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小提琴的大人
现在恰好要等待一件事情，其实已经等很长了。中间打了阵QQ扑克，发现对家太傻，后来去检查窗户、玻璃，满足自己的轻微强迫症，接着，洗了三件衣服，洗完发现还有袜子没洗，就再洗遍袜子。
脑袋有些疼痛，窗户对面的窗户，曾意外掉落一只火球，砰地一声闷响。确有其事，但在两扇窗户间奔忙得越来越欢的拉土车，又使我相信，这只是个幻觉。
世界安之若素。
我决定和自己絮叨一下。
我有个同学叫周小刚，陪我一起高考。这是个打篮球的坏孩子，时常赤膊上阵(因为背阔肌发达)。我的手和女人一样不适合粗野动作，就坐在场边台阶看，我看到他拍球前行，有如公牛看到红布，我还看到路上的女生，用余光看的。
篮球是门艺术。艺术的一半是青蛙叫春，是吸引雌性注意。我们班还有个叫陈小路的好孩子，他是学校第一个会运球转身的人，就好像手掌心长了吸铁石一样。陈小路的艺术造诣比周小刚好，长的也帅，这样就完美了，完美地砸在女生们可怜的梦里。最后来自知青家庭的班花将他采摘了。
我和周小刚是同桌。我们之间应该有如此对话——
“你看，陈小路不自习了，走了。”
“哈哈，孟小琴也走了。”
陈小路和孟小琴离开教室的时间差起初是十分钟，后来是五分钟、三分钟，最后只要班主任不在场，他们就像爹妈去买菜，有说有笑，十指紧扣。而我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遗憾。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当陈小路不需要这门艺术的时候，周小刚还在球场上辛苦奔突。
有一次，他是骑着载重自行车来的，路上有几个姑娘颠着步子跳过来了。人说红颜是祸水，没错。我就看到周小刚看得出神，手闸也忘记捏，连人带车从台阶上冲下来。复述这个荒唐的瞬间是困难的，我记得他的裆部应该是搁在自行车横杠上的，因为我去扶他时，问了句：“卵袋没事吧？卵子没碎吧？”
周小刚是条好汉，裂嘴一笑，说：“没事。”
是真的没事，有些人命就是大。我有个小学同学，也是这样，在河里游泳，游到水坝处时，没控制好，一下就从坝上贴地滑行，蹿到下游去了，很久我们都没看到他冒出水面，心想一定遍体鳞伤，活活呛死了，但他毫发无损地走到岸上，撒了一泡尿。
后来，周小刚带着密不见人的暗恋参加高考，失利，再次高考，考上师大。这样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就没见过面。在省城读书时，距离很近，我们以为总是要见的，就没见。一晃这么多年，很多老远的人我们可是见了十几遍。
我从该死的省专毕业后分到乡下，辗转回到县城政法部门，在家乡这个王国算是混到于连的宫廷了。我的面子开始粗起来。
粗是家乡一句黄话，意思是硬，是巨大，估计是一种阳物崇拜。我天天带着前一天的酒气，像嚣张的阳物，面红耳赤地上班，然后就碰到乡下可怜的堂叔。
堂叔说，你跟你同学打打招呼吧，你弟弟要被开除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周小刚已经贵为我堂弟的班主任。于是我和周小刚在电话里客套了一番，但我仍然是懒人，事情办完了，卸磨杀驴，说好见面喝酒也不兑现，继续泡在麻将桌上。
我以为生活就像初恋情人训导我的一样，平平淡淡，平淡无奇的，你周小刚也就那样。但后来人家告诉我，在我重新见到周小刚之前，他杀了人。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我这哥们一没后台，二没钱财，缘何活到今日？
他命大。
据说下手很重，一刀就弄进人家肚皮里去了。又据说被扎者自己先动粗的，此事后来就在有关方面主持下协商解决了。
我相信事情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不过，有时想，也有那么可怕。我估摸这一曲火并好戏应该发生在篮球场上。
周小刚的篮球，确切地说，打得不好。
而那个倒在血泊中的人，做了十几年的老师，球艺到化境，化到可以鼻孔朝天了。
而那个叫陈小路的帅哥，高中毕业后不幸流落到可怕的社会，跟我也再没碰面了。我听说他也杀了人，是在外边务工时杀的。听说的事情都不靠谱，都不准确。
我关于篮球场的记忆还有，一个像带鱼一样又瘪又长、可怜兮兮的社会青年，有天兴致勃勃地来到二中与民同乐。我们忍受着委屈，远远地将球抛给他，他先是三步跨栏，后是左右手交接投篮，接着跳投、空中接力、扣篮、头球、远射、发弧圈球……你没想到的花样他都玩到了，你没看到的魔幻他都展示了。
他就在几分钟内成为篮球艺术的最终代表。
原因只在于他手上永远都套着一把该死的剪刀。而我们县就生产剪刀在行。
我们县剪刀厂生产的剪刀免检，轻松就出口到美国欧洲了。现在贝克汉姆几个公子出生，脐带都是由这些锋利的剪刀剪的。
后来我在某本故事杂志上看到一个笑话，说某个卖西瓜的改行做剃头匠，给人剃了秃瓢后，顺手把剪刀往空中一抛，然后伸手接住，又往秃瓢上一扎。
我总觉得这个笑话发源于我们县。我们县的孩子都做这样的噩梦，总觉得自己的脑袋有一天会被剪刀扎破。古代有斧头帮，远地方有青龙帮，我们这地方只有剪刀帮。剪刀是枚神奇的戒指，套在手上，不艺术的艺术了，不魁梧的魁梧了，不招女人爱的女人爱了，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剪刀就像人字拖板、长发、墨镜、文身、毒品，成为理想的饰品。必须交代的是，理想不是形容词，是主语。很多人就是想成为黑社会，这个社会只有两种权力资源，白社会和黑社会。黑社会的入门成本低，讲究宽进严出，讲究机会平等——黑社会欢迎你。
我曾经在黑社会滋扰的县城看到，适才还牛皮哄哄的城管队员推翻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菜摊，马上又诚惶诚恐地把菜一颗又一颗捡起来，码好。因为有眼不识杰克逊。杰克逊就是那中年妇女的黑社会儿子。我老娘的菜你都敢动，你有没有老娘啊。
这样的故事听来何等感人，但是后来城管队吸收不少黑社会人士后，故事就不那么感人了。我还曾听说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在菜市场转悠，代管一些公平。他管理的资格是因为杀过人。
跟我说到那个人的人，嘴角一笑，其实也就是本能自卫，不小心捅了别人，没想到一刀就捅错部位。
傅红雪的艺术标志是一把漆黑的刀，刀柄漆黑，刀鞘漆黑。我承认，我在做警察之前，人生是不幸福的，有时候我渴望有一把漆黑的枪，枪口漆黑，枪管漆黑。小时候，我蹲在镇子的路边，看小杨警察宽大的警服下摆。那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但我相信有枪。
那个镇子叫莫家镇。其实当时是个乡，为了虚荣的需要，我一直说它是个镇子。就像我们县其实是个市，因为在市里很不出名，索性就叫县了。人都有点曲曲儿，人性弱点啊。
后来我从该死的省专毕业后就分回我们县了，去的第一站是人称我们县西藏的边远山乡。在那里，迎接我的派出所所长正是当年的小杨警察。杨所长竟然比我矮，比我白，而且手头的枪也从粗大的五四式换成小巧的六四式了，这就有点女人气了。
那时候，有个从外边打工回来的年青，觉得看过高楼大厦，看过SOHO现代城就牛逼了，就不把杨所长看在眼里，就要耍酒疯了，耍到最后，派出所门口就聚集来一帮骑太子摩托的支援者，他们仿效前人，一个个都不挂牌照——我就是不挂你能怎样？
那是个需要枪出来镇压的场面，只有枪才能把一些个借酒装疯的人从可耻的大无畏拉回到虚弱的现实中来。但是杨所长迟迟不拔枪，我都憋坏了，难道他忘记什么是艺术了。
艺术应该像小说一样，屋顶的瓦片震裂，小鸟儿扑着大翅飞蹿而去，而凝结在一团的云朵被击破后仓促下出雨来。这就是枪声，曾经在警校射击课上将我耳膜操破的东西。
必须说，杨所长比我更懂得时机。他一直等那个挑事的年青将弓张满，才敏捷地从腰部把手枪取出来，朝天放了一枪。
事情比预想的糟糕。我知道杨所长放了一枪，杨所长自己也知道了，那些个年青却不知道。因为那声音就像豆子爆了一样，又闷又哑，很是扫兴。今天我们看到姜文在自导自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拿着一把猎枪，在山林里左一枪右一枪，很像巴顿，煞是威风。其实枪就是这么回事。
也许它要在人身上扎出个血淋淋的伤口才能成为艺术。
那血淋淋的伤口是盛开的鲜花，是吸引雌性和社会的吸铁石。
絮叨了这么多，必须说说艺术的另一半了。艺术的另一半是自我世界。这个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共处的世界，另一个就是在某些人脑海中存在的自我世界。在那个世界，剪刀、枪和篮球都丧失了价值。
虽然郑老师那高贵的装饰也曾在八十年代的莫家街引起轰动（就像傅红雪突然出现在藉藉无名的村寨）。但轰动只是我们的，跟他无关。他吸动着尖尖的喉结，轻微地咳几声，自顾自地往前走，而我们小屁孩就追逐在后边，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好奇，都不知道这块拉着几根马鬃的深红木料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看到琴上边有个精致的洞，洞口有星星一样闪亮的螺丝，螺丝往外则是优美的弧线，弧到最后和空气融为一体。我们中的一个说：“跟何老师一样。”然后就跑开了。
我们哈哈大笑，也一哄而散。
在远处，我们看到郑老师的背影一截截被刀砍了，像个渺小的虫子进了城堡。我们镇小在夕阳的辉映下就是一座城堡，城堡的正面是两层楼，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老师的宿舍，在正楼后边是一圈环绕着的平房，一年级到五年级按顺时针的方向排好，从校门左侧进去，是进去，从右侧出来，是毕业。
郑老师来了后，我们不想毕业。因为经过考察，我们知道中学老师里没有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有个吹笛子的老老师不错，但老是吹些《跃马扬鞭催粮忙》，不文雅。
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放学的路上，看着夕阳照在城堡的尖头上，看一面微微飘扬的惨白红旗。我们都在等待一件事情。我们那么忧伤地看二十分钟，估计筷子开始在艰难地寻找一块肉丝，然后很遗憾地，又重新去拨拉那些肥硕的青菜叶。吃吧，孩子，快吃吧。他很听话，把大团米饭提到还带着虫子的菜叶里，用洁白的牙齿咬，粉红的口腔压，用匕首一样的喉结咽，然后等待它缓缓滚到胃里。
最终，我们仿佛听到筷子敲打了几下瓷缸，他也伸了伸懒腰。
我们擦了擦眼睛，定了定耳朵，开始虔诚地等待郑老师右手拿起琴弦，比划几下，再左手拿起琴，把琴肚子压在下巴和脖子中间。我们每次都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音节的火苗，慢慢往空中蹿，蹿到一定份上，开始越来越快，快到我们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就像坐三轮车突然上坡，心脏往上飞。
郑老师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知道用艺术之手，在激昂之后慢慢抚慰我们，我们听到那奇妙的嗯嗯哦哦声音，缓慢回旋，就像何老师穿着洁白的裙子从空中慢慢坠下，坠到大地上，没有丝毫动静。
然后我们等待那琴师把声音驱入到河流中去，就像把落叶和鱼驱入到河流中去一样，我们在偶然到来的波涛面前大呼小叫，在看见坐地而起的大山后声嘶力竭。然后暴风、洪流、地震一起到来，然后声音没了。
我们一起倒在地上，寂寞。
如果郑老师知道就是这琴声结束的寂寞，驱使我们一次次不按时回家，他一定会拉得鸡零狗碎，但是他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一位叫周尊文的老师讲，说郑老师拉的时候房门紧闭，窗帘都会拉上。
有次门没锁好，周老师恰好进去，看到他泪流满面。
周老师说了一句，真假。用现在SOHO现代城人的话来说，就是装逼。对了，当年那个胆敢挑衅我杨大所长的小厮听着，老子现在窗户对面的窗户，就是SOHO现代城的窗户，在那里刚刚掉下来一只火球。我和它相距也就十几米吧。
周老师说的，我们不信。我们有判断力。如果一个人拉上窗帘，关上房门，还在流泪，那他就不是流给别人看的，他肯定是被自我世界感动了。他是艺术的神。
我们很快也找到让自己流泪的艺术品种，有一位姓夏的哥们，画的马说是能骑上去，有一位叫菜包子的哥们，写出了五言绝句，想当年，他只会写“夏老三是大王八，你爱夏小英，夏小英也是大王八”。现在我们不这样了，现在我们文雅了，进入自我世界，超凡脱俗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仍然不敌郑老师。郑老师的造诣是九牛，我们是一毛。有时候连毛都算不上，算个毛虱子。
二十多年后，有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拨弄了几下吉他，我就五体投地，我是毛虱子。我们养成了对艺术家保持尊敬的习惯，那是门外汉酸楚的仰慕，和幸福的自卑。二十多年后，还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残酷地画画，虽然我知道她画得不好，但她命令我走开，我还是灰溜溜地走开了。
艺术家都是阿基米德，你要让她把算术算完了。
在莫家镇，艺术对孩子们而言，带着保护的神圣光芒。那些父母不可能解决的委屈，在郑老师的小提琴声中解决了。那些污秽的思想，想观看女人那里的欲望，也在壮美的黄昏里消褪了。我们纯洁得像青草上的天使。
就这样永不毕业，像初恋情人训导的那样，平平淡淡，平淡无奇的，老去。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们产生强烈的欲望。
那是一个青天白日，一个面目模糊的年青，被穿绿衣服的武警推下吉普车，一路踢到公审大会的大红横幅下边。他没有任何语言，法官问一句，就点一下头。最后法官拿着大喇叭大喊一声：“罪大恶极，执行枪决。”那个人就又被塞回吉普车，拖到某个隐秘的地方像解决尿一样解决掉了。
那个死掉的人没有给人民群众留下任何印象，但是他强奸过的人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何老师。何老师没去公审现场，不知道法官隆重表扬她了，说她敢于突破封建糟粕，敢于报案。
何老师病了，这一病是一个月。我们是孩子，知道人们都在谈论什么。我们的思想没有那么污秽，我们都想重新看到她，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是何老师刚一回来学校，就又病休了一个月。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强烈欲望的，我们想拉小提琴的人拉开窗帘，打开门，走出宿舍，走下楼，走出城堡，走上公路，走进三轮车，走到邻近的乡镇，走到一户家庭，走到何老师床前，说：“我娶你。”
但我们每天只是听到那幽怨的小提琴，越听越失望。我们听那就是一段老生重弹，就是一支曲子拉来拉去，破绽百出，千疮百孔。我们都很不屑。但是在我们重新看到何老师时，又兴奋得一起捶桌子，因为郑老师的手挽着何老师的手。
郑老师穿着他第一次来到莫家镇的淡红西服，推了推眼镜，提了提喉结，和蔼地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永远看到美丽，你们的脑袋是一盆没有污染的海水。”
我后来在形容大海时，都在竭力逃避“一盆”这个说法，因为这是郑老师用过的，是属于他的。我后来用过“一部”、“一曲”、“一座”，但都没有“一盆”来的好。
纯洁的郑老师和没有受过污染的何老师结婚了，他笑着把穿着红棉袄的何老师抱进绿色吉普车，在莫家街游街，他向那些烂嘴的妇女扔糖果，说得越多的扔得越多。何老师后来也从吉普车里伸出头来，向外边投掷干枣。
那些枣子和糖果像玫瑰花瓣一样，铺满了街道。不过经我们小孩大人一顿疯抢，又颗粒不剩。那个画出好马的夏同学，还吃了一颗枣核到肚里，家长说是要送到医院开刀，他说且慢，让我拉泡屎，后来就在屎里找到枣核了。
家长抽了他一耳光。
应该的，要是枣核刮破肠子，一个画马的艺术家不就废了？
后来，我们从镇小毕业了。虽说从镇小到镇中的距离只有一里路，但我还是觉得自己被分别的气息惩罚了。某个下午，我把暑假作业做完，就被一种强烈的膜拜欲望折磨，我看到小提琴的丝丝儿在天空中飘荡，牵引着我向门外奔。
这样，我三两下就跑到城堡了。
在奔跑的过程中，我看到草在教室前疯长，几个建筑工人吹着口哨，我蹬的水泥台阶竟然松软得一塌糊涂。我急急走到那扇紧闭的门前，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后来我追求初恋情人也是这样的，我在女生宿舍门口心脏狂跳，一直在做深呼吸，我害怕溃不成军。
但就在我要敲门时，突然看到自己像只鸡被轻轻提走了。
我被扔到楼梯拐角处，那个剃着平头的建筑工说：看看你做的好事！
我看到我的鞋上有水泥渣渣，而那新铺好的水泥楼梯已经留下我的脚印。我他妈还是三步并两步蹿上来的，不是每级台阶都留了脚印。
然后我听到耳光声，从我耳朵旁发出来。噼里啪啦，啪里噼啦，像苍蝇闯进电风扇。我忘记哭，忘记数耳光的个数，等到要哭要数时又手足无措，不知从哪里开始。我觉得自己笨拙、委屈、轻贱、愤怒。
后来，耳光像小提琴突然停止一样，停止了。
郑老师靠在墙边，对建筑工说：“一把火，算了。”
“一把火”一听，又补抽我两个耳光。然后他提着我的衣领，把我拎到楼梯的外墙，往下一丢。
我在墙下像个孤儿，咬牙切齿。
在离开这个仇恨的地方时，我看了眼那扇窗户，发现窗帘拉上了。
那个年代流行一位歌手叫费翔，他总是唱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照亮了我”。“一把火”就是那个年代提着一台录音机到处做生活的人，做了一二十年，做成了老板。
后来有天，他的老婆跑到治安大队举报，说他在嫖娼。我治安大队干警果断出击，在包厢里将他抓住，狠狠罚了一万大洋。在罚之前，我恰好到治安大队玩，一看到这化成灰都认得的家伙，就整整警服，把他从跪着的地上提起来，又丢下去。
然后我蹲下来开始抽他。
我先是甩右手的肉掌，ＢＩＡ！接着看到手在他鼻子前形成一道掠影，手背又顺势抽向他另一边耳光，ＰＡ！没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我又用手掌兜他下巴，手背拍他脑袋。上下左右，掐捏卡弹，十八般武艺，样样搬上。
我看到他一边挨打，一边哆嗦着从口袋里掏红塔山，要敬烟。
我把红塔山踩成一堆烟末子，然后用拳尖抵着他下巴，恶狠狠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一把火”想了想，摇头，说：“不知道。小叔肯定是领导。”
我说：“不是，我是艺术家。”
“一把火”有些费解，反问我：“艺术是什么呢？”
我说：“艺术是这个。”
这个就是拳头，拳头松开了是手掌，手掌既可以握匕首，也可以握剪刀，还可以握手枪。年轻的时候握握篮球，老了就握笔杆子和公章。
郑老师后来就在一个要害部门握笔杆子，他的老婆仍然做老师，风韵犹存。两人组合起来社会地位很高。但怎么高也高不过我，我是警察，警察就是最后的艺术。
妈的，一絮叨下来，天就亮了。
那件事竟然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