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四面楚歌
第13章 保卫沈阳，地下工作功在千秋
4月中旬的北方，寒冬已过，残雪消融；扬柳吐绿，到处显露着春意。
洞庭春饭店。二楼单间雅座，一位衣着朴素大方、风度不俗的青年妇女，靠窗坐着。她不时地向窗外眺望，似乎在等什么人。
街上。一个头戴大沿帽，身着笔挺军服的国民党军官走过来。他年约40左右，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佩少将军衔，文雅英武，迈着军人特有的整齐而坚定的步伐，走向洞庭春饭店。在汀口回头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径直走进饭店，走上二楼单间，走近端坐在雅座的青年妇女。
“您是富平女士？”
“是的。您是许师长？”
“许赓扬。让你久等了。”“能和许师长见面，非常高兴。”
二人握手寒喧，落坐，低声交谈起来。
这富平女士，是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派到沈阳的地下工作者。许赓扬是沈阳守军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少将师长。
富平在沈阳坤光女子中学读书时，阎宝航是该校董事长。富平的丈夫王凤起，辽宁昌图人。是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受到张学良的重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王凤起对蒋介石背信弃义非常愤慨，曾筹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密谋效法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二二六”事件，组织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拥戴陈诚上台。
他的这一计划曾暗中受到陈诚的支持，后因事机不密，被军统特务侦知，于1943年10月下旬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间，他与黄显声(东北军将领、五十三军副军长)、宋绮云(杨虎城秘书)、韩子栋(中共党员)等结识，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黄、宋等劝他出狱后去东北解放区找高崇民、阎宝航联系，参加反蒋斗争，为人民做好事。
后经陈诚努力，1947年王凤起被释放，随陈诚来东北任行辕高参。王凤起曾携同富平，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护送，潜入北满解放区。在白城子见到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阎宝航介绍他们到哈尔滨见高崇民。高崇民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介绍给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陈钟说服王凤起放弃“建立第三战线，成立反蒋联合政府”的打算，动员他们做一些对革命有功的事情，如做原东北军的工作，或搞些情报工作，从事解放沈阳的策反工作。
经过教育，他们夫妇接受了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表示愿意到沈阳对国民党军开展策反工作。1948年2月中旬的一天，邹大鹏、陈钟在哈尔滨设便宴为他们夫妻饯行。席间，邹、陈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抛弃个人主义立场，重回蒋管区，为党工作。你们到沈阳后，哪怕能动员过来一个营，乃至一个连，那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人民立了功的人。”
3月17日，他们从哈尔滨动身赴沈阳，同行人中还有程光烈、宋超等同志。程光烈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联络站站长。王凤起、富平受程光烈领导。在开原停留期间，程光烈教会了富平用米汤书写及复原情报的方法，具体给他们布置了任务：一是搞军事情报向外传递；二是做原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
4月初，富平、王凤起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了沈阳。王凤起住在好友秦祥征(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的家，富平住在有世交的李雨林家。不久，富平在李家遇到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一团团长韦人侣。韦亦系东北军炮兵系统的老人。她抓住时机向韦分析局势。谈论“九一八”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国民党歧视排挤的处境，宣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韦听后颇为动容。
富平从韦人侣的口中得知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也是张学良将军的旧部，与富平同乡。经韦介绍，富平约许赓扬在洞庭春饭店会面。富平向许赓扬转达了邹大鹏、高崇民、阎宝航、吕正操等对许的热切希望，要许掌握好部队，不做对不起东北父老兄弟的事。
许赓扬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17岁即投笔从戎，在军旅奋斗了二十几个寒暑，虽说己任少将师长之职，其间也充满坎坷。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倍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暂编第五十三师编入蒋介石嫡系新一军后，因为是来自“杂牌部队”仍然处处受到排挤，人事大权统由军部控制。许赓扬手下的一些亲信部属被一一撤换。对蒋介石惯用的以抗日和内战消灭杂牌军的做法，许赓扬可谓饱尝滋味，深恶痛绝。东北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许赓扬深切地感到前途渺茫，要另寻出路。
1947年秋，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长春俘虏后又释放的原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团长潘桂生来到沈阳后，私下告诉许赓扬：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国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对国民党官兵实行的宽大政策使他们口服心服。陈家珍还向许赓扬转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以及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要许“明辨是非利害，伺机起义，弃暗投明”。1948年初，国民党第五十六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起义，更是大大地触动了许赓扬。
王家善同许赓扬是多年老友，一直关系密切。王家善率部起义后，还专门派人到沈阳，告诉许赓扬，共产党对其起义真诚相待，要许赓扬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投向光明。许赓扬深有同感。所以，当他在洞庭春饭店与中共派来的地下工作者富平会面时，不胜感慨地说：“自西安事变后，自己以孤臣孽子的地位服务于军旅，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瞻顾前程，十分伤感。”富平对他说：“许大哥对形势的认识很透彻，您可千万要留个心眼，找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一师人可要把握住啊。”许会意地微笑点头。
以后，许赓扬来沈阳市时，富平又去他家，转达高崇民、阎宝航对他的问候，向他宣传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启发他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
经过与许、韦的几次见面，富平便只身去开原向程光烈汇报了情况。程指示富平，让许赓扬或韦人侣派人到开原直接与他联系。富平回到沈阳后，向韦人侣转达了程光烈的意思，韦答应向许反映，并探听许的意图。韦当时表示一定争取起义，并说原东北军的人无第二条路可走。
王凤起和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属第八兵团)的参谋处长夏时是好朋友，又是陆大同学。王回沈阳后，即向夏时说明情况，打算着手做五十三军的工作。
夏时是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的同学，又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的连襟。夏时深知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答应时机一到，可以同中共方面联系，并希望能得到万毅一信，以昭信守。程光烈请万毅写了信，满足了他的要求。
沈阳是拥有180万余人口的大城市，东北工业中心。争取沈阳和平解放，对于减轻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共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对此非常重视。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各种渠道早就对沈阳国民党守军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这对敦促大部分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实现沈阳的尽快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沈阳守军的政治争取工作，是从多方面进行的。
中共东北党、政、军领导同志吕正操(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高崇民(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阎宝航(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万毅(第五纵队司令员)等，利用与原国民党东北军旧部属、同学、同乡的关系，直接给国民党沈阳守军主力第五十三军(原东北军部队)诸将领写信，向他们讲清形势，晓以大义，劝其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东北元老高崇民与阎宝航。
高崇民是辽宁省开原人，青年时先后毕业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和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25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张学良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离开沈阳，随着逃难的人群流亡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家乡被侵占、同胞姐妹遭蹂躏的惨状，心中愤慨，到北平后就当面质问张学良。这时他才明白，丢掉东北原来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于是他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为救国奔走，致力于抗日复土的斗争。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奉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担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他与卢广绩一起，利用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各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多方奔走，筹办钱款和物资，大力支援关外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由高崇民等率领，参加平、津两地学生请愿队伍。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在刺刀、机枪的簇拥下，被迫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接见请愿群众，说什么：“中央没有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站在请愿团队伍最前列的高崇民激愤不已，当场质问蒋介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斥责，使蒋介石哑口无言。
高崇民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宁折不弯。在一次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极为不满地威胁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衷寒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插上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立即沉下脸来回答说：“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说得贺衷寒悻悻而退。
西安事变中，高崇民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的工作接触，使得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深刻了。1937年6月，高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并任领导工作。1938年8月，高崇民来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请中共中央重视东北，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和东北的意见。中共中央很重视高崇民的意见，于1939年夏正式建立东北干部队，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了准备。在延安，高崇民还向周恩来、陈云诚恳地提出入党申请。陈云和他商量说，你是东北知名人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抗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服从了党的安排。
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营救杜重远，不料被戴笠骗到重庆，实际上被软禁。高崇民在重庆主持“东总”，并接办《反攻》半月刊。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东总”这个阵地，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
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猫儿石，经常有三五个特务轮流监视。他气愤不过，给戴笠写信说：“余一寒土，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虽复函矢口否认，但此后特务监视减少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到阎宝航家，召开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
按周恩来的指示，高崇民找白振铎、陈彦之、杜弘如和吴一凡等说：“我们已决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地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你们仍投向东北的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经周恩来先生同意的。”高崇民很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胜利会师吧？”
11月间，东北解放区已经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主席。周恩来为高崇民潜回东北解放区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与老朋友张友渔的夫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韩幽桐假扮夫妇，乘坐美国新闻处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离开重庆去上海。美国新闻处包租船不受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为安全。高崇民潜离重庆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通缉令，并在上海进行堵截而未获。他在上海下船后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为国民党往东北运军火的轮船，假扮船上司账员，先到北平。
在北平通过王化一得到了蒋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与我党进行谈判，搞和平欺骗，他立即将这份军事计划交给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李见到这个重要情报后说：“太好了，王化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党包了。”李克农随即将这份计划送交党中央。高崇民还通过张兆林转告胡圣一设法打入蒋政权内部，搞内应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高崇民乘车回到沈阳，秘密进入解放区。在抚顺，见到彭真、林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等人，后途经本溪到安东，就任安东省主席职。同年7月，经张学思、刘澜波介绍，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崇民抵东北解放区后，即在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陈彦之到东北后，通过与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的师生关系，得到沈阳市教育局长职务，即以此为基地做地下工作。白浩(即白振铎)带着他的爱人高凯，从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沈阳教育局，同陈彦之接上了工作关系，并告诉陈，他们的工作是直接由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领导的，实际负责是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同志。
以后给他们书面通知，都是由高崇民和邹大鹏二人联合签署的。陈彦之与张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学会被特务捣毁后，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沈阳继续工作很困难，想去解放区。高崇民和邹大鹏曾于1947年7月联合写来指示，告诉他们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仍叫他们在沈阳进行工作，并说，争取存在就是胜利，一定能在1948年在沈阳同他们胜利会师。
高崇民在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通过陈彦之和胡圣一，分别在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市警察一分局建立地下交通据点，给党的来往干部提供许多保护。还协助李维民、白浩等在沈阳工委直接领导下，促使王凤起、许赓扬、秦祥征等国民党将领起义，为沈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曾任美国人办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创办贫儿学校。1925年由张学良支持公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8年在沈阳与卢广绩、王化一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学会，任主席，从事反日爱国活动。1929年秋，从张学良处获悉“田中奏折”内容，经张同意译成英文，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公诸于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与高崇民、杜重远、王化一等在北平西单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10月，与高崇民上书张学良，劝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1937年6月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常委。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曾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后随“东总”迁武汉、再迁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工作。在重庆阎宝航表面经商，实际做情报工作。其家经常掩护革命同志，有“阎家老店”美称。
1946年6月，阎宝航与马叙伦等10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特务围攻受伤。国民党特务要阎宝航跪下，阎宝航昂首挺立怒斥国民党特务：“十四年来我没给日寇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有枪开枪吧！想侮辱我，绝对办不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阎宝航受伤住院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各界人士都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也从延安发来慰问电。后阎宝航到天津和徐寿轩乘小船到大连，船小浪大，历经风险，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1946年8月任辽北省主席。此后，做了许多争取原东北军将领起义的工作，在领导恢复生产、支持前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在沈阳的社会名流，贤达人士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做守军的争取工作。当时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立法委员、参政会参政员王化一，辽宁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赵毅，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崞，东北“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以及上校军官金之铣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张学良的旧部，有的很早就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同志有联系。
王化一，辽宁省辽中县人。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等政治活动。毕业后参与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工作。后得张学良的关照，于1926年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他被选为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1931年，参加阎宝航等主持的国民外交协会，并被选为辽宁省教育界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潜赴北平，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安排流亡学生的食宿和收容难民。又与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组织东北义勇军，对日作战。在此期间还兼任东北中学校长。1933年承德失陷，他受张学良指派出任古北口警备司令，率部阻击日军。“西安事变”后，东北爱国人士继续坚持抗日，组织起“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为主席团成员，并以他的名义出版发行《反攻》半月刊，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在全国抗战初期，他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王化一在北平发动了东北难民回籍和救济青年工作。1947年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任王化一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但王化一一直坚持未就。1948年王化一回到沈阳。
王化一是高崇民的挚友，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1945年后与中共建立联系并接受任务，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同志脱险。
卢广绩是阎宝航的同乡、同学、同事，与阎宝航长期并肩从事爱国、抗日、救亡的进步工作。在西安事变时，周总理曾几次和他会面，此后，卢广绩长期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工作。
邱立崞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同情共产党“枪口对外不对内”，“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驱东北军到西北剿共的借刀杀人的手段非常愤慨。邱很早就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领导人之一的李兆麟将军接过头，他曾向李说：“我不回去了，跟共产党干行不行？我不想干国民党了。”
金之铣是吕正操的旧属，吕在东北军任中校宣传队长时，金是少尉宣传队员。
赵毅也是张学良的旧部，和高崇民是挚友。
这些进步知名人士与沈阳国民党守军的一些将领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王化一和第五十三军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的关系都十分友好；刘德裕是王化一小学同学；王化一和王理寰在师范同学五年，友谊甚笃；王化一还与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因过去同在救国会而早有联系。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副司令王照塑与胡圣一早就相知，抗战胜利回东北后又过从甚密。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是赵毅的旧部，许和赵久有默契，时机一到，便拟投向中共军队。
1947年夏天，胡圣一收到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高崇民副主席的秘密来信，要其策动旧东北军起义。这年冬季，中共在沈阳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也转来高崇民副主席给王化一和胡圣一的密信，切望转达在沈阳的进步朋友们，认清形势，为和平解放沈阳立功。吕正操也曾委托邱立崞、金之铣做沈阳守军的策反工作，并嘱咐他们要多团结些老同学，如有愿干的，还可多组织一些人。他们在沈阳开了个西药铺作为联系据点，来回递送文件和情报，并给解放区运送一些药品。不久，吕正操又派地下工作人员阚福培(化名韩福)来沈阳和他们一道工作。由这些知名人士去做沈阳国民党守军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比共产党直接派人去做更为方便。
中共东北局和军队系统派地下工作者，直接做沈阳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对沈阳的派遣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除社会部外，中共东北局城工部、中央军委情报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东北工作委员会，都曾向东北地区和沈阳派遣地下工作者。
东北局社会部在已解放的开原设立工作站，站长程光烈，领导派入沈阳的地下工作者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前面讲到的富平就是一个。
不久，又派来了李书城。
对沈阳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重点是争取第五十三军。五十三军系张学良的东北部队。1933年3月，改编为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1938年秋，原六师师长周福成接替万福麟任军长。五十三军先后在热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参加抗日作战。1943年2月编入抗日远征军。在中缅边境地区对日作战，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战绩颇佳。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命该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6月回国投入内战。1947年7月，五十三军由保定调来东北，驻铁岭。1948年10月下旬，五十三军军部随第八兵团司令部由铁岭撤到沈阳市内，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一三○师、暂三十师、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仍留驻铁岭)先后撤驻沈阳。
五十三军调驻东北后，中共方面针对该军系东北军旧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和东北籍军官多等特点，做了许多政治争取工作。特别是1948年初以来，策反工作更加深入。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张学思和万毅等，给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等高级军官多次捎书信、传口信，劝其早日率部起义投诚。重点是做赵国屏和王理寰的工作。
赵国屏是张学良的旧部，是东北军中较有名的抗日将领，早在1936年就与陕北红军有来往。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会谈联合抗日要事时，受到当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参谋长的赵国屏热情接待；1940年赵任五十三军参谋长时，到重庆开会，也秘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过。调来东北后，赵不愿反共打内战，暗地同中共人员取得联系。
1948年2月，解放军解放开原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的军官，拘押在县公安局，其中有一个叫孙靖波的，曾任过国民党副师长及安东保安第二支队司令等职，他和赵国屏有点亲属关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就积极做孙靖波的工作，与孙谈妥，将他释放，由他到铁岭去找赵国屏，并同中共地下党联系。不久，赵国屏带来口信，表示在适当时机，可以同中共联系。
1948年6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从哈尔滨派李书城(又名李述笥)，带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来沈阳与赵国屏会面。李书城的丈夫曾经为第三国际做过情报工作，她但任交通，后来她丈夫被捕牺牲。李书城和赵国屏是同乡、同学，还有点亲戚关系，是赵的表妹，沾亲带故。李自我介绍，她是中共派来专做赵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劝赵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赵国屏看到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危急，正急于想同中共取得联系。但和李书城初次见面，不免小心试探。他板着面孔说：“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
李书城严肃地说：“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但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
李书城以中共名义提出起义条件：保持原编制，保证官兵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与解放军平等待遇。作战时，战场上让路，可以按起义看待。具体事宜，可派人与开原站联系。
赵国屏这时才真心告诉李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找你们呢！不过现在我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第五十三军4个师长，其中张儒林、毛芝荃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
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我虽然做不到全军整体行动，但是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请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当了军长，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要不断地保持联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但对于第五十三军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情况。”
赵国屏还说：“起义，我早晚是要干的，而且要整个干，不零干。”
李书城到开原站向程光烈汇报了赵国屏的情况，又回到沈阳，住在铁路宿舍，以便随时与赵取得联系。
此时，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8个军10个新编师都遭重创，有的损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也同样损失惨重，败局已定。一些高级军官都表示悲观情绪。大家晤谈时，都感到早晚必败，没有出路，问到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情况如何时，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有一次第五十三军开高干会议，会后赵国屏和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闲聊，赵说：“共军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来得真厉害，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作为一个将领，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
毛芝荃师长说：“我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顶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说：“这个仗没法打，我们师的兵与羽鹏(毛芝荃别号)所说是一样的。”张师长说：“咱们听副座的吧！”赵国屏说：“军部的办法没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的意图来做。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况吃紧的时候，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丁赞尧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铁岭，丁团长在电话上问赵国屏怎么办，赵告诉他“见机行事”，于是该团即在丁团长领导下全部投降。赵国屏又与李书城在沈阳铁路宿舍（李住处)见了面，商定要多接头，以便研究进行办法。
10月12日晚12时许，赵国屏忽接“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电话，叫他去有事面谈。赵到姜那里后，说：“老头子亲自留条，让你率领第五十三军，归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支持锦州战役。这一来你就真当了军长，周福成不能再兼了。”赵说：“为什么军队行动不下命令？”姜说：“这是老头子的新规定，为了加强保密。”并说最近某部一少校参谋去送命令，竟送给共军了。赵问：“周知道这次行动吗？”姜答：“不知道。”赵说：“顶头上司不晓得，如何能通得过呢？”赵遂即到周福成住宅说明这一口头命令的经过。周气愤地说：“不能干了，我就去找卫长官(卫立煌)。”等候一个多小时，周才回来，说卫也说不知道，看卫的样子命令是不易改变的，但允明天向蒋转达试试看。
赵国屏认为周福成的请求是不会生效的，联想到中共方面的一些朋友们如于毅夫、王梓夫、于炳然、高崇民、吕正操等，都一再说让他把握时机，这确实是机会到来。赵预谋到达新立屯附近，率部起义，并拟找李书城来研究此事。但后来蒋介石让卫看着办，居然又变更了原计划，赵国屏懊丧得不知说什么好，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周福成却高兴地说，他向蒋要求时几乎落下来；又说，蒋与杜聿明说话不让别人接近，不知为什么。继之又谈王家善师起义事。这使赵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在强大的解放军军事压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动摇，遂产生了争取周一同起义的念头。
10月27日，李书城回去汇报沈阳兵力部署，赵国屏提出解放军停止前进，速派人来。临行，赵在他名片上注明准持名片人往返通行，并签字盖章。凡出入第一线者，非有师长以上的许可证不能通过。随后，又以吉普车送李出前沿阵地。为了保证畅行，赵给防守小桥的营长去电话立即放行，切莫迟滞，令随从兵马奎龙护送。赵向李叮咛说：“停火派人，速去速来，良机易失不易得，稍纵即逝。”
10月28日上午9时，周福成率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长郭显荣和赵国屏去东面第二○七师与暂编第五十三师两师衔接处视察。在见两师长时，听到零星枪炮声，赵暗地问了一下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这一任务怎样？”许摇摇头说：“吃不消。”周福成说了几句打气的话，让他们好好守，并说什么后续部队多得很。在归途中赵问周：“多得很是指哪些队伍？”周说：“打气嘛！”并说让赵当总指挥，同他一起住在中国银行，有事便于商量。
赵表示不同意，说：“我地位低不起作用，还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五十三军内部的事，让我做什么即做什么，添上总指挥，无异破坏兵团的组织。”又说：“通信联络都架设了，还是不变较好。等两天看看需要变再变，好在我住魁畲祥，离中国银行不远，随时找随时到。兵工厂是防御重点，必要时可退到那里。”周不愉快地说：“好吧！”这时期赵急需与李书城会晤，如与周住在一起，无异受他监视，诸多不便，万一俩人决裂，那就无法逃避。
7月10日。
沈阳市惠工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院。这里是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部。
少将师长王理寰放下电话，心中有些纳闷。电话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王化一打来的，邀他中午到王家吃饭。朋友之间互相请吃饭是常事。奇怪的是王化一在电话里最后颇为神秘的加了一句：“有位冷太太想见你。”
冷太太，王理寰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认识的人中有位冷太太。
这位冷太太到底是什么人呢？还真有点神秘。
王理寰坐上一台崭新的美制吉普车，直奔同泽街23号王化一家。王化一家里是一幢二层小楼。一进客厅，王理寰就看见一位沉静端庄的女客。王化一起身为二人作了介绍。
“冷太太，这就是王师长理寰大哥。”
“理寰，这位是冷太太。冷太太从乡间来，你不是愿意知道家乡情况吗？咱们到楼上谈谈。”
王理寰和冷太太握手寒暄，三人到二楼小客厅坐下。冷太太首先说：“理寰大哥，你的老朋友邹大鹏给你捎好来了。”
王理寰说：“我们小时同学，别开三十多年，他还好吗？现在做什么呢？”
王化一接着说：“大鹏在哈尔滨做买卖呢！”
王理寰问：“冷太太是从哈尔滨来吗？那边的秩序还好？”
冷太太说：“比沈阳好得多。”
王化一说：“冷太太来时，高崇民、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都带信问好。”
谈到此处，王理寰心里明白了：这位冷太太是中共派到沈阳工作来的。
冷太太本名王佩青，丈夫名叫冷庆元，故称冷太太，夫妻二人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王理寰是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后投军从戎，从士兵当起，升到师长。第一三O师也是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因此，中共地下党把他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1948年5月初，在开原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副师长张绍贤、第三九○团团长傅广恩，经开原站程光烈做工作后由解放区释放回到沈阳与王理寰见了面。傅广恩把吕正操同志的信给了王理寰。信中说：
“近闻师次黄龙(开原古称)，整军银州(铁岭古称)，遥为钦佩。讲武(东北讲武堂)同学，星散各地，均乏联系。监督汉公(指张学良)身在囹圄，安危莫保；西安义举，吾侪当不忘其苦衷。东北沦陷，家乡涂炭，十几年来无人挽救。日寇降后，方期重见天日。不料内战又兴，荼毒生灵。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跷希以待。
弟吕正操鞠躬X月X日
其他同学请代致意，又及。”
王看完这封信后，心中有所触动，但恐被旁人窥见，当即焚毁。王虽有起义之心，但又感到此事不知从何做起？只有铭记在心，俟机稳准图之。现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冷太太)和他接上头，进一步鼓励了他投向光明的决心。他把吕正操来信情况大概说了一下，对王佩青说：“希望我们常常联系。事情须待机而动。”王佩青接着又说：“还有两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是冷庆元，一是王益(李维民化名)，他们在街上有不便处，请加照顾。”王理寰说：“胡圣一早就向我提过，他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从此，王佩青等在王理寰的掩护下做工作，王理寰也积极与第五十三军各师联络。
有一次，王佩青提汤药两包，从沈阳郊区的文官屯向解放军送情报，被一三○师三八八团五连步哨扣留。王佩青沉着地对该连赵连长说：“我姓冷，家住朱耳屯，我丈夫病重，村中无药，特到城里天益药堂抓药。连长不信，问问你们师长。他都知道。王师长是我表哥。”赵连长给王理寰打电话，问是否知道此事。王理寰在电话里对赵连长说：“知道，冷太太是我表亲，她家有病人，你把她送出去，晚间还叫她从你的哨位回来，省得到别处麻烦。”赵连长都一一照办了。次日到王化一家见面，三人都开怀笑了起来。
在加紧派遣策反的同时，还加强了情报工作。
1948年2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召开了第二次东北全区除奸保卫会议，强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求全面调动公开力量和秘密力量，在大力加强以铁路沿线城市为重点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把派遣工作进一步伸向敌区去，加强向长春、锦州特别是沈阳的情报派遣，以便及时掌握敌人的军事行动，配合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
在敌占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按着新的部署要求，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勇敢机智地将情报一份接一份地送了出来。隐蔽在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东北军运指挥所等首脑部门的内线人员，相继送出国民党军关于辽沈陆空作战的计划、命令、城防要图、兵力配置以及密码、口令、军事运输、粮食供应等重要情报。当时国民党军密码不断变换，但每次变换都为解放军获知，国民党军的通讯联络和一举一动，基本上在解放军掌握之中。
锦州地区作战开始之前，中共内线人员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绘出锦州市城防工事图，送到锦州前线指挥部。华北国民党军从葫芦岛驰援，他们刚刚登陆，中共内线人员就将其部队番号、兵力编制、到达地点等情报送出。廖耀湘兵团出沈阳西进之前，兵团的出动日期、行动路线和作战意图，就被中共内线人员获知。这份情报立即送到中共开原情报站，通过驻在开原的第十纵队司令部的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中央社会部，对辽沈战役中出色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林彪，也说：“东北的情报工作足可以抵上一个主力纵队。”
长春解放后，沈阳守敌前无屏障，后无依靠，陷入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境地。敌军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为了调动敌区内线力量，配合我军进攻沈阳，并保护这座工业集中、又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不受或少受破坏，上级向沈阳地下组织下达了三项紧急指示：
（一）积极策动敌军起义或放下武器，相机配合我军解放沈阳。
（二）组织地下关系和可靠群众，保护工厂、仓库、铁路、机关和所有档案、物资、防止破坏。
（三）打入敌人内部，继续埋伏、不得暴露，以待我军入城后配合进行除奸肃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