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键时刻

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