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法制史，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跨入奴隶社会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已有4000多年。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不断加强立法和司法措施，维护它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法制历史。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制时期，三代的法制是奴隶主贵族维护奴隶制生产关系、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

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制。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各国用立法手段维护新生的封建生产关系，涌现出一批主张以立法改制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如子产、邓析、李悝〔kui亏〕、商鞅等，真是群星璀璨；同时，产生了大批立法典籍，铸刑书、铸刑鼎、著法经等，真是斑驳陆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封建立法也随之趋于完备、周密。经过1000余年，到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

中国古代法制史，积累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内容和形式的法律系统，即中华法系。它以历史沿革完整，内在联系紧密，发展顺序清晰，文献资料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著称于世。中华法系作为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特点是很鲜明的。

特点之一是中国古代法制以专制王权或皇权为依归。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另一个特点是以成文刑法为主体。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第三个特点是自西汉以后的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chu触〕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学习中国古代法制史，要褒扬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贬谪其中的糟粕，鞭挞剥削阶级法制中残酷反动的本质，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