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文化

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各类专科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文人秀士荟萃，各类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多汇集这里，文学艺术繁荣，文化生活比其他城市丰富，古代重要的科技成果不少产生于此。

古代的教育事业分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办的私学两种。官府设学，在秦以前已有，不过当时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人数也比较少。西汉武帝时，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完善，在首都设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唐代除设太学外，还在首都设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专科学校，通常有学生二三千人，上设国子监进行管辖。此后，历代在首都皆设国子监和各类专门学校。

此外，都城还有地方办的州县学，以及民间设立的，称作家塾、会馆、书会等教育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南宋的临安甚至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私学，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历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时代各国选用官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军功”，即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另一条则是“养士”，即把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的身边。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除了国王，一些国家的大贵族，例如齐国孟尝君和楚国春申君，也都养了一大批士，这些贵族有的住在都城，也有的不住在都城，但都城无疑是士最集中的地方。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城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史官，既记载国家所发生的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西汉定都长安不久，即在未央宫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三座藏书楼，此后又建立新的藏书楼，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访求图书，充实国家图书馆，此外又派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向、刘歆进行校勘整理。虽然汉代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仍收集到很多图书，到西汉末年藏书达到三万多卷。

此后，历代都继承了西汉的做法，以国家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并派学者进行较勘整理。特别是在西汉、东汉等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国家图书馆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除了供皇帝和近臣阅览，也为部分士大夫使用提供方便。成书于汉代的两部史学名著，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人在写作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唐朝依赖丰富的藏书，设置史馆，开创了官修前代历史的先河。宋、明、清等朝都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书，编撰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清代编成的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政府组织一大批文人，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撰而成。

纸的发明和推广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唐代以后推广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则大大便于书籍的印刷出版。五代后唐在国子监开雕号称“九经”的儒家经典，开创了历代以国家之力雕版印刷大部头经学和史学著作的先河。这种国家组织的雕版印刷活动大多在都城进行，此外，由于知识分子人数居各城市之首，都城的私人雕版印刷业也很兴盛，往往是全国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无论是官营印刷业，还是私营印刷业都很发达。南宋杭州官营印刷业有为朝廷主持的，也有临安府主持的，除了刊印书籍，还印刷纸币——交子。私人刻书更为发达，杭城内外有名可考的刻书铺就近20家。当时杭州的公私刻书，不但以数量多著称，而且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雕版字体工整，刀法圆滑，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有些宋版书籍至今还留有一股清香的墨味。明代南京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明初编成的《元史》、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都是在南京印刷出版的。

为了满足帝王与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娱乐的需要，历代都在都城集中了一大批归朝廷专门机构管理的艺人。各地的艺人也视都城为比艺斗技的大舞台，前来演出。唐代，长安、洛阳两地表演歌舞和演奏音乐的艺人都达万人之多。有的歌舞往往需要几十人甚至更多的人参加演出，如立部伎舞队便需要60—180人，鼓乐齐鸣，歌声阵阵，气象恢宏壮阔。独舞也很受人欢迎。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有一名叫咬娘的舞女，轻丽善舞，用丝绸缠脚，纤小弯曲如钩月，能在金制六尺高的莲花上跳舞。相传妇女缠足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统治者来说，仅有音乐歌舞这种比较高雅的娱乐还是不够的，很多帝王也喜欢民间的娱乐方式。隋炀帝曾招集民间杂技、魔术、戏剧等百戏艺人在洛阳举行大会演，有黄龙变、双人对舞走绳、力士扛鼎、顶竿舞、神鳌吹山、幻人吐火等精彩节目。每年正月十五，隋炀帝都要在端门外大街设百戏场，招待外国使节和商人。戏场周围达十六七里，伴奏的乐队达一万余人，乐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满足下层市民需要的民间娱乐也发达起来。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都有大型固定的娱乐场所，叫瓦子，又叫瓦舍或瓦肆。这是种综合性的游艺场，规模很大，有的可容纳数千人。开封城内共有瓦子50多座，杭州的瓦子最多时达24处。瓦子内表演的伎艺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杂技、歌舞、马戏、曲艺、武术，应有尽有，各种艺术又包含许多类的表演形式。例如，在杭州北瓦中的表演项目，有讲史、说经、小说、相扑、乔相扑、杖头傀儡、水傀儡、影戏、杂剧、杂班、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舞蕃乐、使棒、打硬、踢弄、散耍、装秀才、说诨话、学乡谈、背商谜、教飞禽、装神鬼等，使人目不暇接。据记载，北瓦每日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在瓦舍内外，为满足看客的需要，还开了各种杂货零卖店和酒食店。

除了瓦子外，一些寺院在集市、庙会之日，也成了百伎显艺的地方。此外，还有的伎人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的空地做露天表演，被称作“路岐人”。

说话、傀儡、杂技、杂剧、影戏是各种娱乐形式中最吸引人的数种。说话又分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四家，其中，小说和讲史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和众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和当代题材，情节有长有短，塑造了许多极具个性的人物，颇受人们欢迎。小说和讲史的底本称为话本或平话，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古代的著名小说《水浒传》即与话本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而脍炙人口的明清短篇故事集，如《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中的不少故事，就是根据宋代话本改编的。

两宋以后，戏剧艺术不断发展，新的形式、新的创作不断涌现。北宋灭亡，原生活在开封的戏剧艺术家流落江南和华北北部。例如，说唱故事的诸宫调，便分别流传于南宋都城临安和金朝都城中都，在此基础上形成南北两大戏曲中心。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都城大都城是元代初期杂剧在北方的中心，当时杂剧作家大部分居住在大都，大都也是重要的演出场所。到了元代中叶以后，逐渐向南方一带发展。

清代都城北京的演出活动相当兴盛。乾隆年间是清代的鼎盛阶段，乾隆皇帝喜爱看戏，因而宫廷经常上演戏剧。除了太监所组成的内廷戏班，朝廷还经常把外地民间艺人征调进京演出。除了宫廷，北京民间也有很多戏班上演的地方，称“茶园”和“茶楼”，乾隆前后仅外城的茶园便有十几个。到清中叶北京舞台上形成京剧，以后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剧种。

都城也是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学者、名医师、科学家的荟萃之地。他们的伟大发明和不朽著作，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和浑天仪，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李诫的《营造法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全部或部分在都城完成的。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不少诗篇，是在当时都城长安写成的。北宋统治者在开封建立画院，搜罗全国画坛英才。现在流传下来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即是画院画师张择端所作。

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都城的崇高地位和统治者的重视，传教者往往首先在都城宣传教义，发展信徒，建立寺庙。我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便和东汉时的都城洛阳有关。据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人赴天竺(今印度)求佛法，10年返国，于是在洛阳创建白马寺。虽然这一传说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东汉都城洛阳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十六国时期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佛教典籍，并有门徒3000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鸠摩罗什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地点是凉州和长安，分别是后凉和后秦的都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历代王朝多推崇某种宗教，尤其是佛教，在各地兴建大批寺庙佛塔。天子脚下的都城，寺塔林立，僧人、道士和其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很多，往往居全国之首。南北朝时期佛教相当兴盛。后梁首都建康有大寺庙700余所，僧侣、尼姑常达万人左右。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大建佛寺，最多时达1367所，僧侣和尼姑之多可想而知。古代从域外传入的其他宗教，如唐代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元代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无不是以当时的都城信徒最多，寺庙最盛。因此，都城往往也是全国的宗教中心。

历代在都城兴建的寺、塔，大多集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精华于一身，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唐长安城内大雁塔、小雁塔古今闻名，至今仍吸引海内外游人。大雁塔属楼阁式砖塔，结构坚固，气势雄伟，而与之对称的小雁塔则显得玲珑秀气。代表我国古代雕塑成就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北魏相继都大同、洛阳时开凿的。

在都城地区的大千文化景观中，陵园(一称陵寝)是相当特殊的一部分。历代统治者，除了元代沿用蒙古族深埋不起坟的制度没有陵寝，其他各朝在皇帝、皇后以及他们的家人死后，均要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以及用来供奉、祭祀和朝拜的建筑，即陵园。秦代的始皇陵，西汉武帝的茂陵，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明代的十三陵，这些人们所熟悉的陵墓便是古代陵园的一小部分。为了便于守护和后代皇帝的祭祀，古代陵园一般都建在都城所在的京畿地区。西汉帝陵，除了文帝霸陵和景帝杜陵，其余九个陵都横排在渭水北岸的咸阳五陵原上。唐代因要凭借山势造陵，陵园即建在关中平原北部边缘的山岭。北宋的陵园集中在今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东南，在都城开封的西面不太远。明代陵园在北京北面的十三陵。清代的东陵在河北遵化市，西陵在河北易县，分别在北京的东面和西面。

由于历代帝王都相当迷信，推行“事死如死生”的礼仪制度，陵园一般都是按照帝王生前的宫殿格局设计，又按照当时礼制的需要进行规划，建造时要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规格制度雄伟森严，体现了帝王生前荣耀奢侈，死后依然尊荣无比的要求。历代的陵园，除了埋葬帝后的坟墓皇陵，还有许多供祭祀用和供墓主灵魂享用的地面建筑。例如，东汉时有供朝拜祭祀用的寝殿，供墓主灵魂游乐用的便殿，以及供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宫等地面建筑。唐宋陵园的主要建筑有上宫和下宫，前者供上陵朝拜或举行祭献典礼之用，后者主要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此外，一些陵园前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型人物和动物雕塑，陵墓中有壁画和许多陪葬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即是秦始皇陵的陪葬物。

体育是增强体质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既讲究吃喝玩乐，纵情声色，自然也不会忽略体育运动和体育竞争带给他们的乐趣，因此，都城的体育活动一般也比其他地方兴盛，这在重视体育的西汉和唐代尤为突出。

据记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将父亲迁到长安以后，为了免除他的思乡之苦，将家乡的乡邻也迁入长安。随之，刘邦故乡徐州的蹴鞠(古代的踢足球活动，球是实心的)运动也传入长安，进入宫廷，并深为帝王贵族和民间百姓所爱好。汉武帝也是蹴鞠场上的常客，平定西域后还将擅长此道的胡人集中在京畿的离宫别馆中，以供随时观赏。在豪门大族比较集中的长安近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进行蹴鞠比赛。

唐代皇帝不仅喜欢观赏体育比赛，更多的是直接参加体育活动。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不仅是射箭好手，也是唐代最为盛行的马球运动(骑上马上击球、追球的一种运动)的倡导者。唐中宗李显、玄宗李隆基以及唐后期的一些皇帝，都是马球的热烈爱好者。拔河、秋千、围棋、角抵(类似摔跤)、划船、射箭等，都是唐代宫廷中颇受欢迎的体育活动。上之所好，下必行之，长安城中体育之风很盛，高手云集，促进了全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政治中心的优越地位和五方杂处的民族构成，使都城成为国内各民族文化，南北方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都城，既能看到西域南海商贾带来的异国情调，草原和森林民族带来的骠悍习气，南方士人带来的楚语越言，也能发现各地的婚丧礼俗、衣服穿着、饮食烹饪、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明清时期，都城又出现来自外省重要府州的众多会馆，成为全国各地人民在都城安营扎寨的据点，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化和交流融合。芜杂斑驳，光怪陆离，风俗各异，类似反映多种文化共存的词汇，往往都是不同时期的人议论都城文化特点的常用语言。

古代的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和官僚的社会，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权力轴心运转，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州、府、县衙门的所在地，城市的许多方面也与政治有关，但政治的色彩毕竟远远不如都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沿海一些昔日的小城，发展为近代的工商业城市。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充满政治色彩的政治中心城市，后者是工商业气息浓厚的经济中心。就最后的帝都北京而论，即使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充满了政治的色彩。北京的店号，多有朝政要人的题匾。某些菜肴的来源和命名，某些街道和胡同的名字，都与某官僚或某官府有关。皇室和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消遣娱乐，促进了北京建筑、园林，乃至景泰兰、玉器、雕漆、珐琅、石刻等特种工艺的发展，甚至金鱼养殖、字画、书肆、戏院、茶坊的兴起也与之有关。皇室和高官显贵的风流韵事，则成了都城市井小民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社会生活中官文化的氛围，与都城巍峨壮丽充满皇家威严的紫禁城，高居亿万人之上的帝王气概，官僚军将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以及与下层人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糜烂奢侈，无疑是十分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