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继续派遣军队经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向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上党、察绥、邯郸、津浦路等地相继粉碎了蒋军的进犯。尤其在上党地区，我军狠狠教训了国民党军，一举歼灭其2个军，直接支援了我党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我党签订了和平协定。

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在他赴重庆谈判之前就说道：“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进攻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仗打得越好，我就回来的越快。”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约3万余人，于1945年9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刘忠的386旅的任务是攻打长子县城。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对攻打长子县城又作了具体部署，并把决死第1旅的第38团配属给第386旅。

陈赓问刘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刘忠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上级首长交给我们旅的任务！”

刘忠和旅政委张祖谅回到了旅部驻地。刘忠知道这次任务的担子不轻，对于如何带好部队，圆满完成艰巨的作战任务，不辜负上级对本旅的信任，必须认真对待。刘忠深知，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也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初次集中三个区主力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参战部队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新参军的战士多数使用大刀、长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而作战对象却是阎锡山的主力部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工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战胜敌人，取得战役的胜利，必须进行充分的战前动员和严格的训练以及发动群众等准备工作。

10月12日的早晨，东方刚亮，刘忠便站在桃川东面的山头上观察敌情。当日的晚上，第772团在将军岭就与敌人交上了火，把逃敌的道路完全隔断了。拂晓时分，20团、21团和38团从佛庙岭方向加入了战斗，尾追敌人的太行部队的1个团也紧紧地扭住了敌人，对敌包围圈越缩越小。

12日早晨6时，我军发起总攻击。战斗持续了2个多小时。到上午8点半，战斗胜利结束了。阎锡山的19军的1万多人绝大部分被歼，共俘敌官兵5400余人，军长史泽波被活捉。至此，追歼长治逃敌的战斗任务胜利地完成了。

在上党的整个战役中，我军共歼敌第19军、23军、83军等11个师约3.5万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以下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上党战役歼灭的阎锡山部队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意欲独吞胜利果实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世界呈现出资本主义衰落、社会主义兴盛的局面。这种形势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国际环境也有不利于中国人民的一面。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依仗经济、军事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妄图称霸世界。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训练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在中国，美国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通过蒋介石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庸国和称霸世界的基地。它的办法，起初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甚至“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一面鼓励国共双方进行协商，由国民党做些民主改革，共产党则交出军队和政权，由此在中国建立一个蒋介石领导下的、各党派共同参加的、亲美的联合政府。但是，美国的这一意图既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又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共双方的反对。当和平“调停”失败后，美国便走上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道路。其次，是苏联对中国的态度。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着支持作用，对美国在中国的行动起着限制作用，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但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存有偏见并估计过低，而对国民党则估计过高，所以它一再向美国和蒋介石表示，苏联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希望中国以蒋介石为“领袖”实现“统一”。在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照会中，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这种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美国“扶蒋反共”和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起了鼓励作用。

刘伯承在向部队讲述当前的战斗形式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日本的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立即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阶段过去之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由于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妄图独占抗战果实，抗日民族战争一结束，新的国内战争的危险立即摆在中国面前。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所有受降事宜，均由国民政府“统筹决定”。二是命令各地伪军“就现在驻地”，“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意即利用伪军阻挡人民军队，以便国民党独占抗战果实。接着国民党对伪军大量收编，把许多伪政权和伪军头目封为国民党军的什么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先遣司令等。国民党还向日军发出命令，要日军对人民军队的接收“作有效之防卫”，对已被人民军队攻占的地方，要“将其收回”。演出了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三是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随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积极调兵遣将，抢占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进行了号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远在西南、西北和印度境内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中、东北。美国还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一些城市，以帮助蒋介石“接收”。这样，沦陷区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基本被国民党军所抢占。

革命力量不容欺

经过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中共党员已有120万人；解放区已有1亿人口、120多万军队、200多万民兵。这是蒋介石决心消灭的力量，但也是他不敢轻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洞悉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一方面作好迎击进攻的准备，一方面仍然力主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在中共“七大”上就确定了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宣言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全民族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反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

中国民主同盟于8月15日发表的《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并要求“全国的老百姓”、“国际的朋友”、“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他们的主张。9月6日，成都文化界200多人发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宣言，尖锐指出了严重的内战危机及其根源所在。宣言说：“在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话刚吐出口的时候，内战的阴霾霎时密布了全中国的天空”，其根源即“存在于政治上缺乏以人民大众作主的民主制度，存在于国家的政权一直为一党的少数人所把持”。同月，第三党领导人发表谈话，希望“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各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尤其希望当政的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举国一致的“和平建国、民主统一”的要求。总之，人民革命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和平民主成了战后中国强大的历史潮流。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平民主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要求，同时由于美国在一个时期内也希望蒋介石能用政治的办法“和平”统一中国，蒋介石要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蒋介石在加紧抢夺抗战果实，积极部署内战的同时，也打出了“和平”的招牌。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在抗战胜利后的1年时间中，国内政治斗争显得十分突出，先后有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短暂的和平局面的出现。

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渝，就“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共定大计”。他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了解的，但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和平民主以及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甚至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努力维持国内和平。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随即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此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真诚愿望。因此毛泽东等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称颂毛泽东亲莅重庆为“弥天大勇诚堪格”。

斗则胜双十协定终达成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共进行43天，10月10日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渝谈判。

“双十协定”内容共12项。其中有些项目达成了协议，有些项目没有达成协议，或实际没有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主要有：关于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介石领导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双方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首先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此外还有关于给人民以自由、党派合法、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等问题。未达成协议的项目，一是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修改国民党一党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五五宪草》；国民党坚持原代表有效，坚持《五五宪草》。最后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解决。二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周恩来同志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以大量事实痛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的罪行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为此提出四种方案，均被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坚持“政令必须统一”，即取消解放区政权。实际并未解决的项目主要是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表示可以从南方8个解放区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把军队数目缩减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占全国军队编制的1/7（国民党将军队编为1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如果此次商谈的各项问题能全盘解决，可以考虑20个师的数目。双方同意成立三人小组，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个问题。

重庆谈判推动了和平民主潮流的发展，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它使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坚持独裁内战的反动势力进一步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尽管“双十协定”很快被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时起，共产党人对“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些”这句话有了新的体会，这确实是革命、建设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思想。此后许多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有两种可能，共产党人总是多想想困难方面，把保险系数打得高些。这样做，有时显得拘谨、保守，一些该干能干的事情没有干或不敢干，更多时候却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急躁蛮干。太行山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不少。《新华日报》载：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和共产党圣地延安都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盛大游行。太行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集中的涉县赤岸、弹音一带始终静悄悄。这同农村居住分散有关，也是由于人们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深沉、冷静在起作用。这里毕竟是前方。

解放区的人民很快听到正式传达：蒋介石多年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坚持独裁，敌视人民，现在更要独吞胜利果实，走下峨嵋山摘胜利“桃子”。我们在敌人包围之中奋战八年，确实累了。但人家恃强打你，我们只能自卫还击。自古“哀兵善战”，我们装备不如敌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我们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主要由于“哀兵”自卫，得道多助。战士们、民兵们、参战民工们心里有气，在高超指挥艺术下汹涌喷薄而出，成为最大的战斗力，是任何威力强大的美式武器都不能阻挡的。

箭在弦上内战一触即发

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大规模内战无法避免。蒋介石的寡头独裁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可调和。经过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今非昔比，中国人民不会任人宰割。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主席应邀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还订了个“双十协定”。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援兵之计，他一旦认为准备就绪，立即大举进攻，我军只能自卫还击。

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运兵晋冀鲁豫区于是出现了“堵水”的美名。蒋介石要把祸水从峨嵋山经长江、平汉路没到华北、东北，我们必须把它堵住。关键在平汉路中段。平汉南段、北段暂时为蒋军控制，双方争夺焦点在中段。豫北重镇安阳以北，河北重镇石家庄以南，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必须确保平汉中段，所以首先要彻底破坏平汉中段。暂时破坏是为了长期确保，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抗战八年，晋冀鲁豫解放区担子很重。解放战争开始这里又首当其冲。堵住国民党汹涌而来的祸水，掩护我军在华北特别是东北战略展开，这是一个光荣任务。我军很多干部后来都十分幸运，能够成为一名“堵水”干部。

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一面派军队进攻解放区。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两次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蒋为“围剿”红军而编写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签订后几天，蒋又发出进攻解放区的密令。

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