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北平和平解放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再也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扼守在绥远（当时为省名，辖今内蒙古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孤立据点，处于想逃无路、欲战不能的境地。
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绥远国民党军各派的政治态度、绥远地区的阶级关系，及时提出用“绥远方式”即用和平谈判、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争取这支国民党军队投奔到人民阵营来，解决绥远的问题。
绥远位于现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原有200万人口，是傅作义苦心经营多年、用以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基地。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现呼和浩特市）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将军，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其武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国民党正直将领，他不是富家子弟出身，更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和亲信。董其武从营长、团长提升为师长、军长，最后擢升为绥远军政最高统帅，都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为傅作义供职几十年，一贯忠心耿耿，和傅作义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董其武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卖国求荣、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曾有过不满，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则十分关注。
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政治不纯。根据1949年底绥远指挥所的统计，共16个师旅，几十个保安团队，86000余人。
在绥远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军在绥远的部队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逐步发展为3个骑兵师、2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团，约3万人的武装力量。绥远广大人民经历过严峻的斗争，同我党我军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热烈地盼望着绥远早日解放，拥护我党和平解决绥远的主张，这是实现“绥远方式”重要的群众基础。
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虽然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仍觉得有些突然。他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看看。董其武22日飞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十分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
傅作义把整个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向董其武详谈后，加重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啊。”
说到这里，傅作义盯着董其武，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现在呢，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还小，很快全部都要解放了，家属再送到哪里也都不是好办法。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作义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次讲得更加郑重。此刻，董其武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并得到明确的启示。这时，董其武马上急切地询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则说：“绥远问题等到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董其武经过和傅作义一次长谈，确定了走人民道路的目标。一回到绥远，就开始在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
董其武从北平回绥远不久，旧历年来临。除夕前，绥东人民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30公里的陶齐车站地区与国民党绥远部队发生冲突。绥远局势顿时紧张。
董其武立即致电傅作义，经傅作义和华北局联系，转达了毛主席“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绥东前线部队于1949年1月31日停止向绥远军队的进攻，2月11日又将主力部队撤至卓资山一线，于是绥远局势便趋平静。
在前线发生军事冲突之时，国民党绥远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张遐民，趁机要求董其武把军政机关立即西撤。他们说，后套粮多，后方补给容易，不然一旦解放军切断绥包线，就无法后撤了。潘秀仁、张遐民的用意，显然是以后撤为辞，妄图阻挠走和平道路。董真武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几个人就逃到后套去了。
2月2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作义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傅作义一直关心着绥远的问题，很快向毛主席提出绥远怎么解决的问题：毛主席早已胸有成竹，很快回答：“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傅作义有点不明白：“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主席郑重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了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作过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于3月间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时，经贺龙将军提出，商定了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入：绥远方面由傅作义派出周北峰、阎又文二人。
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商谈。经过协商，双方先划定了绥蒙解放军与国民党绥远部队的停火线。尔后，就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双方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兑换、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等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于6月8日在北平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陶铸同志。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人。
毛主席对于双方商谈成功很是高兴，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到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破坏和谈，国民党连出四招。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董其武以及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所进行的斗争。
绥远开始酝酿和平，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这些情况密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驻绥部队西撤。董其武既决心要走和平道路，当然就决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董其武用两条理由做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驻绥远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
国民党政府一看董其武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即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商谈。
董其武接待他们之后，先是一阵寒暄，然后不软不硬地对他们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我还不便轻易离开。”
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祁子厚、严子言的游说。
国民党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了“杀手锏”：停发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
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22军在内，将近10万人，加上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一向短缺，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
为了绥远军政人员的生存，董其武多次向国民党政府电请和派人交涉，国民党政府认为他们的“杀手锏”很见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惟一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而某些人听到此话后也说：“董主席真糊涂，去上南京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其实，董其武何尝糊涂。他非常明白，到南京去，是国民党政府设下的陷阱，很可能人一到南京即被扣留。同时也并不是董其武到了南京，经费就可到手。国民党政府是有条件的，就是阻止和平。而且董其武一离开绥远，群龙无首，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獗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董其武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是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乘机捣乱，加紧兴风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对董其武，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和平的进程。
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施展的这个“绝招”，董其武同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渡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人每月发5块或2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夏季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
6月16日，国民党政府来电报要董其武赴广州参加省主席会议，再次施展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以此方法骗董其武离开绥远。并派在兰州催发补给的32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桥派来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来绥远，接董其武去兰州，再转送飞广州。董其武仍以前方军情紧要，不便离开为辞拒绝。马良弼乘飞机回兰州时，天已黄昏，飞机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山，机毁人亡。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对董其武进行要挟的同时，还派遣特务大肆活动，破坏绥远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解放后，所有的特务都聚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成了国民党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獗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绥远，向特务做了破坏起义的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潜入部队各个部门，与和平进步力量展开了一场听不见枪声的战斗。
这些特务在缓远到处制造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今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就要拿出来作战了……”“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
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到处张贴反动标语，散发传单，并沿街高喊：
“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
“打倒傅作义！”
“打倒董其武！”
接着，在特务的指使下，第258师政工处处长赵元德蒙骗士兵20余人砸毁了宣扬走和平道路的《奋斗日报》社。
绥远铁路警务段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发动铁路员工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打游击。董其武得知消息后，找到愿走和平道路的车务段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保证了西部的正常通车。
还有一批“东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战役战败后逃到绥远来的，其中有部分人肆意诬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说话不算话，骂傅作义出卖了他们，等等。董其武内部的一些顽固分子，如第111军军长刘万春、骑兵师师长鄂友三、骑兵旅旅长乔汉魁等，也在暗中形成一股《绥远和平协议》的反对派。他们疯狂地叫嚷：“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决不会完蛋”，“与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这些人，对傅作义方面派去的工作人员也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说他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狗命，云云。有的甚至叫嚣：“宁跳黄河一死，也不跟共产党走。”他们还对董其武将军施加压力说：“绝不让共产党代表到归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要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
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张遐民秉其主子的意图，在部队里煽起一股西撤的妖风，说什么“如不早撤，一旦共产党切断归绥到包头的交通线，就无法撤离了”。
南京政府还不甘心失败，又采取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7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发了电报，让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他们到陕坝见面。董其武心想：这不过是南京方面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做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正好向他们要补给。
见面后，稍事寒喧，话归正题，徐永昌、王叔铭仍是劝董其武他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
董其武并不理他们的话茬，紧紧抓着补给问题做文章：“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永昌一听连连说：“这是误会、误会。”
董其武趁机发起攻势：“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欠发的几个月的补给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土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当即答应：“我们回去后就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问题，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后来，徐永昌、王叔铭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董其武分别做了谈话，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董其武一方面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永昌、王叔铭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永昌、王叔铭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命令张世珍的独7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董其武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
董其武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董其武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董其武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自己。当即电告傅作义，傅作义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徐永昌、王叔铭回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又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当然是试图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董其武架空，使董其武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
董其武针对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绥远的军队，除了董其武外，谁也驾驭不了，国民党政府对董其武又有幻想，这样就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再次破灭。
南京政府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于是又任命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实行各个击破的分化伎俩。南京政府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刘万春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官后，开始起劲反对起义，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共驻绥远联络处进驻绥远。
7月10日，中共联络处的何树声同志由旗下营出发，在傅作义派去的工作人员、原华北总部总务处课长肖如芝的陪同下，来绥远与董其武联络。他们到达白塔车站附近的毫沁营子村时，肖如芝给董其武打电话，报告联络处代表准备进城。董其武问怎么不提早来个信说明。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未收到？”
董其武命肖如芝查一下信的下落，并派人去接何树声等人。经查询，信被刘万春扣下了，未交给董其武。后来董其武考虑内部复杂情况和中共人员的安全，派康保安在归绥城东门迎接何树声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并一起去旗下营，与联络处的鲁志浩、曹文玉等同志商谈进绥问题。
7月15日，董其武派寿跃南、李竭忠前往丰镇商谈联络处具体进城日期，确定7月20日进驻归绥。次日，李竭忠先行返绥。傍晚偕同王克俊向董其武汇报，说联络处由潘纪文、鲁志浩率领，一行40人，3天后到达，让做好准备工作。
董其武即让人打电话请刘万春也来听听汇报，因为他负责治安工作。刘万春驱车前来，听完后即说：“联络处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又说：“这些日子，《奋斗日报》登载很多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它；共产党员李健生（党的地下工作者，曾是董其武部连政工员）又跳得不行啦，有人要收拾他。”
在座的四人听了，都不禁一愣。董其武从团结刘万春出发，解释说：“人家是客人，是来工作的，不能那样对待，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刘万春却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中共联络处人员来后，住在西落风街6号，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官宅，有三幢厂共20多间房子。稍作安顿之后，联络处便与董其武将军做了第一次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研究如何贯彻绥远和平协议的具体措施，并有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工作。董其武原则上同意联络处的意见，并委派康保安、张国林等人与联络人员经常联系。
在反对和平的逆流里，中共联络处自然成了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时时刻刻都想拔掉这个“钉子”，有的向联络处投寄恫吓匿名信，有的则公开制造摩擦。
有些上层的顽固分子，利用联络处工作人员对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机会，公开挑衅。有这样一个家伙，一天，何树声和曹文玉正在联络处研究工作时，他走了进来，自称是和林县的县长，没说上几句话就嚣张地对何树声他们说：“你们的凉城县县长就是我打死的。”
何树声曾在绥远做过政工工作，对敌人团县以上人物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回敬他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绥远人民更知道。”
接着又告诉他：“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向全国胜利进军，绥远不多时就要全部解放，你应好好考虑今后该做什么了。”
几句话，打掉了这个狂妄家伙的反动气焰，不得不灰溜溜地走掉了。
困难和恫吓没有吓倒联络处的干部，联络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像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敢于在惊涛骇浪中腾跃；都决心像一颗坚韧的钉子，深深插入敌人的心脏里。他们一面同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一面抓住每一个时机，向绥远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鲁志浩、曹文玉和何树声还经常去一些上层人物家中访问。通过联络处．人员的工作，绥远上层军政人员迫于大势所趋，在我党“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省参议长张钦征拒绝国民党特务头子的拉拢和收买时，明确地说：“八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胜利后，本应休养生息，但几年来战火仍频，民不聊生。国事如此，何以慰孙总理在天之灵。本人年事已高，愿借此有限年光，斡旋和平，以期对绥远父老有所建树。再不能与人民为敌。”
联络处除注意做好上层人员的工作外，还在其他各阶层人士中积极开展了工作；向他们讲解、宣传和平解放协议的精神，鼓励他们为和平解放绥远多做贡献。经过工作，一些学校的老师、进步的知识分子、报社的记者等，都利用不同的形式，如读书会、演讲会，学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扩散影响，促进绥远当局贯彻协议些进步记者在《绥远晚报》成立了理事会，利用报纸这块阵地，发表进步文章和一些讽刺当局弊端的小品。
一时间，教育界、文艺界、青年界、妇女界的进步力量，在联络处与地下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蒙古族女教师云华两姐妹，无论在妇女界还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是优秀的代表。云华是何树声在师范学习时的同学，学生时代就思想进步，有高度的爱国热忱，才貌出众，勇于进取。她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而坐过监狱。现在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起来参加妇女界为和平解放绥远的斗争，热忱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她的才智。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团结的缩影！
由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和平解放绥远的声浪越来越高。我联络处和地下党在工作，敌人也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们看见进步力量在发展，也相应地把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反动记者、文痞和一些乌七八糟的特务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什么妇女会、青年会，嚣张地同进步力量唱对台戏。而顽固分子之最者，要算是鄂友三了。
鄂友三是骑兵师师长，一爱嫖娼，二爱杀人，凶残成性，人称“鄂毛驴”。大青山的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跳得欢，就怕鄂友三。二尺麻绳脖子拴（指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人勒死），不高兴时栽旗杆（把人立在坑里活埋）。”他曾在武川的一个山村里，一次活埋了17个人。解放军在归绥北山上坝口子村一次战役中，打垮了他的部队，他靠着狡诈成了漏网之鱼。这样一个欠着人民累累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这场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不能不跳出来做最后的表演。
一次，何树声和曹文玉到董其武处商洽工作，正逢他在那里。
董其武把何树声和曹文玉介绍给他时，他把头一扬，傲慢而嚣张地说：“我是鄂友三。咱们在大青山打过交道。”
何树声、曹文玉二人立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一面抖了他一些底，一面正告他，走和平解放绥远之路，是他惟一的出路，谁要想螳臂挡车，那只能粉身碎骨。
董其武见双方唇枪舌剑，有些惊骇，忙把话题岔开。鄂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走开了。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上，一群身着便衣持有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的特务和凶手，把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和另外几名同志团团围住。
开始，他们推揉谩骂王士鑫等人，王士鑫等据理力争，揭露他们的阴谋。这伙人恼羞成怒，竟然开枪并拉响了手榴弹，王土鑫当即倒在血泊中，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杀使者”，而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分子，竟然在接受和平协议的地区，杀害了负有和平使命的革命者，这不能不激起广大绥远人民的愤怒，不能不叫我联络处人员义愤填膺。
工作人员即把董其武和王克俊（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傅作义派来帮助董其武工作的）找到联络处，向他们严正指出：这是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解放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绥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要求绥远当局立即追查并严惩凶手。
董其武和王克俊听后十分震惊，当即表示歉意，并答应立即查办。后查明，杀害王土鑫烈士的主谋者是刘万春的部下、师政工处处长赵元德，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考虑到此时的形势，我联络处认为董其武暂时无法驾驭局势，为了减少牺牲和更有利地斗争，向董其武提出了暂时撤出归绥的要求。
董其武看出了事态发展的极端严重性，如果联络处撤走，他将被顽固分子所挟持，和谈必然决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立即驰电北平请示傅作义，然后到联络处来，请求联络处继续留下，并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我工作人员的安全。
联络处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造成流血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党，使和平解放绥远不能实现。如果联络处全部撤走，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因此，决定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三人继续坚持斗争。
董其武得知后，十分感动，诚恳表示：“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坚决贯彻北平协议。”
绥远起义过程中，董其武经常不断地打电话向傅作义汇报工作情形，傅作义也经常派人去，或者打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他的意见。关于绥远工作的情况，傅作义于194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傅作义向毛主席汇报了绥远的情况后，毛主席即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推进绥远起义。
对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做是“放虎归山”。毛泽东高瞻远瞩，批评了这种疑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相信傅作义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同时，毛泽东命薄一波安排傅作义去绥远事宜。
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乘专列出发去绥远。随同傅作义去绥远的有邓宝珊、王克俊、李世杰、张溜清、秦丰川、李竭忠等人。中共华北局派潘纪文专程护送傅作义到丰镇。
列车一路安全行驶。车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领导人员均到车站迎接，彼此会见，互相致意，并派鲁志浩由丰镇护送傅作义至归绥。车到集宁，绥蒙军区司令员姚酷等领导同志都登上列车会见傅作义。
傅作义来绥远的事已电告给董其武。接到电报，董其武感到极度欣慰。对傅作义来绥远，董其武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并派康保安代表他到集宁迎候。接着董其武又派卫景林代表他，率领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接，交换警卫任务。傅作义到归绥的第二天，就分别接见了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并向官兵们发放了慰问金。在董其武的陪同下，他检阅了驻归绥的部队。此后，傅作义移驻到美岱召。董其武随傅作义接见了驻萨拉齐县二带的部队和行政干部，发放了慰问金，并把部队集中在美岱召附近，接受傅作义的检阅。
9月10日，董其武随傅作义进驻包头。傅作义首先召集军、师、旅级高干到包头，分别进行了谈话。傅作义这次来绥远，使傅作义在北平被软禁的谣言不攻自破。那些蓄意破坏起义的人，更是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傅作义来绥远亲自了解掌握了许多情况，于9月12日给薄一波、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今后的意见。
就在绥远起义将要大功告成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贼心不死，又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就在傅作义离开北平来绥远慰问部队，促进起义之时，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风密电潜伏在绥远部队中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
当傅作义刚到美岱召不久，张庆恩也从包头乘压道车赶到，径直闯进傅作义的住处——一座小教堂，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见此情况，马—命令几个卫士护卫在傅作义的左右，寸步不离。张庆恩见此情况，感到无下手之机，就拿出几份电报交给傅作义，说是广州政府让转交的。傅作义接过电报，立即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误了去包头的火车。”明是送客，实是逐客，张庆恩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包头。
1949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乘飞机来包头，抱着很大的决心企图把傅作义拉到广州去继续为他们效劳。蒋介石给傅作义亲启信的大意是：傅作义这次回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要求傅作义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傅作义向徐永昌详细介绍了他所以要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情况。义正辞严地说：“蒋政权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力量也不能挽回，我即使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此时，董其武等人经过多次商研，已拟好了起义的通电稿。徐永昌见他的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便耍了诡计。徐永昌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绥远就不便起义。于是，便佯说他拉肚子病了，要住医院。
傅作义见此情况也发了愁，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就不便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这怎么办呢？”
这时，原傅作义部参谋长李世杰在座。傅作义、邓宝珊、李世杰计议一番后，想出一条妙策，便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邓宝珊见徐永昌后说：“怎么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多注意。宜生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医院。就请马上搬进医院里去吧。”邓宝珊接着又说：“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那就请你领衔，率领绥远起义吧，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这话，一下就愣住了，意识到处境不妙，连声说：
“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邓宝珊越是“挽留”，他越是不肯。于是，徐永昌于19日晨离包头飞返广州。徐永昌临行前还对别人说：
“我是来说服傅宜生来的，不但没说服了他，反而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上了飞机，胆子大了，也狂妄起来，很不服气地对左右说：“三年后再见吧！”
9月18日，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也来到包头，住在包头福生茶庄。晚9时许，董其武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带着起义通电稿，坐车来到福生茶庄后院客厅，征求张钦、于存灏的意见。
正谈论间，张庆恩突然闯进房来，气冲冲地大声向董其武叫嚷：“你让我到南京去给你交涉军费，军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我怎么向中央交代？！”
董其武不慌不忙地说：“形势不同了嘛，那时是那时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
张庆恩转头向张钦、于存灏说：“你们都是地方人，这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应该说句话嘛！”
张钦慢条斯理地扯着调子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张庆恩来时，坐一辆大卡车，车上带了十几个便衣特务；内藏手枪。下车后，这些人在院里巡逻，有的在客厅窗外听屋内情况，大有要拼一场之势。
董其武的随从副官王全福见势不好，急中生智，立即进入客厅向董其武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主席去接。”于存灏会意地转头催促说：“总司令有事，董主席去吧！”：
董其武便顺水推舟说：“好！你们谈吧，我去看看。”
于是，董其武和李忠主任坐车返回包头银行。这一幕闹剧就这样结束了。9月19日早晨，已无计可施的张庆恩只得跟徐永昌一同灰溜溜地飞往广州。
董其武和傅作义来到包头后，一面说服打通军政干部的思想，一面同各种反起义势力作斗争，同时着手拟写绥远起义的通电稿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稿子誊清后，立即送到电台发往北平。随着红色电波，起义通电稿迅速传到北京，放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主席认真审阅了起义通电稿，然后告诉秘书：
“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北平立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董其武他们在起义通电稿上写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然后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写好，准备签字后发出。
1949年9月19口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
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附近的第22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董其武首先拿起毛笔，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了名。按照名单次序，第二个是孙兰峰，孙兰峰当时住在医院里，董其武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了自己的签名后边，留待孙兰峰补签。其他30余人在上边依次签了名。
董其武扣那个茶碗是有用意的，这得回过头来说一说孙兰峰的情况。张家口解放时，原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回到绥远，收容游散部队，驻扎包头，并成立了第9兵团司令部。此时孙兰峰尚有不正确的认识，在他看来，傅作义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此时孙兰峰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也不愿把“投降”这两个字与傅作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他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根据一些人的谈话给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孙兰峰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来挑拨孙兰峰。他们说：
“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了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希望孙司令深明大义，不可再重蹈傅先生的覆辙。”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坐飞机到河套陕坝游说时，他们知道董其武起义态度坚决，所以就把更大的力气放在孙兰峰身上。许给了孙兰峰一个第9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答应再给孙兰峰编2个军，全部美式装备，每月特支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孙兰峰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他们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做大后方，最后一定能够胜利。
但是，他们对孙兰峰开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孙兰峰置信的程度当然就越低，但尽管如此，孙兰峰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必须同他们周旋应付。
1949年6月，傅作义派王克俊来到绥远，王克俊根据傅作义的指示，负有劝说孙兰峰的使命。王克俊是多年在傅作义身边工作的人，但是孙兰峰认为在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不能轻信王克俊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
之后，傅作义又派他原来的总参议张濯清来绥远劝说孙兰峰。张濯清是过去傅作义兼第35军军长时的参谋长，孙兰峰和他的关系很好。孙兰峰很坦然地对张濯清说：“不管你们谁来，我不能完全相信，你们说的话我一概不听。我希望的是傅先生亲自来绥远，当我亲眼见到傅先生确实一切很好时，我就听他的话。除了傅先生亲自说的话，其他任何人传的话我都不信。”
张濯清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汇报说：“婉九（孙兰峰的字）倔得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非傅先生亲自去绥远一趟，他的顾虑才可以解除。”
孙兰峰此时的想法是，只有亲自看到傅作义，他才能弄清楚傅作义的处境如何，搞明白他们这些人的出路何在。
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偕同邓宝珊及其他人员来到绥远，孙兰峰和董其武以及傅作义在绥远的很多旧部下、旧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车站迎接。当孙兰峰见到傅作义时，心情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高兴，高兴的是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但是，因为此时的思想情感还不对头，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他们相识以来，他虽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傅作义来绥远，对绥远军政人员说，好像一个大磅秤有了定盘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从了，孙兰峰心中也踏实了一些。但傅作义在初来的那些日子里，时间主要用在探望部队和接见军政干部、了解部队情况上，并没有正式谈到起义不起义这个问题。9月10日傅作义到包头后才用讨论和商研的口气，同孙兰峰谈论起起义的事项。
徐永昌来后，孙兰峰提高了警惕，以防特务们在他同意起义之后，进行暗害或将部队拉走一部分。所以，孙兰峰住进医院，一概不见外人、对起义也不表态。实际上，这正是孙兰峰的韬晦之计，是为了稳住中统和军统那些特务，使他们对自己尚存有幻想，听到他不签字，绥远就起不了义，而不至对傅作义下毒手，对孙兰峰进行暗害。及至起义电文写好，徐永昌不能说服傅作义，又知道孙兰峰之所以不见他就是要跟着傅作义走起义的道路，只好悻悻地走了，始终未谋得见孙兰峰一面，也就失去了游说孙兰峰的机会。
孙兰峰与傅作义的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作义以极郑重的口吻对孙兰峰说：“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和大家一道起义，就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作义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
自从孙兰峰和傅作义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孙兰峰的感情。孙兰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不少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话来，只是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签字。”
当天下午，董其武他们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包头，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
电文发出后，傅作义已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去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董其武同车从包头回到归绥，暂留归绥，处理善后。
至此，反动派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绥远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绥远起义，按毛主席所讲的“绥远方式”的精神和要求实现了。9月20日下午，董其武即接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全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董其武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
董其武接读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薄政委的复电后，心中极不平静，激动万分。他们对绥远“九一九”起义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使董其武更觉得率部起义走人民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他们的复电给董其武和全体官兵、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指明了今后奋斗的目标。董其武当即把复电转发给各部队和各级政府，希望大家认真讨论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董其武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因为绥远刚刚起义，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请假留绥。在会议最后一日选举时，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委员。
再说在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孙兰峰，获悉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给绥远回电，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参加全国政协成立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荣幸。
当孙兰峰第一次步入政协会议的会场时，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悬挂在那里，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心中顿然感到共产党真是伟大。他曾把自己的这一感受写进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里。
特别使孙兰峰感激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设宴招待了傅作义和他。傅作义不会喝酒，孙兰峰是能喝一些的。周总理亲切地对孙兰峰说：“你能喝酒，我这里还有一点好酒，你尝一杯吧！”随即，周总理从书架上取下半瓶酒来，给孙兰峰斟了一杯，周总理介绍说：“这酒是一位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珍藏了多年，解放后孙夫人转赠给了我，请孙司令官干一杯。”
这真是好酒，而月-是同为中国人民革命一生、战斗不息、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好酒！孙兰峰喝下去以后，立刻觉得有一股热流在腹中回荡不已，并且传遍周身。
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后，孙兰峰参加了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孙兰峰从来没有像这一天那样感到自豪。
由北平返回绥远后，孙兰峰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日子。绥远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和绥远起义，全省军民在归绥、陕坝、包头等．地分别举行了庆祝大会。董其武和在省的军政人员参加了归绥市的庆祝大会。
这天，归绥市阳光普照，万众欢腾。所有参加大会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处处表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欢乐幸福情景。
在这个庄严隆重的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给绥远的复电，全场热烈鼓掌。之后，又宣读了绥远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绥远军民起义大会宣言。大会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董必武、傅作义、董其武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了致敬电。会后，董其武在感激、兴奋的情景下，激动地写下了以下诗句：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颠。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怒。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起义之后，一切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还没有改变，解放军也没有进驻绥远。下一步怎么办？董其武心中急切盼望中共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快些来归绥，以便早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对绥远的希望和要求：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
10月初，董其武给傅作义打电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傅作义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提出今后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应遵循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四个原则是：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工作。
毛主席听后，十分赞同，当即指示：按照傅作义先生提出的上述原则和步骤实施。
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上，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灏、张濯清、姚赖、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壁、杨叶澎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壁、孙兰峰为副主席，周北峰、李居义、李世杰、秦丰川、胡风山、张立范、常佩三、张淑良、杨令德、辛崇叶、康保安、张国林、苏谦益、张如岗、张庆忠、五建功、阮幕韩、李维中、靳崇智、刘秀梅、武达平、杨叶澎等22人为委员。
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铭、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月中旬的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已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很少有人上街。17日上午，中共绥远省委的领导同志，从丰镇出发来归绥市。这天清晨，广大市民、部队指战员纷纷走上街头，拿着扫帚、铁锨进行大扫除，以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市容来迎接亲人。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纷纷走上街头，张贴彩色标语，挂上五色彩旗。欢迎的队伍一早就从归绥市的新旧两城涌向车站，虽是隆冬，却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董其武和卫士走在街头，看到人民群众的那种兴奋之情，心中非常感动。董其武派军政委员会委员王克俊、省人民政府委员张国林等一行，专程从归绥市前往陶齐车站迎接，陪同中共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及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千余人，前来归绥市。董其武和孙兰峰率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归绥市的各委员，以及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60多个单位的近万人，在车站夹道欢迎。
绥东来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建立友谊，于19日下午2时，在联谊社设茶话会，与驻归绥市军政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各领导，蒙、回各族代表及知名人士联欢。董其武和孙兰峰等70余人应邀到会。
高克林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致词，董其武在茶话会上着重讲了起义后3个月里所做的几件工作。
孙兰峰在发言中，生动叙述了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说：“九一九起义后，我赶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主席对我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的话，使我感动得从头热到脚心，掉下了热泪。在当晚的宴会上，各首长对我的亲密和关怀，使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毛主席又走到我的桌边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干一杯。’毛主席的两句话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茶话会充满着团结亲密和愉快的气氛，使董其武激动不已。在茶话会临结束前，董其武这个年届半百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兴奋地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
“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
“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伟大政策！”
“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历时3小时的茶话会，洋溢着愉快和热烈的气氛，使董其武忘记了室外还是冬天，忘记街上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在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迈向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进程中，董其武同高克林奉党中央、华北局电令，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并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和董其武的谈话，令董其武终身难忘。
董其武和高克林于1950年3月底乘火车离开归绥，火车到北京站时，傅作义和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一起迎接他们。
傅作义对他们的住宿做了精心安排，安排他们住在北京西单酱房胡同19号傅作义原来的一处住宅里。住宅为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藤萝满架，花香四溢。在北京，董其武和高克林首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然后又将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誊清后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月13日夜11点半，周总理将修改稿退回。
14日上午8时，傅作义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董其武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28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董其武介绍给与会人员。董其武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
董其武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即离开座位走到董其武面前和他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这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
4月17日，新华社将董其武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董其武看到周总理那样平易近人，那样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激动得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
1950年4月18日，是董其武最感到幸福的时刻。
这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董其武，在座的有周总理，宋庆龄、张澜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以及傅作义。
下午6点钟，毛主席来了，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有力地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啊！”
董其武激动地回答：“好在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之后，毛主席和他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厂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主席要召见自己。
傅先生又说：“今晚毛主席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当晚，董其武高兴地换上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进见毛主席。7时许，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
董其武向毛主席恭敬地行礼，走上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随即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董其武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说毕，毛主席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但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说到这里，毛主席问董其武：“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回答：“不是。”
毛主席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和蒋不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讲到这里，毛主席又问董其武：“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恭敬地说：“听懂了。”
毛主席着重地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着毛主席的训示几乎入了迷，感到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精辟的训示和道理，打内心佩服毛主席的经天纬地之才。这时，傅作义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董其武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下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毛主席和董其武、高克林一一握手告辞，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感到无比幸福！回到小酱房19号住处，已夜晚11点多了，董其武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毛主席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真有听了主席一席话，胜读10年书之感。
绥远起义后，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第9兵团部、第111军、独立第7师等部队于1949年12月12日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归华北军区建制。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任兵团政治委员。该兵团经过整训，于1951年9月9日奔赴朝鲜前线，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辉煌战绩，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董其武将军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81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