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华东！华东！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1945年9月9日，南京，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
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这天，大门口悬挂着“胜利完成”“和平永奠”的红底金字，门两旁列着彩旗。四周士兵守卫，警戒森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签字的投降书。然后，他把由蒋介石签署的第一号命令交给冈村宁次，令其退席。何应钦随即发表广播讲话：“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已于9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
蒋介石为什么将富有历史意义的受降仪式定在南京，而且选择在9月9日9时？一则南京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象征着南京作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和伪国民政府“都城”的时代已告终结；二则在蒋介石的心中，南京仍然是首都，国民政府将会重返南京，以此唤起国民一种思归之感；三则9月9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50周年纪念日，以此显示他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统帅。
应当说，日本投降的仪式放在南京举行，最高兴的是南京人民。受了南京大屠杀洗劫的南京人对此举有种特殊的感情，南京城到处呈现着欢腾的气氛，当时陪都重庆的各界人士亦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蒋介石在重庆举办了隆重的茶话会，招待各国的来宾。会上，蒋介石极力颂扬了世界各盟国的功绩——包括苏联红军，极力夸耀了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打的几个大的战役，却只字没提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在蒋介石的心中，所想的和要做的是什么呢？对此，最真切的回答应该是他在日记中的自白吧。9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我国之最大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个人历年的受迫污辱，至此自可涤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以复雪矣？勉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他所谓的“新耻”是什么？在蒋介石的心里，隐隐作痛的是“第三国际未败，共党未清。党的危机，从未有甚于今日”。
一想到此，蒋介石就寝食难安。
于是，他于9月20日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等日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为此，蒋介石一方面要国民党军队加紧努力作战，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另一方面则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向敌伪地区行动。为了把能摘到手的果实统统摘到手，蒋介石请求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征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同意后，动用了美国在远东的几乎所有海空运输力量，帮助蒋介石运输部队。从8月16日起，国民党将新六军从湖南芷江空运至南京，控制了侵华日军总部及冈村宁次。9月4日，将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从广西柳州空运至上海，九十二军空运至北平；将五十二军从越南海防运至秦皇岛，十三军从上海运至秦皇岛，然后以飞机援助上述两军占领山海关，长驱直入东北，抵锦州，占沈阳。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曾夸耀地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当天下午，蒋介石夫妇飞离重庆，经西安、汉口，于5月3日抵南京。军事委员会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等20多名军政官员随行。5月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还都盛典。
1921年5月5日，是重返广州恢复军政府的孙中山宣言继续护法，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日子。蒋介石之所以将还都之日定为5月5日，就是想表明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承者。
盛典分两处进行，一处是中山陵，一处是国民大会堂广场。前者主要是开展国民政府还都与革命政府成立纪念活动，后者是举行各界庆祝大会。
上午9时，国民政府还都与革命政府成立纪念典礼开始。随着礼炮和军乐声起，蒋介石率文武官员肃立在祭堂内的孙中山座像前行礼，默哀3分钟。而后，蒋介石致辞。礼毕，即偕夫人去国民大会堂广场出席庆祝大会，接受各界献旗与颂词。蒋介石满面春风地致辞：“今天是我们国父25年前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纪念日，而我们国民政府亦于今日还都南京了……今日中正与我们同胞仍能在首都相见，聚首一堂，这是何等欣慰。实在是我们中华民国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要以往日抗战必胜的信心，来负起今后建国必成的大业！”
下午，蒋介石在国府礼堂举行中外嘉宾招待会，史称“五五茶会”。
应邀出席茶会的都是各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外国使节。当天，南京城内谁持有蒋介石夫妇联名签发的请帖，谁持有红色圆形的“五五茶会”来宾证，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宴会上，到处走动的蒋介石，遇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先生今天早晨去了武汉，来不及参加今天的盛会。”邓颖超说。
“感谢您的光临。徐永昌将军也已经到了武汉，他们将要会面的。”蒋介石回答道。
其实，蒋介石和邓颖超心里都清楚：由于国民党军已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包围了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周恩来才与马歇尔等商量，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前往武汉，对此事进行调处。
此时，虽然南京歌舞升平，一派喜庆景象，但中原和东北形势严峻，国共两党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毫无疑问，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或其他方法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无论他怎么做出热爱和平、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样子，实际上都只是在演戏。抗战胜利后，他调动国民党军，先后抢占了早已在八路军、新四军包围中的被日军侵占的南京、上海、杭州、济南、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城市及战略要地。在全国各沦陷区，委伪军头目以要职大量收编伪军，组成地下军、先遣军，固守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充当内战急先锋。尤其在华东地区，“蒋伪合流”的丑剧最为明显：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任命大汉奸、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为副总指挥；14日，任命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稍后，又将驻扬州、蚌埠、徐州等地的伪军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等部，分别收编为国民党先遣军第二、第五、第六路军。在山东的大小伪军162股12万余人，亦全部被收编为国民党军。9月13日，蒋介石颁布了“剿匪密令”，要求国民党军将领遵照他在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同时，成立徐州绥靖公署，以薛岳为主任，汤恩伯、李品仙等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三方面军和第十战区部队，准备向华中解放区进攻。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铁路推进的国民党军步步进逼，严重威胁着华北、华东解放区。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的部队已开始进攻新四军浙东部队，并将对长江以南的苏南、浙东、皖南、豫鄂、湘粤边等解放区予以逐个击破。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七省和南京、上海两市，与国内其他省区比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商业繁华，控江抢海，是连接华北与华南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顽强地进行过各种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于淞沪、徐州作战失利，纷纷西撤，这片大好河山惨遭日军蹂躏。1938年春，新四军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肩负起挺进山东和进行华中敌后抗战的使命，分别在罗荣桓、徐向前和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陈光等领导下，挺进长江南北和山东，会合当地抗日武装，依靠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华中和山东创建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皖边、皖江、浙东、胶东、鲁南、鲁中、渤海、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山东和华中两大解放区的面积已达31万平方公里，人口6020万，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52万人，民兵100万人。为了争取与国民党和谈成功，实现全国和平民主，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8个解放区，将这些地区的军队调往北方。这个决定，是一个富有战略远见和趋利避害的重要决定，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使兵力更集中，从而稳固了华东解放区的基本阵地，有利于争取国内和平及对付国民党将要发动的大举进攻。
194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军官训练团作的题为《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的讲话中说：“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股……此五股中，就我的观察，以陈毅一股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
蒋介石所指的陈毅一股，即华东野战军。蒋介石以华东为大患，即以野战军为大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