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

在侵略邻邦、称霸世界之前，日本本来是一个半圆形岛国，由500多个岛屿组成。这些岛屿的总面积与英格兰、苏格兰和曼哈顿面积之和差不多，其中6000万人居住在518个岛屿上。据最新统计，包括2000万朝鲜人和一些波利尼西亚岛上的居民在内，日本总人口已逾9000万。自世界大战以来，这些波利尼西亚岛屿一直就成为了日本人的属地。

其实，只要知道本州、北海道、四国和九州这几个岛屿的名字就绰绰有余了。日本中部的主要岛屿是本州。北海道是仅次于本州的第二大岛，位于日本北部。在本州南部，四国和九州这两大岛屿紧挨在一起。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拥有人口200万，坐落在本州中部肥沃的平原上。横滨是东京的港口。

大阪位于本州南部，是一个更大的城市，也是日本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京都是日本帝国的旧都，位于大阪的北部。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偶尔在报纸上能够看到，比如大阪的港口神户；还有欧洲各式船只出入最方便的港口长崎(位于南部的九州岛上)。

江户，在历史书上你可能经常见到这个名字，它是幕府时代东京府的旧称。1866年，幕府失势，天皇从京都移居江户，并改称东京。东京从此进入了一个特别快的发展时代，最终发展成了现代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市。

然而，这些城市都处于随时被彻底摧毁的威胁之中。这是由于日本列岛位于大亚洲山脉的边缘(日本海、东海和黄海形成的时间都不长，就像使英国成为一个岛屿的北海)，正好是从萨哈林岛至荷属东印度群岛（今马来群岛，过去西方国家使用的一个名称———译者注）的爪哇岛———一条火山带的一部分。这条火山带几乎一直是活动的。地震仪观察数据表明，1885—1903年，日本总共发生地震27485次，年均地震1447次，日均4次。当然，大多数地震都不太严重。茶杯轻微地晃动，椅子碰到墙上发出了响声，如此而已。但如果你知道，日本的古都京都在过去的1000多年中曾发生地震1318次，你就会明白这个岛国所处的险境了。这1318次地震中，34次是纯“毁灭性”的地震，194次是“强烈地震”。其中，1923年9月的那次大地震，东京几乎被夷为了平地，死亡15万多人，有几个小岛，露出水面的只有几英尺高，其余部分都沉到了大海之中。由于地震发生的年代不是很久，人们至今还历历在目。

人们常将地震同火山干扰联在一起。火山爆发无疑引起了一些地震，但是，人类生活的表土层下面的岩石层突然坍塌，这就是大多数地震产生的原因。如果这些岩石层的移位不过二三英尺的话，其后果不过是几棵树或几丛灌木被弄倒了而已，但如果正好在人口密集地发生，就可能制造出大灾难，像1775年里斯本地震，6万人遇难，或像1920年中国广东地震，丧生者可能高达20万。一位最权威的地震专家最保守地估计，人们所谓的“有史以来”的时代，即在过去的4000年里，死于地震的人至少有1300万，不管怎么看，这个数字都相当可观。

当然，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地震。一年前，北海海底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莱茵河和斯海尔特河河口岛屿上的泥滩，引起了泥滩上面的掘蛤人一阵恐慌，但是，北海海面却仍然风平浪静。日本地震频发，还存在另一个原因。日本列岛地处山脊顶部，这个山脊东部一直向下延伸，并延伸到了目前所能测定出的最深海沟。著名的塔斯卡罗拉海沟有2．8万英尺深，目前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只比它深6000英尺。在海岸垂直落差约6英里的东部沿岸地区，日本50％以上的灾难性地震都发生在这里，这绝非偶然。

然而，同生活在地震带的大多数人一样，日本人并未因这个永久的安全威胁的存在而失眠。他们一日三餐照吃不误，照常耕耘播种，和孩子玩耍，看到查理·卓别林的表演照样哈哈大笑。从多年的教训和实践中，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用薄纸板建房子。虽然冬天可能出现穿堂风，但当房子突然倒塌时，对居住者来说，危险能降至最低。当然，日本人也仿效西方，比如在东京盖起了摩天大楼，假如遇上大地震，损失将无法估量。但总体上来看，在适应并克服这一无法避免的地理缺陷方面，日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好一些，如同他们安排生活，成功地做得比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协调也更具冒险性。这里所说的并非漂亮明信片，上面有在樱花树下喝茶的艺妓，也不是蝴蝶夫人那些美丽的木偶玩具，我只是在把那些游客告诉我们的一切加以重复。他们看到的是昔日的日本，那时，日本人还承袭着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其生活方式尤其高雅)，还未萌发把这个岛国变成芝加哥和威尔克斯—巴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的郊区的企图。日本从旧到新的转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对于美国的安全和幸福，这一转变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突飞猛进地继续下去。因此，我们美国人至少应该对日本人有所认识，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日本人，只要太平洋不干枯，日本人就和我们比邻。

同中国的历史相比，日本的历史并不悠久。中国的编年史能上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约是奇阿普斯大金字塔的建造时代)，而日本最古老的编年史还是从公元400年开始的。在那个时候，现在所说的日本大和民族就出现了。其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大和民族”，日本人和英国人一样也是一个混合民族。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由于来自中国南部和马来半岛、中国中部、满洲和朝鲜的人的三次连续入侵，把阿伊努人逐渐驱赶到了比较偏远的北部岛屿。所以，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了一切。

后来，日本仿效中国，允许传播佛教，这时，两国关系就更为紧密了。当旧教义被一种新教义所取代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教义不可避免地要受旧教义的影响。对所有传教士来说，不论他传播的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都应懂得这个内在的规律。

公元6世纪，第一位中国佛教高僧进入了日本。他发现日本有一种本土宗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与日本人的需要很适合的宗教体系。这种本土宗教叫“神道教”，来源于神道一词，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神圣之路”。与亚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相比，神道教是比较高雅的一种宗教。它认为世界是一种摧毁不了的力量，教导人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不管这个结果多么微渺，它都是永恒存在。日本现代宗教就是佛教和神道教的混合产物。首先，神道教极力强调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日本人(不一定非是孤僻的人)具有一种信念，一种非常真挚又根深蒂固的信念：每个人对祖国都肩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责任。神道教还强调尊敬祖先。但日本人的这种尊敬，并未像中国人那样发展到了荒唐不可收拾的地步。偌大的一个中国被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坟墓———死人统治着活人，坟地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这土地本来是用于种植庄稼，养活活人的。

然而，日本文明同中国华明之间一直未出现巨大的分歧，直至16世纪晚期，日本国内诸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待天皇的态度还不如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对皇帝的尊重。各派势力在经过一段看不到尽头的争吵和战争之后，政府终于被一个铁腕人物控制了。

在遥远的欧洲，800年前，古法兰克国王的总管把自己的主子推进了寺院，而自己行使国家统治权。由于这些总管比他们的主子更精于统治之道，因此无人提出异议。日本人民受够了将近四百年的内战，只要能获得安宁，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充当统治者。因而，当帝国的总管、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德川家族的头面人物成为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时，日本人并不反对，也不站出来捍卫正统的天皇。这位日本大总管声称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种神灵，是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天皇又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那么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样，所以他的真面目永远不能在他的臣民面前显露。

这种统治格局几乎维持了整整200年。国家的统治者是居住东京的幕府将军(就是对众所周知的那些统治者们的称呼，相当于美国人的“总司令或最高总司令”)，而天皇寂处京都的深宫殿，在豪华的屏风后面，消磨光阴，打发自己的日子。幕府统治时代，日本建立了严格的封建制度，而且，为了完善这一新制度的细节，日本花费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造就日本人民的性格方面，这一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直至今日，日本已开展了近八十年的工业化，但在本质上，日本人仍然是封建主义者。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上，他们同欧美竞争者截然不同。

1600年后，日本统治者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三个社会集团，最高层是“大名”，由封建贵族成员组成，他们就是大地主；第二阶层是武士，是有继承权的斗士，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的骑士；其余的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即平民。

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制度，但历史是令人信服的。对政府的任何理论，广大老百姓从未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历史让我们信服的事实。这个政府行吗?能把安宁与和平给我吗?能确保我的劳动果实归属于我，不会被他人合法地夺走吗? 这些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在两百多年的岁月里，这个制度运行得一直很好。日本的政治首脑是幕府将军，被视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并加以崇拜的是日本天皇。“身处高位应不负众望”，这是大名和武士不得不坚守的一条非常严厉的信念。假如行事违背了宣誓的誓言，就得在最庄严的切腹仪式中剖腹自杀。

那时日本就开始了有点过分拥挤的局面，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在兴趣和爱好上，他们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奢望，而是很有节制，很为俭朴。大自然似乎也是一个忠诚的朋友，黑潮(墨西哥湾暖流的支流，即日本暖流)从荷属东印度北赤道地区发源，先流经菲律宾和日本，后又横渡太平洋，赐福美国西海岸，日本的气候因这股暖流而温和适中。同时，另一条狭窄的冷水带（即北冰洋寒流———译者注）正好从日本东海岸不远处流过，致使日本的气候又没有加利福尼亚那么温暖潮湿。不过，纵然如此，日本的气候还是比中国大陆强得多。

因为迷失了方向，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就登上了日本群岛，之后，一切发展似乎都顺乎自然了。日本原来的历史进程因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因为葡萄牙人不仅对遥远的国家作拜访，同他们开展贸易，还把宗教信仰带到了这些国家。

葡萄牙基督教的总部设在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最初，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礼遇，幕府当局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和机会，让他们宣扬基督教义较之于长期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的优越之处。葡萄牙传教士到处布道，皈依的日本人也有许多。后来，一些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的传教团也进入了日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一律身着铠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能射出沉重的铅弹，能同时把三名日本普通士兵穿透。当幕府将军发现了这一点时，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他们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苦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半个世纪才开始有所理解。日本人因这些事件而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和美国人从其他方面的资料所获得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幕府将军是因为害怕，而不是突然开始讨厌西方人，才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进一步活动。他们害怕宗教纷争把整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担心那些既是船长又是商人的人夺走日本人的财富。船长把和平与祝福的使者运送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耶稣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地方是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起初，教父们在九州还谦卑地宣扬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一旦占了上风，就动手把日本人原来的庙宇拆毁掉，把日本人的偶像破坏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贵族在他们枪口的威逼之下而接受了十字架。

当时的铁腕人物丰臣秀吉得知了所有这些情况后，他意识到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基督教牧师们来日本弘扬德行，其实呢，他们的德行却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掩盖他们对我们日本帝国存在险恶居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也就是首位日本使节拜会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的第五年，日本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驱逐出境了。商人们在日本照样能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一离开，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很快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他们玩了一个花招，假扮成来日本觐见丰臣秀吉的特使，但这诡计一下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除了被警告不得再布道之外，也未再遭到其他什么责难。但他们并未遵守这条禁令，反而还在江户建起了一座教堂，给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人施洗。接着在大阪，他们又建起了教堂。然后，他们在长崎又强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对耶稣会这个竞争对手进行公开反对，并指责耶稣会，说在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时，耶稣会使用的方法一直太取媚于日本人。简而言之，日本人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还发现了专门隐藏那些职业传教者的仓库。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最后把他们都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日本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经过数年徒然无效的警告后，日本人终于明白：除非使用极端手段，否则别无良法了。

在以前的400年中，内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如今，他们吸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了，而是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抗击一切外国侵略者，宣布对那些无视禁令的基督教传教士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五十年里，日本心甘情愿地与世隔绝，可以说是几乎而非彻底地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因为还对外开放着一小扇窗户，通过这扇小窗户，大量的日本黄金流出去了，流到了西方；凤毛麟角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悄悄潜进了这个奇怪的日本。在日本，荷属东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荷兰人只做纯粹的生意，对日本人的灵魂不太关心。英国人也是这样。但是，英荷两国谁会独霸日本市场呢？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是一件难以取舍之事，可英国人由于经营不善，最终丧失了日本市场。

日本把葡萄牙派来的一连串外交使团的最后一名成员处死了(这其实就是证据确凿的官方谋杀)，之后，又取消了荷兰人此前享受的许多特权。但是，只要荷兰企业在日本的年均回报率能接近80％，荷兰人就决不会放弃日本市场。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300码长、80码宽的石头岛上，岛小得几乎连遛狗之地都没有，这个小岛叫出岛，位于长崎港口，而且他们还不得携带妻子，更不得踏上陆地半步。

对日本当局制定的数百条法规中的任何一条，只要荷兰人稍加违背，报复立刻就会来临，仅仅这一次，荷兰人一定修炼出了天使般的忍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有一天，东印度公司新建了一座货仓，遵循当时的风俗，就将建筑日期刻在了货仓的正面，而且按习惯在日期前面还加上了字母“A.D.”,即“公元”。由于这个符号直接牵涉到了基督徒的上帝，如同我们美国人对待来自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家一样,日本人当时也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后果就不言而喻了。幕府将军下令不仅去掉那些让人不快的字母，而且要摧毁整个货仓，夷之为平地。为了让荷兰人记住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结局，日本人还放出了这样的话语：

只要太阳还照亮着大地，就决不让基督教如此大胆地踏上日本半岛。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不论谁违反了这条法令，哪怕是菲利普国王，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也得用他的头颅来抵罪。

荷兰人还是继续住在出岛达217年之久，看来，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打心眼里记住了这个教训。但是，荷兰人是彻底的现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从国外定购什么，货到就必须付款，所以，在这217年里，日本人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外流。

也是经由这个渠道，从这些太平洋的隐士们口中，欧洲人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消息。所有这些消息让人一致认为：日本帝国的条件远远差强人意。日本很快就充当了“没有一个国家能期望完全自给自足”这个观点的反面案例。而且，对日本年轻人的管束也变得越来越难了。他们隐隐约约听到西欧有一些非凡的科学知识，并开始借助出岛这个小窗口接触科学和医学知识。费了好大的劲，那些奇形怪状的荷兰文字的意思终于被他们琢磨出来了，并知道了除了日本仍停滞不前之外，整个世界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在前进。

为了警告日本人不可再继续这种闭关自守的愚蠢行为，1847年，荷兰国王给江户的日本皇宫送去了满满一箱科学书籍作礼物，并附上了一份世界地图。有时，货船从旧金山开到中国广东，不慎在日本沿海失事，由于没有领事或外交保护，船员们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两艘美国军舰舰长威胁说，除非日本人马上移交18位美国水手，否则就要将长崎炸毁。对日本同僚仍然推行这种孤立政策，荷兰国王再一次发出了警告，警告日本人不要再冒险了，否则，日本人将来收获的只有灾难。这些从海牙发来的信函只不过表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情况。迟早有一天，日本人肯定会将大门朝西方商界敞开的，如果和平式的开放要求被他们拒绝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武力强迫式的开放了。

俄国一直在朝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对西太平洋的控制也正在有计划地慢慢强化。只有美国是惟一能采取行动的国家，而且它还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1853年，在海军准将佩里的统领下，四艘美国军舰和560名船员开进了浦贺湾。对美国海军的首次来访，日本上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公开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走(他在日本只停留了10天，把美国总统的一封信递交给了日本天皇)，日本人就请荷兰人帮忙，武装了一艘军舰，在各要塞配置军事人员，架好了先前的葡萄牙火枪，一切准备妥当，以候大洋对岸那些军舰的再次造访。

是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与世隔绝，还是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呢？对此，日本人分裂成了两派。大多数人赞成继续隔绝，但是，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对外开放。幕府将军因主张对外开放而基本上处于失势的境况，还被痛斥为同外国人狼狈为奸。然而，天皇却是从佩里海军准将那次著名的访问中获益最多的人。

作为封建政府不容置疑的政府首脑，幕府将军走过了繁荣的黄金时代，很早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大名和武士的际遇也差不多。他们仍然佩带刀剑，把镇压内战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好像不是生活在1853年，而是生活在1653年。全面改革的时代来临了。

纯粹是一个巧合，当时的天皇，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正是一位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的年轻人。幕府将军听从了他的劝说，主动辞了职，这样，国家统治权重新回到了天皇的手中。天皇接受了劝谏，承认再继续这样自我封闭下去，国家就等于处在慢性自杀之中。他热情欢迎外国人到日本来，态度就像当初驱逐他们时那样坚定。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时代，或者说是明治天皇开创的文明时代，它把日本从16世纪的一个封建的农业小国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如此大规模的、彻底的感情改变是否是一件让人高兴的好事呢？假如有人这样发问，那么，这个疑问实属多余。也许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和钢铁铸造能造福于人，也许不能。我不知道结果。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从什么角度来看。10年前，俄国人热爱他们的圣徒，维护他们的精神。如今，他们的灵魂很满意地待在发动机的排气管里，而把圣徒放在厨房的壁炉里焚烧。

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其本身来看，它们既非绝对地错误，也非绝对地正确，而是必要的，是一个必经步骤，通过这个步骤，我们才能把自己从对饥饿和经济变幻无常的担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在这场变革中，机器既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又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同样地，许多美好的愉悦的事物也被它毁掉了。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敢否认。同处处都是汽油厂和煤气厂的日本相比，北斋和歌麿笔下的日本当然更有趣得多（北斋，日本画家，木刻家，1760—1849。歌麿，全名喜多川歌麿，1753—1806，日本浮世绘画家。由于绘制统治者妻妾木版画，触犯了幕府，被迫害而病死———译者注）。不过，北斋和歌麿早已物化为泥，而东京的家庭主妇更爱用煤气烧饭，而非用炭火慢慢煮饭，答案也在此。

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一座古老而悠久的火山。从1707年以来，它就始终一言不发。以前它俯瞰孩子们向路边的神道庙敬献鲜花的那个地方，如今却满是香烟广告牌。寺庙里的那只神鹿，由于漫不经心的游客乱扔罐头盒，居然把它的腿也砸坏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一切总会有结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