厘米，帘纹呈半圆形弯曲状，因而我们在技术上证明它决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出的纸，其帘纹应该是笔直的。这块纸上写有如下的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駈(驱)使”。意思是说，拟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送往纸坊劳动。这是迄今新疆出土文书纸中，有关当地设有“纸坊”的最早记载。笔者从书法演变史的角度，结合已有经验，并将它与有纪年的其他文书纸对比后，断定该文书纸的墨迹不晚于中唐，大约写于8世纪。出土这张文书纸的第167号墓，正坐落在高昌时期的群墓中，附近各墓的出土物也多为8世纪时的文物。从这张文书纸的制形来看，应当是当地制造无疑。这种纸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新疆所造古纸的标本。
根据我们的研究，早期新疆所造纸的原料多为破麻布，与中原无异。其制浆技术也与中原麻纸一样，只是捞纸所用设备的原料和构造略有不同，即抄纸用的纸帘是芨芨草杆编的草帘。芨芨草是新疆、甘肃、青海一带野生的一种宿根草本植物。由于新疆地处西北，当地不生长竹子，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因地制宜，采用当地所产芨芨草，用丝线或细马尾编制成草帘。于是用草帘抄纸所印上的帘纹便比竹帘粗。经对大量出土的新疆纸的检验，帘纹多为0.2厘米左右，这就证实过去新疆是用芨芨草帘抄纸的。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的纸本文书，帘纹之所以呈半圆形弯曲状，就是因为用整根芨芨草杆编制的纸帘使用过久，杆茎变形而引起的。而用竹条编帘多用短而细的篾条穿插编制，应力较大而不易变形。
再从抄纸技术上来分析，因芨芨草杆较粗而滑，抄纸时滤水速度快，纸面容易产生透眼或纸浆分布不匀的现象。为避免发生纸病，捞纸时尽可能用重抄法抄出较厚的纸。因此，新疆造的纸往往比中原的纸厚些。而出上的实物，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对新疆造的纸的形制有了感性认识，就容易鉴别哪一种是当地造，哪一种是内地造的了。如果再结合文字内容来考察，这种鉴定就会更加有说服力。
本着上述认识，笔者曾系统检验了新疆近一二十年来所出土的十六国、高昌时期的几十种文书用纸后，得出一个结论：新疆地区造纸的历史还应向上至少追溯到公元5世纪初。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纪年文书用纸，从原料、形制以及抄造技术等方面来看，都有后来可断为新疆当地造的那种纸的特征。例如，西凉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文书、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文书用纸，都应属于当地制造的。
新疆造的麻纸，往往在成纸后加上一道表面涂布的工序，常用的涂布剂是淀粉糊。此外，还有一些用白色的矿物粉(石膏、滑石粉、白土等)加工过的粉笺，及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纸，我们看到的有黄纸、青纸等。明代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说明新疆早就能造出金花纸、描金纸等加工纸。
新疆各族还善于造出用生纤维为原料的韧皮纤维纸，尤其是桑皮纸。如1975年吐鲁番哈拉合卓古墓出土的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文书，就像是皮纸。但高昌时期的皮纸产量远不及麻纸大，但从这以后，便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造皮纸逐渐多起来了。
18世纪时，清代官员苏尔德和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中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混)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笔者也检验过清代新疆造维吾尔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是桑皮，纸质相当厚，表面施了一层淀粉浆，用细石磨光，不易看出帘纹。新疆桑皮纸确有精、劣之分，精者洁白，劣者纸面上有不少没经剔除的褐色桑皮外壳。《回疆志》中所谓“黑、白二种”当是指此而言。黑纸(灰纸)较薄，一般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
党项族、女真族、满族、蒙古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党项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来散居在青海和四川的西北一带，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后来逐渐向东北迁移，1038年，党项族统治者李元昊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兴庆(今银川)，占据着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位于宋朝的西北部，故称西夏。李元昊通晓汉文，利用汉字笔画创制了西夏文字根，后演绎为西夏文，又大量翻译汉籍和佛经。西夏还以牲畜、毛皮等换取汉族的经、史、子、集和佛教典籍，与中原地区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引进汉族地区的一些生产技术和设备，使西夏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发展。夏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的《天盛律令》，在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说明官方已组织造纸和印刷生产，以满足当地发展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年来出土的不少用西夏文字写成的文书和刻本，其用纸有的就是当地制造的。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三年，即公元1069、1070年)文书用纸，经笔者检看，即为西夏所造。其中一件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书写的审判书，用纸原料是木本韧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敦煌和银川等地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文书和佛经，有的还是印本。较早的刊本是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公元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印以麻纸，作蝴蝶装，1991年宁夏出土《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经鉴定为西夏后期木活字本。
女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即所谓白山黑水之间。12世纪初期，女真族的一支——完颜部，建立了金朝(公元1115—1234年)。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时，女真族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受到中原汉族的影响，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农业、手工业技术，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到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时，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金朝造纸生产，主要是制造麻纸和桑皮纸。例如在熙宗时的征税项目中，就有桑皮纸钱。金朝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山西南部)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造纸业和印刷业都相当发达，稷山的竹纸和平阳(今临汾)的麻纸都非常著名。为数达5000卷的赵城藏经，就有用平阳白麻纸刊印的，刻工精良，纸质纯厚、洁白，表面平滑。除佛经外，金刻本医书、字典、诗词、戏本，都名著一时。如北京图书馆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金刻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也是用平阳白麻>纸印的，帘纹较粗，每厘米内有五根帘纹。这种平阳白麻纸可能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北方特产芨芨草，或者是萱草杆制成的纸帘抄造的。金刻本被版本学家评定为善本。但金刻本之所以能问世，有赖于本地区纸工所造出来的良纸。有的金代纸，正如金刻本一样，在质量上可与宋代的产品相媲美。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源于建州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各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满族开始自采金、银、铁矿，制造工具。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满族地区经济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满族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有陶瓷、纺织、冶铁、皮革、弓矢等，造纸也是其中之一。满族地区的造纸，最初是由汉族造纸工匠参加制造的。抄造的纸主要是比较厚的白麻纸。传世的满文老档，以及《诗经》、《三国演义》等书的满文写本，有的就是用当地造的麻纸抄写的，也有的是写在内地造的竹纸和皮纸上。
自古以来，蒙古族地区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本世纪以来，在大漠南北曾出土了不少中原地区生产的铁器、丝织品、漆器、金银器等。1942年，内蒙额济纳河沿岸烽燧遗址，发掘出了汉代的有字古纸。这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纸已流传到达大漠一带蒙古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此后，历代中原制造的纸，不断随其他物品源源流入，为当地人民所使用。造纸技术也随着造纸工匠的前往而传入，元代时蒙古族地区造纸业一度相当发达。1902—1907年，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发掘蒙文佛经刻本，刻以八思巴文，年代为13世纪后期。蒙古族地区多产麻纸，纸较厚，表面较涩。
明清时期，许多汉人移居蒙古族地区安家落户，与蒙古族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北部边疆，建立了生产土纸、鞣皮、酿酒、铁器等作坊。随着汉、蒙古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汉族人中流行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蒙古族中广泛流传和传抄。我们所接触到的早期蒙古文写本及文书，其用纸的原料多是麻类，由当地抄造，纸较厚，表面涂刷一层淀粉浆，可以双面书写。
满族和蒙古族地区造的厚麻纸，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很大，抗老化性能好，一二百年前的遗物犹如新作。20世纪40年代，笔者曾在东北蒙古族居住区见到这种手工纸的生产。这种纸一般尺幅较小，表面不甚平滑，故使用前需经磨光。最大的优点是寿命长而坚牢。
瑶族、纳西族、壮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在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像北方各少数民族一样，也很早就有了造纸业。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和实物，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现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纸样标本，作一简介。
瑶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在与汉族、壮族的长期交往中，引进了许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瑶族地区保存下来的写本文书《过山牒文》中，就有反映瑶族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史料。在这些文书中，出现了中原地区一些封建朝廷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及宋太祖建隆(公元960—963年)、乾德(公元963—968年)、开宝(公元968—976年)的年号。
造纸在瑶族是属于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他们就地取材，造出竹纸和皮纸。造纸用的石灰，由自己烧制，纸帘一般从汉族地区获得。
笔者曾见到一件明代瑶族人制造的抄纸设备，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捞出纸浆后，水从竹席缝中流出，湿纸膜停在席上，晒干后揭下，因而在靠近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
这种独特的抄纸器，反映瑶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造纸技术。这种纸模还可以用来造“沙纸”，即楮皮纸(广西少数民族把楮树叫“沙树”)，它比中原皮纸厚，呈灰色，分为精、粗二种。精者色浅，纤维捣得较细，可用于书写。
云南丽江、维西一带，居住着我国另一少数民族——纳西族。古代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是一种原始巫教。东巴教经典《东巴经》用被称为“东巴文”的象形文字写成(东巴文约产生于唐宋时期)。东巴文在纳西语中叫“石九陆九”意思是刻在木、石上的记号。可见，在纳西族没有用纸以前，是用木、石或干树皮作书写记事材料的。当纸传入以后，他们用本地的土特产茶、药材、蜂蜜、兽皮等，与藏族、汉族交换纸张。纸张的出现，促进了纳西族文化的发展，因而便引进造纸术，在本地发展造纸业。
随着纸的传入，造纸术的引进，以及本地造纸业的发展，原来数量很少的东巴经写本，逐渐增加到500多种。此外还出现其他的杂书。纳西族的这些书，多是用本地造的厚纸写好，然后再加以装订，外观呈白色，间有浅黄色，用竹笔从左向右横写。刻本很少见到。
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都收藏有纳西族于明清时所造的纸写本。这种纸厚重而坚韧，无帘纹，原料是树皮纤维，经砑光后，可以双面书写。纳西纸，从其帘纹不明显来看，估计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固定纸模抄造的。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的西南，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迁入，带来了较发达的生产技术，使壮族地区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壮族的造纸有着悠久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发生战乱，不少文人学士带着典籍来到岭南避难，兴办教育，教授生徒；也有许多技师工匠来此传授技艺。造纸术应在这时传入壮族地区，因为兴办教育是不能离开纸的。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仅居壮族之后的民族，分布在云贵、四川及广西，与越隽羌、青羌等有渊源关系。汉时其先民已来到川、滇。云南巍山的彝人建南诏国(公元748—902年)，与唐有密切关系。1253年彝族地区统一于蒙元，其首领被授以路府州县土官。元代时蚕桑、纺织和金银铜冶炼有新的发展，又在云南兴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办学校，而佛教、道教也盛行。在这一背景下，造纸业也有所发展，所造的纸为竹纸和皮纸，许多彝文写本就是以当地纸书写的。明代时在本地区内又有了印刷业。1940年云南武定发现彝文木刻本《太上感应篇》，版框22.3厘米×13.9厘米，刻印于明代。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彝文属于超方言象形音节文字，仿照汉字形体，加以变换，一字一义，共一万多字，创于唐代，至元代乃定型。彝文作品以千种计，涉及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内容，多写于纸上。
总之，造纸术在幅员辽阔的我国境内各民族地区，都先后普遍地发展起来了，各族人民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造纸原料和设备在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边远地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虽然没有自己造纸，但也都早已使用了国产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