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高树勋起义

第11章 寻找引路人

高树勋，字建候，曾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就是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上层地位显赫的人物，却做出了一件动人心弦的故事。那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刻，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首脑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谁知道在老蒋邀请毛泽东谈判只是个幌子，桌前谈判，桌后却早已安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三万兵力云集上党，进攻解放区，从而展开了上党战役。接着又调动几十个军的兵力，在同蒲、平汉、津浦三线并进，来抢夺胜利果实。其先锋便是平汉线上的第十一战区所属的国民党第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

就在此刻，高树勋将军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内战，在邯郸马头镇宣布起义，勇敢地与人民站在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高树勋的义举，使整个国民党的军政界为之震颤，更让人赞叹的是高树勋义举胜过百万雄兵，此后的几年中，国民党军界要人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效法高将军，勇敢地弃暗投明，国民党军队中曾先后发生了一百八十余次起义，一百八十余万人站在人民的一边来，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说到这里，还是令我想起那段虽已久远的历史，那是1945年……

7月29日：王定南告假说要去太行。高树勋突发奇想，居然给彭德怀带去一封信。

这几天，高树勋心情非常不好，上锋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给他拨军饷了，他几次给驻扎在汉中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发电报催，没有回音，不得已又给胡宗南司令长官亲去电文，胡回言“不日可到”，但是却又一直等不来。

他的队伍实在是太贫穷了，士兵们穿着破旧的军衣，装备更是残缺不全，那一次调防时，在河南汜县经过国民党汤恩伯的防区时，汤部的中层军官们明知他们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却专门不干不净地污蔑他们，“你们他妈的是那个叫化子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他的士兵们本来看见人家部队装备齐全，穿戴整齐，有汽车、有大炮，多气派呀，一样的国军，两样的待遇，心中就十分窝火，或听对方还在奚落他们，辱骂他们，话中不干不净，更可气的是将他们比作叫化子，士兵们的血液一下子涌上脑门，“你奶奶个熊，老了穿的破是在前线抗日打鬼子的，你们他妈的穿的倒好，日本人来了只往裤裆里钻。”

就这样互骂声一声比一声高，有的士兵气急了，干脆上去将那个骂他们叫化子的家伙揪过来摁倒在地，其它人随之涌来将他一顿好打。就这样一场规模不小的群架在两军中冲突起来。

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呀！

这时，冀察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有度走了进来，“高先生！”

高树勋此时虽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按照国民党军内的称谓一般要称作“总座”或“高总”，可是高树勋不喜欢那样的叫法，那样把“官”倒是叫的威严了，也叫的居高临下了，上下级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还是喜欢既带有尊重又体现官兵一致的称谓“先生”。

王副参谋长叫了一声“高先生”，把高树勋从烦闷的深思中唤醒，高树勋抬起头来，说：“什么事？”

王副参谋长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就直说，这样吞吞吐吐是怎么回事？”

王有度低声说：“先生，河北民军的乔总指挥派人来，想让我们给他支援一点军饷。”

“乔明礼的河北民军不是有三十八军三十五师的孔从周师长接济他吗？”

“孔师长也困难重重，自身难保，无法供给民军了，所以乔将军才找上门来，让我们……前一段不是就由我们接济他们的吗？”

“嘿嘿，”高树勋无可奈何地干笑一笑，“这几天我也被这些难缠的事情搞晕了头，是呀，我们已经给老乔接济好几个月了。我们是朋友，那还是老规矩，同甘苦共患难吗，你还是安排给他拨一点款子吧。”

“可是……”

“可是什么？”

“咱们总部的粮饷马上就要断炊了，战区的军饷一直来不了。”王副参谋长为难地说。

其实，这一点高树勋也十分清楚，他不就正在为这事犯愁吗？可是老乔是他的朋友，他们的交情已有二十多年。

1916年，十六岁的高树勋由于自己家里穷，父亲让他自己到外面去闯荡生活，他背起行李来到天津，先是卖卷烟，后又在杂货铺当伙计，吃了不少苦，可是就是不能维持生计，只好到冯玉祥部队找他当军医的舅舅，舅舅就介绍他当了兵，在西北军里他由于军事技术学的好，单杠、双杠、木马、刺杀等都是优等，先后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了“五原誓师”，1928年升任第十二师师长。1930年蒋冯阎大战失利后，其部被南京政府分散编遣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司令，高任第二十七师师长。就在冯玉祥部的西北军里他认识了乔明礼，当时，乔也在冯部当职，两人关系甚好。在张家口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里，乔曾任第二军五师副师长。后来两人就分散了。卢沟桥事变后，在天津寓居的高树勋坐不住了，作为军人，战端开始，怎能不出山呢？他就跑到北平找他西北军时的老上级宋哲元。

宋哲元一见他，非常高兴：“建候老弟，你真是不请自来呀，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高树勋点点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接着他关切地问，“怎么样，中日战争真是不可避免了吗？”

宋哲元长叹一声，“嗨，日军蓄谋已久矣。其在平津陈兵数十万，早已虎视眈眈了，这下既然交上了火，你想他会就此罢休吗？”

“政府是何态度？”

“委员长这次态度倒是非常明朗，在庐山讲话时已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好，只要委员长有此决心，我就不信一个蛋丸小国，能奈我何？宋公，你看我能干些什么？”

宋哲元胸有成竹地吩咐道：“战争最重要的是兵源，你这位将军再勇敢，光杆司令怎么能上阵？我看这样吧，孙连仲现在已开到保定，他是你的老上级了，你去找他，抓紧训练新兵，在短时间内拉出一支队伍来。”说着给他草草地写了一封信，未等墨干，就忙着叠好递给他。

北平的事情实在是太忙了，高树勋也不再啰嗦，急忙乘车赶到保定。保定的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已经开始逃亡，汽车、胶皮车，还有骡马驴子应有尽有，涌簇在街头，车上的箱子、包袱杂乱地堆成山一样，上面还坐着满面慌恐的官太太们……

高树勋在原直隶总督府找到了第一军团司令部，见到了孙连仲。他连寒暄也没顾上，就拿出宋哲元的信说，“我是来报到的。”

正在用人之际，孙连仲当然十分高兴，他连信也没有看就说，“保定行营新设立了河北省民训处，其主要职责就是招兵买马，训练队伍，尽快能拉上抗日战场，现已派张荫梧去任处长，都是西北军的老熟人了，你就去任副处长吧，老张不大懂训练，你可得多出点力呀。”

就这样高树勋开始了新的工作。第二天，他刚到办公室，就听见有人叫他，“高师长，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一回头，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乔明礼，“老乔，你怎么在这里？”

“一言难尽呀。”乔明礼说：“抗日同盟军缩编后，我师被缩编成独立第四十六旅，我任副旅长，老蒋又把我们拉到江西去剿共，我不愿意，后来就设法进入南京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我正在为干什么而发愁时，阎锡山派他的参谋长楚春溪来找我，说张荫梧在河北组织义勇军，缺指挥官，让我来这里。”

他们就在民训处搞起队伍来，没几天，张荫梧调走了，高树勋接任处长，又在民训处组织了训练团，和乔明礼一起训练队伍。之后不久，高树勋招募起四五个团，组织了河北省保安旅。9月11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将其列入第一集团军序列，编为暂编第九师，高任师长。乔明礼则同张荫梧组建河北民军，乔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民军区司令。

1943年9月，时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的高树勋，奉命守备渑池以北黄河河防任务，原河防部队正是乔明礼作总指挥的河北民军，此时划归高指挥，这是他和老乔别后几年又一次相聚，两部相处甚好。不久，乔明礼奉调到重庆受训，乔告别了高树勋，将自己的队伍托咐给副总指挥秦逸民指挥，谁知这个秦逸民却是个背信弃义的东西，1944年5月，日军袭击了民军，在这危险的时刻，秦逸民不但不率部与敌人战斗，反而带千余人投敌。这次战斗，仅有团长阎绍棠带三百余人突围。乔明礼返回，部队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三千余人的部队现在仅存十股之一，他一下子蒙了。残部围住他泣不成声，许久他从悲哀中镇定下来，他只好安慰道，“我们要挺起腰杆来，继续和日本鬼子干到底。”

由于高部的冀察战区已转移到伏牛山区，乔只好投靠临近的第三十八军三十五师孔从周部，有孔接济粮饷。几个月前，他又招兵买马编成两个团，靠近高部，高树勋为了旧情，也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又将乔部供给起来。

想到这里，高树勋问，“新八军情况如何？”

“听说也十分困难。”

高树勋把警卫喊了进来，“派人通知马副军长和军需处范处长到我这里来一下。”

过了一二十分钟，马副军长和军需处长范处长走了进来。

他俩异口同声地说，“高先生。”

“你们坐下，请你们来是想问你们了解一下，新八军的军饷还有多少？”

马副军长看看范处长，范处长说，“仅仅还有六千多元，如果再不来款，恐怕就要挨饿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抬头对王副参谋长说，“新八军的六千元，加上总部的三千多，我们还能凑到差不多一万元。这样吧，按照江湖上的习惯叫做见面分一半，就给他取五千吧。”

“什么？”马副军长和范处长还摸不着头脑。

王有度说，“高总司令命令我们给河北民军拨五千元军饷。”

“那我们怎么办？”马副军长不乐意地说。

高树勋解释道：“我们再想我们的办法，总之，我们手中有钱，总不能让民军的弟兄们挨饿。”说着，他又吩咐道：“给我叫秘书处李主任。”

秘书处主任叫李荆普，与高树勋是同乡，也是河北盐山人，他原在盐山中学当教师，抗战开始后，投笔从戎到了高树勋部下，高一向对他也十分器重，从一个士兵提拔他当上了秘书处主任。李荆普走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说：“立即再拟一封电报稿给胡宗南，看他究竟还给不给军响？”

李荆普见高总司令发了火，也不敢怠慢，急忙应允后退了出来。

其他人也一个个离去，马副军长也不好再说什么，寒喧了一句也退出去。

高树勋长叹了一口气，陷入无限的深思之中……

那还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两个月前八路军陆续从太行、太岳、陕北等地开到豫西四个支队，并组成河南军区，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河南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们来势凶猛，很快就占领了一大片地盘，相继攻下临汝以南的纸坊、寄料街、背孜街、大营等地，其中第三支队已经开到伏牛山区，准备攻占伏牛山以东的鲁山、南召地区。鲁山尚为日军占据，而他的新八军就住在南召县境的西起东村、经马市坪、李青店、东抵下汤一线，冀察战区总部和新八军军部都扎在南召县的马市坪。面对八路军的攻势，他们一筹莫展，没几天，前方又传来八路军攻占鲁山以西的襄河、上汤、中汤、赵村、二郎庙、王坪、南瓦屋庙等村镇的消息。

此时，八路军和新八军已近在咫尺，眼看着两军冲突已无法避免，形势十分紧张，是战是和？一个重大问题摆在高树勋面前。高马上召集两部的要员们讨论：有人提出战，决不能让八路军占领南召，那样我们将无立足之地；有人主张和，不与其为敌，以保存我军实力；有人主张避，分析八路军占领伏牛山不是真正目的，而在于进军豫中嵖岈山一带与新四军相携手。几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究竟如何是好？

高树勋说：“战，胜负不说，肯定两军都有伤亡，况我军弹药不足，再说我们在前方与八路军交火，南召县城的日军若乘机操我后路，受到两军夹击，岂不危险？避之尚有道理，和亦对我有利，然而又各有所弊，则和避相兼更好，可是没有一位合适的使者。两军阵前没有一片三寸不烂之舌是难平战端的……”

就在这时总部参议王定南和吴景略走了进来，“高先生，我俩愿往。”

高树勋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他保释二位并给以优待，今天正好排上用场。“好，那就辛苦二位走一趟。”

“两军对阵已有数十里长，先解何方之围？”吴景略问。

高树勋说，“如今八路军正在攻打东村，先去东村前线如何？”

“好。”两人应声而去。第二天下午，王定南等二人返回来向高树勋汇报说，“我们在前线面见了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将军，经过一番讨论，郭将军同意停火，但是他要我们让出东村，以表诚意。”

高树勋很长时间不语，闭目许久才说：“好吧，只要能从此停火，就依他。”

这样，高树勋一边命令东村驻军撤出，一边又派吴景略赶到二郎庙八路军前方指挥所，通知郭林祥将军。谁知就在这时进攻马市坪的八路军又在那里交上了火，吴景略得知这一消息，内心十分着急，“郭将军，我们可是有约定的，东村既已让出，马市坪为何又起战端？”

郭林祥解释道：“那里的部队不属我指挥，待我同你去找军区戴政委。”

吴景略又同郭林祥一起找到八路军河南军区政委戴季英，戴说：“军区的停战命令已经下达，怎么会交火……”

吴景略说：“现在情况紧急，戴政委需给我开一张路条，我带你的命令到前线去通知停火。”

戴政委同意他的提议，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张路条。吴景略连夜往回赶路，等他风风火火赶回马市坪，交战双方也已停火。

原来是吴景略刚刚出发，八路军就开始进攻马市坪，因为总部驻在这里，高树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马市坪的。他立即组织兵力与之对抗，这时有人对高树勋说，“王参议是共产党，他说是调停，弄不好是去报告消息，不然怎么会进攻我们总部？”

这时更有人附和，“是呀，不如杀了这个密探再说。”

王定南也自觉问题严重，他马上去见高树勋请求穿过火线调停。

高树勋还算沉着，尽管有人进谗言，他还是在想，“吴、王二人，我高某待你们不薄，我从狱中救出你等，你们反能来害我不成？”王定南又来请命，高还是毫无疑义地派他去了。

不久果然停了火，王定南返回说：“高先生，我见到对方八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陈先瑞将军，他说交火是个误会，因为交火前，尚未接到军区的停火命令，请您原谅……另外，我还和陈司令提出是否愿意与先生亲自谈判，陈已经答应。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高树勋想了想说：“好，如何行动，由你安排。”

很快，王定南牵线双方进行谈判。

夏天的豫西，一片炎热，天空几丝淡淡的云彩飘惑，根本无法带来一点凉爽之意，周围那金黄色的麦浪，更是烘托起火一样的炽热。

谈判是在马市坪地区两军交战的中间地带一个河滩上进行的。为了两位谈判将军少受炎热之苦，王定南带传令兵，对此作了周密的安排，特地将谈判场所布置在几棵树丛之中，总算有些荫凉。搬来几块石头允作坐椅，中间铺开一方军用帆布，算作谈判桌。高树勋今天有意脱掉军装，身着绸子衣服，头戴礼帽，并佩戴黑墨镜，手拿文明棍，镇静地坐在那里，身后站着四个军官，再后面是一个警卫班，他让传令兵们带了一些汽水、啤酒摆开，以作招待。陈先瑞穿着朴实的八路军服装，也带着四名干部，再后面同样站着一个警卫班。双方寒喧了几句就开始谈判。

陈先瑞开始讲：“高将军，首先给你说明，我军此次进军鲁山、南召地区，不是来抢你的地盘，是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建立抗日根据地。我军的方针是：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积极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包括国民党军队，一道共同抗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抗战形势对我有利，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这个大局已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抗拒不了。”

高树勋说道：“我相信贵军的来意，但是，无论如何，贵我两军已经交了火，我是真心希望我们马上停火，以后不再起争端。八路军抗日热情，建候早已知也。我十分佩服，我也曾在冀、鲁等地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很长时间。”

“这一点敝人也有所闻。正因为此，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来，谈判合作抗日。”陈先瑞接着说：“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失败的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现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广大农村已被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控制，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近1亿，正规军已发展到100多万，地方武装和民兵有六七百万，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9％，抗击伪军总数的90％。”

“是，这些我承认，八路军确实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高树勋点点头说，他不是在奉承，因为他在华北前线与日寇打了近六年时间，亲眼看见八路军与日寇作战的情形。

陈先瑞又说：“高将军，你部也曾在抗日战场上立了大功，可是，据我所知，在国民党内，你部却是受歧视的，在装备、军饷方面，同老蒋的嫡系部队完全两样。你们在前方打仗，他的嫡系在后方躲着，以免被日军吃掉，用你们这些杂牌军在前线装点门面，来欺骗世界舆论。我真心希望高将军能认清形势，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携手共同抗日。”

陈先瑞的这些话，确实说在要害处。高树勋真感到淋漓尽致，他拿过一瓶啤酒送给陈先瑞，然后自己也拿过一瓶，“陈将军，喝！你说的对，我高树勋绝不会做亡国奴，更不会做汉奸、卖国贼。等将来时机成熟了，我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但是，今天我想给贵军提出，希望你们不要攻打南召。如果南召被贵军占领，不仅对上不好交待，更重要的是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高树勋说的十分诚恳，他就是这样直率。陈先瑞也深表同情，陈回头和随行来的第七团团长黄朝天商量了一下，便说：“好，我同意高将军的意见。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愿望，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高将军你说吧。”

高树勋思考了一下说：“按照我们双方刚才的意见，我看可归纳三条：第一，双方立即停火撤出战斗；第二，此后划地区活动，互不侵犯；第三，双方可以互通情报，经常保持联系。”

“好。”陈先瑞爽快地答应。于是，两人握手言和，两位主帅及四个随从一起干了啤酒。

这件事很快被新八军调统室主任陈仙洲知道，陈仙洲是重庆方面派来的，属军统体系，专门负责监视非嫡系部队内部情况，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报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另一方面鼓动新八军副军长马润昌出面，对高树勋说：“王定南和吴景略勾结八路军袭击马市坪，应该处死他们。”

高树勋对此置之不理，并知道这是陈仙洲的鬼点子，便找个理由让陈去军校学习去了。高树勋这样一做，重庆方面更着了慌，立刻批示胡宗南对此进行监视，胡宗南便派李文的九十军由卢氏调防到嵩县，靠近高部并对高部进行临近监控，这些日来，九十军常派一些密探进入南召县境。

胡宗南如此之来，控制他的给养也一定是监控他的步骤之一了。

胡宗南的非礼，实在让他难已咽下这口气，可是他又能如何呢？论职位，胡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他是冀察战区总司令，按照军委会的序列，冀察战区属第一战区节制；论关系，他属于西北军的系统，而胡宗南则是老蒋的亲信，一直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又能怎么样？

“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吗？就这样寄人篱下吗？我还是冀察战区总司令，能不能设法回到冀察地界呢？离他远一点，或许会好一些……”高树勋这么一想，又觉得很难，“一则调防需经中央批准，二则华北早已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返回冀察能有立足之地吗？唉……”实在是进退两难呀。

正在这时，总部高参王定南走了进来。

“高先生，你好！”王定南客气地打了一声招呼。

高树勋点点头应允道：“你坐下。有什么事吗？”

王定南说：“我想告几天假。到太行山去走一趟。”

“哦？”高树勋心中咯噔一下。

王定南是个共产党，这一点他是清楚的。而且王定南到他的总部任高参也是他特意安排的。那还要说到1944年的春天。

当时，他的部队驻防伏牛山南麓的镇平县，一天，几个卫兵押解两男一女三名犯人从镇平路过，说是土匪头目，要送到汉中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树勋一听押解的是在豫西组织土匪队伍的土匪头目，感到好奇，就嘱咐副官过去将犯人押解来看看是什么样子，高树勋坐在村外的场上大树下乘凉，看着将三位犯人从他眼前押过去，高树勋见三位知识分子味十足，根本不像什么土匪，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定把三人扣下，他要亲自审讯一番。这三名要犯就是王定南、吴景略和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

第二天早晨，高树勋先提吴景略问话。他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们是土匪头目，我看你不像土匪。”

吴景略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就不是土匪。”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爱国的抗日分子。”

高树勋笑笑说：“你这话不实在，你不是土匪怎么有如此大的胆子，敢去玩那帮土匪？李长有我可是知道的。”

这个李长有正是豫西有名的土匪头子，在这一带无恶不作，那可是家喻户晓的。

吴景略毫无惭色，“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为了抗日，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高树勋正色道：“抗日有政府，你自己胡干，能有什么出息？”

“政府？日本鬼子占了那么多土地，你们政府那里去了？退让，退让，这就是你们的政府。你不用说大话，你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冀察战区总司令吗？这镇平是冀省，还是察省？你怎么不去抗日，躲到这里了？”

这个青年人说话如此尖刻，竟说的高树勋无言以对。倒是吴景略大概知道一点高树勋的底细和经历，过了一会儿，才说：“高总司令，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也看出当今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不能靠他们来救国，必须靠自己。”

高树勋此刻收敛起那副严肃的面孔，露出一丝微笑，和气地说，“青年人说话过于尖刻了些，我佩服你的勇气。在我这里倒是没关系，到了后方，却不能这样讲，这样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伴能注意这一点。”

吴景略马上转个弯说：“高总司令说的是，谢谢关照。”

接着高树勋又了解了一下他们被抓的原因。事情大既是这样的，他们仨是在北平认识的，由于当时正被日军追捕，他们只好逃跑，正在这时，日军司令官把伪军头目孙殿英、张岚峰等人集中到北平受训准备发动中原战役，王定南说他认识孙殿英，就设法找到孙让其帮忙，孙就将二人带回新乡。这时孙得知吴是豫西人，便有意让他们到豫西去拉一支队伍，好扩充自己实力。孙已买通豫西土匪头目李长有，他们到豫西后，便以李长有的队伍为骨干，很快便纠合了2000余人马，组成河南人民自卫军。自卫军一成立，郏县日军便出动剿灭，他们忙把队伍带到宝丰县，宝丰日军又出动驱逐，只好向鲁山撤退，就在这时李长有被汤恩伯部下收买，突然叛变，于是，他们就被扣押起来。

高树勋问清情况，便让把吴押回禁闭室。

第二天，看守给高总送来一个纸条，高树勋打开一看，纸条是王定南写的：

高总司令，我请求您能见我一面。王定南

哦？这个王定南有什么话要说？无论如何，见他一面都无妨。于是，就在当天下午，传见王定南。

王定南到来后，高树勋让他坐下来，十分客气地说：“你求见于我，不知有何见教？”

王定南答道：“景略告我，高总司令对我等十分关照，定南特来致谢。”

“哦？专门来说一声谢？”

“不，我还想和高总司令叙叙旧情。”

“哈哈哈哈……笑话。我们素不相识，那来的旧情？”高树勋一下子注意起这个年轻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

“不要着急，虽然高总司令不认识定南，但是定南确对您早就熟悉了，您的大名早已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之中……”

王定南的话使高树勋如入云海，简直朦朦胧胧。

“您该同吉鸿昌将军熟悉吧？”

“哦，你认识吉将军？”

“此止是认识，我曾在吉将军麾下做事。”接着，王定南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并参加了革命，曾任共青团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同时兼任朱蕴山组织的反帝大同盟东城区党团书记。1931年初夏西北军将领吉鸿昌通过北方局地下党员罗青寻找与共产党合作，意欲加强自己部队的力量。因为西北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曾重用刘伯坚、陈乔年、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安子文等百余名共产党员来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给西北军的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吉鸿昌在冯部任师长，而高树勋就在吉部任旅长。罗青将此消息告知北平市委，地下党就派王定南前往。他马上乘火车直奔河南，在豫南的潢川县见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正在那里指挥鄂豫皖剿共。吉鸿昌怕军部人多嘴杂，有人报告他通共嫌疑，就带他到光山县二道河村的野外进行谈话，他向吉谈了共产党的主张，阐述了革命道理，吉鸿昌则谈了自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主张剿共的态度，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红军友好合作。就这样，他在吉部秘密住了一段，通过活动，认为时机成熟，根据吉鸿昌的请求，可以向吉部派遣一批红军干部，他马上返回北平向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北平市委汇报，就在这时，他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一则消息，吉鸿昌因剿共不力，已被革职，其部被分散编遣，吉离开部队，出国考察。他在与吉鸿昌的交谈之中，吉多次谈到高树勋的为人，这是王定南对高认识的基础。1932年吉回国，次年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吉任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而高树勋也一起同吉到张家口，并担任了同盟军的骑兵司令。这时，王定南因参与印刷进步书籍《北方红旗》被捕入狱，家里买尽田地，凑了四百元钱才将其营救出来，他立即去找中共北平市委，地下党通知让他到张家口吉鸿昌的第二军中。吉委以军政治部主任。9月同盟军在日、蒋夹击下失败。从此，一别吉将军，至死再未能谋面。后来他又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6年来到孙殿英部工作，由于战乱，王定南颠沛流连，直到1939年他与妻子唐宏强才到平西找到八路军首长肖克，根据需要，肖又命他返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因被一个叫杨蕴青的混进地下党内的特务告密，他再次入狱。后经多方关照打通关系，假释出来，但还在日寇监控之下。直到1944年春，才通过孙殿英救了出来，孙知道他是共产党，很有组织能力，就派他同吴景略到豫西为其拉队伍。由于李才有被汤恩伯收买，则再次陷入囚牢。

高树勋听了他的叙述，特别是同吉鸿昌的关系，相信了他这个人说的是真话，从而也确实感到王是个人才，打心里喜欢上了他。

“这么说你是共产党了？”

“是，我不对高总隐瞒什么。”

“你最近和共产党还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嗯，”高树勋点点，“共产党我也见识过，除在冯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中有过接触外，我在保定也与共产党的边章五、唐哲明等有过交往。后来我到了冀南，八路军还派钟辉到我部任政治部主任，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们呢！”

王定南不适时机地说：“说实在话，共产党也一直都很尊重西北军的弟兄们。”

他们谈的投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开诚布公，十分融洽，最后高树勋说：“你们在外面千万别承认是共产党，无论到了那里，都有军统耳目，这一点千万注意。从卷宗上看，你的夫人无有什么罪状，如果你信的过我，我先将她保释出来，就与新八军的眷属们住在一起。然后我再设法救你们出来。”

王定南辞谢。

第二天军法处要派一个班押解他们到汉中，高树勋不同意，他说，“一路上散兵、土匪太多，不要让出了什么事，等几天再说。”

过了几天，高树勋因公要到重庆，这才安排让他们一起与他坐车走，以免路上受罪，同时他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唐宏强保释出来。一路上果然险恶，没走多远到了内乡县丹水村，第一战区在这里设立一个前线指挥所，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在这里亲自坐阵指挥，高树勋一到，他当然得请高吃饭，席间，知高还带了两个共党犯人，马上就吩咐属下，“因为两个共党犯人，何必劳总司令大驾，今夜干脆拉出去活埋掉算了，不必费心再派人解送。”

高树勋一听，马上放下筷子，说道：“郭参谋长，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无论他们是什么人犯，送到后方既有军法执监部处置。”

郭寄峤以为高想去请功，也就不再强硬，“高总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明天，我派一个连长，带上一个班，给你护驾就是了，保证安全送到汉中。”

一路上高树勋心中思前想后，这两个共产党确实是个人才，若是留在军中，对我治军当有益处，然而，送到汉中凶多吉少，如何才能救出他二人呢？不知不觉到了汉中，在这里正好见到了西北军的老友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突然计上心来，他对刘汝明说：“子亮（刘汝明字）兄，我的两个朋友被污陷为共党犯人，现在汉中禁闭，我想救他二人，仅我出面恐胡长官生疑，万望子亮兄帮忙。解救二人出狱，日后我当重谢。”

刘汝明笑一笑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区区小事建候兄太多虑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谢吗？现在我就同你去军监部说请。”

就这样，王定南和吴景略终于被保释出狱。之后二人又回到豫西，高部已移防南召，高树勋见二人不食前言，终于返了回来，于是任命王定南为总部高参，吴景略为总部机要秘书。

今天，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那里早已是八路军的天下，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多少天来，他一直在想，利用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设法把队伍带回冀察去，维恐八路军不允，王定南要去太行，何不托他联系，岂不是个机会？

“定南，你要去太行山，我同意，另外，我有一事相托，不知……”

“什么事？”

“我想托你给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捎一书信。”

“哦，先生认识彭总吗？”

“仅有一面之交。”那还是在1937年9月，当时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共产党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晋北前线。为出兵阜平，周恩来、彭德怀带边章五等人到保定会见宋哲元、刘峙等人，当时，高树勋奉命负责接待，于是他也就有了和彭德怀谈话的机会，特别是由于边章五原在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任旅参谋长，两人关系密切，后来经过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他了解到八路军的治军方略，十分敬佩，就通过边章五向彭德怀提出请求，希望彭总派几个人帮他整顿队伍，指导抗日，于是，彭就把边章五留下，并派唐哲明等人来到他的队伍中。

王定南本来就是和高部的几位团长、营长的地下党员周树一、田树青、聂志超、李伯健等人商量好，要到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对高部的统战情况，并请求下一步工作的指示，没想到高树勋主动要与八路军联系，马上说：“我一定帮忙。”

于是，高树勋就取出一方绸布来，挥笔写下一书。

写好后叠起来，拉过王定南的手按在手心里，语重心长地说：“定南兄，我心中的苦衷你该了解，书不尽意，一切都拜托你了。”

“先生，你放心。”王定南点点头。

“千万保重。”

8月1日：南召日军撤退，鬼子投降突现端倪，他命新八军开进南召县城。

这两天南召的日伪军一改往日的行为，不再出城骚扰，龟缩在城中。于是街头巷尾有人传说，日本鬼子要投降了。

总部参谋处的张越万科长将他听到的这一切给高总作了汇报，高树勋想，去年春苏、美、英三国已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问题，还签定了雅尔塔协定，敦促日军投降，可是过了一年半时间，日本帝国主义不还是照样在中国横行霸道？“这消息仅供参考。国内的日军还很强大，恐其另有意图，不能乐观轻视，松懈戒务，马上传令范卓云、尹瀛洲两师长，加强注意。”

他们正在交谈，机要秘书马骏送来谍报科情报，“报告先生，据可靠情报，南召日军于8月1日全部撤走，侦察行踪，似去许昌。”

“哦，果真如此迅速就要投降了？一定是盟国又施加了压力，是呀，侵略总是注定要失败的，意大利失败了，德国失败了，国际方面有精力来对付日本人了。”

张越万汇报说：“有消息说，美、英、中、苏这两天正在柏林郊外的波斯坦开会，确定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首脑已经签字了。”

“哦？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消息，赶快通知廖高参。”

廖高参名叫廖安邦，原先在鲁西行署任副主任，与高树勋相处甚好。尤其是廖足智多谋，深受他的赏识，在他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设法调他到集团军总部任参谋长，可是后来一战区恐其发展亲信，以固军内实力，便给他派田西原来任参谋长一职，无法之下，高树勋只好安排他任有职无权的总部高参。直到去年7月，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因怯于御侮，其部长官耽于宴乐，士兵疏于战事，日军在其辖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蒋鼎文指挥数十万精良之师，竟然让日军夺去数十座城池，迫于中外舆论，不得不引咎辞职，在此情况下，军委会才将冀察战区的总司令之衔给予他高树勋。本来，他认为此时该有一点自主权了，又欲启用廖安邦，无耐军委会又派来了刘会仓任斯职。总、军两部两位参谋长，虽为派来的座探，确是朝三暮四，吃不得深居伏牛山的军内贫困之苦，时常居于西安、重庆等闹市，这倒也好，廖高参又任起总军两部无冕之参谋长，全权处理两部军务。

张越万刚要走，高树勋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越万，你等一下。”

说着从抽屉中职出一封电报来，“将此电报存档。然后通知廖高参，明天我军移驻南召附近，总军两部驻进城内。立即安排总直处室打点行装。”

张越万点头称是，一边不由的将目光落在了高总递给他的那封电报上，不看则已，一看则使张越万傻了眼，电报上写道：

高总司令、刘参谋长、马副军长：

胡军长在渝逗留，军委会已决定任其为津沽警备司令，俟日军投降后，空运新八军去天津，望早作准备。何

“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张越万想从高树勋那里得到一个答案。

高树勋长叹一声，“唉——越万，老蒋其意已十分明了。我部在华北前线抗战出生入死近六年，粮饷无补，枪弹奇缺，实靠多方周旋之，四三年返回后方休整，本以为可稍作喘息，谁知就在我去重庆受训期间，汤恩伯使出诡计，竟将我部下之米文和的第六十九军调归他节制。军委会又将新八军从原来的两旅四团制之师缩编为一师三团制。这还不算，没过多久，中央又派胡伯翰来任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范卓云接替马润昌任六师师长。这个胡伯翰是老蒋的亲信，其用意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自从这个胡伯翰一来，搅的我军中一团糟，他不仅撤换军部处室官员，并调兵离开总部到渑池一带，更不幸的是胡伯翰带新八军在洛阳战役中指挥无能，至使全军一败涂地……那天，正好有个朋友请我喝酒，胡伯翰带着残兵回到伏牛山，来给我汇报战况，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当时我怒从心头起，借着一股酒劲，给了胡伯翰两个巴掌。这家伙就跑到重庆告状去了。看来他的状是告准了，老蒋要他带新八军去天津上任。我高树勋空有冀察战区总司令和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两个头衔，可手中只剩孙元儒的特务营了……我还是什么总司令，我只是一个高营长呀。”

说着高树勋已经气愤万分了，张越万急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先生，别急，事已至此，还得从长计议，眼下新八军调动未成事实，我们还当想法挽回局面才是。”

高树勋冷笑一声，“哼哼，我能看着自己一手建起来的新八军就这样轻意被人拉走吗？”

“对，一定要保住。这年头有兵马才是资本。”

“好了，不谈这个了，现在你马上通知廖高参，总军两部一起明天进驻县城，二十九师驻县城东、南两方，六师驻县城西、北两方，特务营负责县城警戒。”

冀察战区总部及三十九集团军总部开进了南召县城。

两总部驻扎在县城的文庙里。同时，高树勋让新八军的军部也驻在两部的隔壁院子里。

日军撤出南召县城，王定南走后，他心中非常不安。他想日军撤退，完全证明了日军面临失败的局面，日军要投降，国民党特务一定遍地猖獗，王定南万一出事，被中统或军统截获，后果不堪设想。

自王定南带走他的信以后，他的内心突然涌起了许多思绪……

“当时我的行动是不是太草率了……”高树勋这样想。确实，当时他一听说王定南要到太行山，马上就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过些日想返回冀察，能通过此书与八路军相携手，乃是一件好事，可是王定南一离开马市坪（李青坪），他的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涌了上来，继而便头脑中空荡荡的，变成一片空白。

他与彭德怀仅有一面之交，而且那还是在国共刚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日战争刚刚开始，民族矛盾急剧，两党之间尚处于融洽之中，八年来，老蒋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且他也是不自觉中参与了这些事件，中共方面会怎样看他？彭德怀能否相信他是诚意，还是故施伎俩？是合作，还是别有用心？

王定南能否将他的态度给予解释呢？这就给他的心中留下了一连串问号。再说，从南召到太行山不远千里，王定南单人独马，万一路上有个闪失，那封信若是落在军统手中，那可是……

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突然一股凉意涌了上来，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那还得了呀……

对于他通共的事情，那可是早已在老蒋那里挂上了号。那还是在1937年，他的部队刚刚改编为暂编第九师时，彭德怀派边章五、唐哲明等人到他的军中办了一个培训班，为他训练干部，不久，他们要调回八路军中，高树勋见共产党的治军确实有效，不仅政治工作做得好，他们讲的游击战术、发动群众等也在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此，他请唐哲明返回晋北八路军总部请求再给他派几个人来，他要按照八路军的治军方法，来整建自己的队伍。于是八路军总部又派刚刚从抗大毕业到前线来的钟辉带领十余人来到高部。

他俩一见面，高树勋就自报家门，“鄙人高树勋，暂编第九师师长。”

“鄙人钟辉，在八路军中当职，经唐哲明介绍，上级批准，到贵部听用。”

“好呀，好呀，我可算把你盼来了。”他将钟辉请进屋子里，递上一支烟，然后迫不急待地问道：“鄙人想请教一下，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带好队伍？”

钟辉将烟点上，不紧不慢地说：“依鄙人之见，在国难当头之际，培养一支好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好队伍呢？我认为需四个字：严、勇、灵、联。这严，当指治军要严，也就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勇，则是培养官兵在战斗中的勇敢精神，敢冲、敢杀、敢拚；这里我要给你说一个笑话，当八路军刚往晋东北开拔时，一路上碰到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央军、晋绥军，他们说‘你们真是傻瓜，日本人那么利害，你们还到前方干什么？难道不怕死吗？’我们八路军战士问，‘你们见到过日本人吗？’他们回答，‘没见着。听说十分利害。’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就吓的溃不成军，如何能打仗？……”

高树勋见这位年轻人谈吐不凡，确实有带兵的水平，内心十分高兴，接着追问道，“那后两个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