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说概念的历史演变

“小说”一词的内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语源的角度去考察，“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干”是求的意思，“县”通“悬”，是高的意思，“令”是声誉。意谓修饰琐屑的言辞以求取高誉，离开通晓大道的境界就太远了。庄子所谓“小说”，与今人所谓小说相去甚远。又有《论语·子张》中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所谓“小家珍说”，和庄子所谓“小说”，意思相似，都是泛指不合于大道的肤浅、琐碎的言辞。至东汉，桓谭的《新论》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至此，“小说”成为一种文体，擅长此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列10家，以小说家置末位。班固列举了15篇“小说”的篇名并作了小注。从篇名和小注来看，班固所谓的“小说”介于子和史之间。近于子部而没有子书深刻，近于史部而没有史书确凿。班固以后，“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但是，它所指的范围却在悄悄地扩大。“小说”逐渐地成为“杂纂”的代名词。唐人刘知几的《史通》将“偏记小说”分为10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聚谈、辨订、箴规。清代的《四库全书》则将小说家归并为杂事、异闻、琐记三类。

宋元以后，对于“小说”一词的理解，除了“杂纂”以外，又有了另一种并行不悖的理解。随着宋代说话㊟艺术的兴盛，“小说”成为说话艺术中最有影响的科目。由于这种科目最具吸引力，“小说”逐渐地被用来泛指说话艺术的各家，又进而被用来泛指产生于说话艺术的白话小说。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作为小说，它们在文学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古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没有给二者以一个共同的名称。一直到晚清，域外小说纷纷地被翻译而涌入古老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家思想家都撰有小说专论，他们所谓的“小说”已经是明确的文学概念。经过域外境内小说的双向推动，终于形成了现代的小说观念。

诗歌的早熟和小说的大器晚成

中国的诗歌发达得比较早。《诗经》和《楚辞》的成就已经让后人赞叹不已，唐代的诗歌更是令人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之感。可是，中国的小说却步伐蹒跚，直至明清时期，才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唐人的小说(传奇)已有可观的成绩，可是，它毕竟只是小说的一个分支——文言短篇小说。诗歌的早熟使它未能更多地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从而养成了相当单纯的抒情性格。小说的大器晚成使它得以从容地从诗歌、散文、戏曲中撷取营养，滋补自己的肌体，从而造成了远比诗歌复杂的秉性。古代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如此地姗姗来迟，可是，它的源头却必须一直追溯到遥远渺茫的上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