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新中产时代到来
“你有freestyle吗？”
——《中国有嘻哈》
保罗·莫祖尔是《纽约时报》报道亚洲科技新闻的记者，今年年初从香港搬到上海居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拥有24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是被撕裂在体系之外的”。原因很简单，由于银行的问题，保罗的私人账户不能立即与微信或支付宝绑定，而绝大多数的上海店铺更愿意接受手机支付。每一次，当他递出红色的百元钞票的时候，对方的眼光好像在看一个来自上世纪的人，保罗在上海突然有了一种落伍感。
似乎是为了印证保罗的观察，今年3月，杭州的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一对“90后”兄弟从云南坐飞机到杭州，策划实施抢劫。27日凌晨，两人持刀连抢3家24小时便利店，只抢到2000多元，连来回路费都不够，在被现场抓获后，两人非常沮丧：你们杭州人怎么回事，出门都不带现金！
在7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保罗·莫祖尔写道：“在中国城市，现金正变得过时。如今，手机支付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中国的每一个商家和品牌都接入了这个生态系统。那些希望卖东西给中国消费者的外国公司，如今必须与阿里巴巴和腾讯打交道，否则有可能无法收款。”他还引用了艾瑞调查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的移动支付达到5.5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50倍，这大概是互联网或零售经济领域，中美之间差距最大的一对数据。
移动支付的普及速度，甚至已经引起了系统性的危机感。在今年的8月1日，支付宝宣布启动全球首个“无现金城市周”活动，预计将有超过1000万线下商家参与，阿里巴巴计划在五年内推动中国进入无现金社会，同时覆盖100个国家。数日后，央行约谈该公司，以“干扰人民币流通”为理由，要求去掉“无现金”字眼，并公开告知参与商户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尊重消费者支付手段的选择权。
在今年，“新零售”成为财经界最炙手可热的名词。去年10月，马云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很快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零售行业每天都在变化，只有零售，没有新零售。还有人认为，这是互联网流量穷尽的结果，马云要到线下来抢流量了，“谁都有资格谈新零售，除了马云”。
更确切地说，新零售是一次“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它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新技术的持续出现，为线上与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工具创新成为空间再造和消费者关系重建的重要手段，它让沉闷的零售业突然变得性感起来。其二，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他们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由独特内容构成的场景成为新流量入口，成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进而成为新的商业生态。商业观察家吴声提出“场景革命”的新概念，“打动人心的场景成为商业的胜负手。人们喜欢的往往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产品所处的场景，以及场景中人们浸润的情感体验”。
在去年的12月，亚马逊开出了全球第一家无人值守的线下全自动智能便利店Amazon Go，它采用了计算机视觉、传感器和深度学习等技术，顾客在店中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追踪记录，离开时也无须去收银台排队结账。事实上，在中国地区的新零售创新，远远多于亚马逊所在的美国。
今年7月，阿里巴巴开出了无人超市“淘咖啡”，消费者第一次进店时，打开“手机淘宝”，扫一扫店门口的二维码，获得一张电子入场券，进入店内就可以购物，其技术和体验与Amazon Go相似。9月，阿里巴巴再在它参与投资的肯德基快餐店试验了刷脸技术，消费者在自助点餐机上选好餐，进入“刷脸支付”的页面，然后进行人脸识别，再输入与支付宝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确认后即可支付，全过程不到10秒。此外，马云还投资了一家叫盒马鲜生的生鲜超市，全店只接受支付宝，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快速配送——门店附近3公里范围内，30分钟送货上门。
网易的严选是近年来突然火爆起来的新电商平台，丁磊探索出了一条与淘宝不同的选货模式，他找到广东和浙江的外销企业，鼓动它们把同款商品以更低的直销价格放到严选来销售。在严选的合作名单中，不乏Coach、无印良品、双立人、Levi's等各类知名中高端品牌的中国制造商。到今年年底，严选卖货突破70亿元，赶超了无印良品在中国的销售额。与此同时，严选迅速地开出了自己的线下体验店和精品酒店。
这些新零售业态的试验，都处在试水阶段，甚至在交互、成本及用户体验上有很多亟待改进之处。可是，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新业态和咄咄逼人的进取姿态，却让人看到了一个陌生的未来。
当互联网人在技术上寻求突破点之际，另外一个新的变化是书店的复兴和新匠人产品的涌现。
在近年，日本茑屋书店和台湾诚品书店成为新的效仿偶像，它们以书为介质，把咖啡、匠人商品、日用杂货乃至家电跨界混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与生活方式有关的新空间。言几又、钟书阁等新的书店品类流行于大中城市。
在十多年前，“匠人”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古旧称谓，而今天它成了个性化、本土创新的代名词。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产社会之后，主流消费者的本土意识必然觉醒，伴随着审美能力的提高及分化，他们更钟情于具有本国文化属性的商品提供者和设计师，由此，将极大地推动商业文明的再次蝶变。在今年，北京和上海的姑娘不再关心纽约或伦敦姑娘穿什么样的裙子，一水大众化的奢侈品也不再是唯一的流行风标，她们开始追逐中国自己的时尚设计师，“中国风”和“匠人产品”成了新的潮流。所谓的“新匠人”，不完全是艺术家，而更是“有艺术才技的创业者”。
曾德钧是一个年过半百的“50后”，他从小对收音机就非常痴迷，1992年，曾德钧设计出中国第一台Hi-Fi放大器和电子管多媒体音响。尽管技术很好，可是收音机实在是一个彻底没落的行当，很多年里，曾德钧就像是一具沾满灰尘的老古董，蜷居在深圳的一个小圈子里，被岁月撕啃得没有一点脾气。三年前，随着中产消费的崛起以及互联网音频的爆发，上帝突然把一缕阳光打到了老曾的身上。在一帮“80后”小伙伴的撺掇下，曾德钧推出了带有蓝牙功能的猫王音响，他学会了路演和众筹，尝试着做在线直播，他的公司融到了京东和腾讯产业基金的天使投资。
1989年出生的崔怀宇是一位漆艺师。漆艺是一种古老的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的国家，兵马俑便是最著名的漆器。在崔怀宇看来，传统漆器虽精良，但颜色深褐沉闷，远离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场景。他多次尝试，通过对工艺步骤的调整和材料的比对，调制出明快亮眼的马克龙色，他据此做出了新茶具、新果盘、新咖啡垫。崔怀宇的这个试验，遭到了老师的指责。在老师看来，改变漆的颜色是对漆的一种不尊重，师徒因此分道诀别。
林依轮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小爱吃的他推出了“饭爷”辣酱。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了传奇的老干妈，林依轮的辣酱售价是它的4倍，不过却因热烈的互联网传播和口味独特而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在一次在线促销中，两个小时卖出了三万瓶。
他们不是人们以前所非常熟悉的大企业家，也不是站立在风口之巅的互联网人，而是一些守在宁静的角落里，打磨一个个平凡物件的匠人。没有光打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己就在发光。传统在被继承的同时，更在被颠覆和超越，在当代，技术创新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新的材料、冶炼技艺和设计理念已经成熟，甚至蓝牙、芯片和人工智能也被植入到最传统的产品里。而移动互联网的工具普及，让审美相近的人更容易互相找到。
新审美、新技艺、新的连接方式——曾德钧、崔怀宇和林依轮们代表着中国新匠人产品的方向，他们与阿里巴巴、网易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试验，一同构成了零售产业的变革路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新零售实验，代表了世界新零售的未来。
如果说，新零售是真实的，那么，仍然有一些疯狂的泡沫让人啼笑皆非，它们的此起彼伏意味着这依然是一个被财富焦虑困扰的国家。
李笑来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东北人，与罗永浩曾同为新东方的英语辅导老师。据说李笑来是中国的“比特币首富”，还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卖过“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课件。在今年，他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
自2008年中本聪发明比特币之后，这一“电子现金系统”就独立地形成了一个“挖矿”、炒卖的闭环市场，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炒家和交易额来自中国，2013年曾高达九成。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又称分布式记账（DLT），有人预言，区块链技术是继电力、蒸汽机和互联网之后的又一个技术浪潮。在过去的几年里，基于这一技术，市场上又冒出来很多“货币”，如以太坊、瑞波币和莱特币等，有600种之多。在今年上半年，比特币的价格突然暴涨，从4月到7月间居然涨了三倍。
正是在这股狂潮之下，有人开始在中国发行自己的“货币”。他们类比股票市场的IPO，提出了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的概念，云币网、聚币网、比特儿等交易所应运而生。2017年以前，中国境内ICO项目只有5宗，2017年上半年就出现了65宗，募资金额超过26亿元。于是，在“一个月翻几番”的暴富诱惑下，区块链、ICO这些原本只在科技圈耳语的新名词，几乎在一夜之间飞入寻常百姓家。
6月底，李笑来发布了一个名叫EOS的区块链项目，开盘价为5.87元，两天后涨到30元，5天内完成1.85亿美元的融资，到7月初，这一项目在二级市场的市值冲到了不可思议的50亿美元，有人戏称这是“价值50亿美元的空气”。
7月10日，春风得意的李笑来宣布再启动一个ICO项目——Press.One币的融资。这一次，他索性连项目白皮书也懒得写了，仅在官网放了几百个字的介绍。他给出的理由是：“不提供那个，即使提供了也没多少人看得懂，甚至没几个人看那东西。”他将要众筹的金额为两亿美元。
很显然，李笑来仅仅是这场疯狂游戏中的一个明星演员，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数以百计的类似项目在互联网上打通了一条又一条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3月，一个名为“量子链”的项目开始众筹，初始价格不到3元，一个多月后，被炒到接近60元；一个叫“小蚁币”的项目在4月21日的价格是1.21元，到6月19日竟涨到了72元；5月，一个号称要“与世界各地的黄金存储机构达成合作，对每一克黄金进行实名确权”的“黄金链”项目开始ICO，在工作日下午的半小时内被抢完。
7月，投资界的“老顽童”薛蛮子突然也冲进了区块链市场，他在短短八天时间里像扫货一样地投资了12个区块链项目。他与李笑来搭肩狂笑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有意思的是，两人还联手投了一个“很有前途”的项目，它的核心创业团队的名字均以英文呈现，其中有“北美物理学博士”“人类第一颗BTC/LBC双控芯片公司创始人”“国内收入最高的游戏公司CTO兼创始人”等，他们发行的货币叫“马勒戈币”。
这个国家所有投机者的成功，都因为的确存在着一块无比肥沃的盲众土壤。在ICO这个近似股票交易的虚拟市场，既没有规则制定人，也没有监管部门，更没有惩罚制度，“货币”发行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但交易平台却要直接面对上百万的不理智散户。
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措辞空前严厉，把ICO定位于“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按照公告要求，即日起停止各类ICO融资活动，对已经融资完毕的项目也应当做出清退。这次监管出手之快、力度之大，令李笑来们措手不及，区块链泡沫瞬间破灭。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戏剧，你看懂了开头，却每每猜不中结尾，不过，无论如何，所有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刻。2015年企业界最耀眼的明星贾跃亭终于走到了职业生涯的“谢幕时间”，他的发布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7月4日，贾跃亭飞抵旧金山国际机场，有网民戏称他终于闯过了人生最大的难关——中国海关。就在前一天，媒体曝光贾跃亭夫妇及乐视系公司的12.37亿资产被司法冻结。
没有证据表明，贾跃亭从一开始就想做一出庞氏骗局。他是全公司最勤勉的人，几乎每天，他都在乐视大厦不同楼层的办公室里开会，他的眼袋越来越明显，应该是操劳过度的原因。为了乐视生态线上的各项业务，他不惜重金挖来重量级人才，有中国银行的副行长、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以及众多的大牌媒体人。
可是，百般的勤奋都无法掩盖战略的空虚，乐视的局实在太大了，而且没有一只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的奶牛。在乐视股价高企的时候，贾跃亭和他的姐姐先后套现117亿元，他承诺所有资金全部借给上市公司用于经营，时间为五年，并且免息。在一次采访中，他叹着气对记者说，“我是世界上最穷的CEO，没有之一，一家八口在北京的住房不足200平方米”。
贾跃亭把最大的赌注押在汽车上。在去年的北京汽车展上，乐视的LeSEE电动概念跑车粉墨亮相，贾跃亭用乔布斯式的口吻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用全新的方式来定义汽车。我们希望超越特斯拉，引领产业跳入到新时代。”他宣布LeSEE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法拉第工厂生产，还与阿斯顿·马丁达成了合作。
危机端倪的出现，是在去年的11月6日。贾跃亭突然发布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信，承认公司的资金供应链出现了问题，他正在全力解决，并表示本人自愿永远只领取公司1元年薪，同时发誓仍然会“把海洋煮沸”。几天后，他在长江商学院总裁班的50多位同学伸出了援手，他们筹集6亿美元支持贾同学的梦想。
不过看上去，贾跃亭需要更多的“血液”，新的援助者在今年的1月及时出现，他是山西老乡孙宏斌。1月13日，融创中国宣布以150.41亿元入股乐视，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新闻发布会上，三年前在绿城事件中吃过苦头的孙宏斌依然表现得十分的江湖气。他说：“双方合作时，我们基本上没有谈价，老贾说就这么定个价就完了，老贾一定就完了，就特别简单。”
接下来发生的情节不但很江湖，而且很“糨糊”。乐视的窟窿显然比想象中的还要大，种种迹象表明，贾跃亭似乎一直在努力“做大”自己的营收和利润。根据乐视网的年报，2015年年底公司的应收账款为33.5亿元，但是到了2016年年底，暴增为86.8亿元，而这期间乐视的营收只增加了80亿元，多出来的应收款大部分来自乐视系企业。显然这是压货的结果，是上市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一次财务游戏。更要命的是，乐视的实际销售额也遭到质疑。据贾跃亭的自述，乐视超级电视在2016年的销售台数为600万台，可是根据奥维云网的数据推算，它的年销量应该小于100万台，而2000万部乐视手机的销售数据同样可疑。
从今年1月开始，乐视大厦的门口就出现了讨债人，一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多达数十人，他们举着“乐视欠债乐视还”的纸牌，在各个楼层四处追逐看上去像是管事的人，到了晚上，有的人索性摊开铺盖，彻夜露宿。
那些被贾跃亭重金请来的大咖及明星媒体人都悄无声息地撤了。上百名乐视员工因被欠薪到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讨说法。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曝出新闻，又有银行或证券机构冻结了乐视的抵押资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贾跃亭的诚意。财经人士秦朔评论说：“贾跃亭的梦想听起来比贝佐斯的还要大，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姿态是令人尊敬的，即使失败，也会拓宽后来者的想象力。”可是，渐渐地，所有人都开始失去耐心。
在抵达洛杉矶的第二天，贾跃亭发了一条微博，宣称“乐视至今日之巨大挑战，我会承担全部的责任，会对乐视的员工、用户、客户和投资者尽责到底”。就在当晚，乐视网公告称，贾跃亭先生已辞去乐视网董事长一职，退出董事会，将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
《财经》杂志派记者专赴乐视在内华达州的汽车工厂，结果发现，这是一片茫茫沙漠中的荒地，“目前整个厂区只有两栋很小的白色建筑和一个蓝色的大型集装箱，现场显得冷清”。
有人在网上曝光，贾跃亭在加州的一个滨海小镇拥有5套别墅，市值4000万美元，他当即在微博上予以否认，“感谢又‘被富贵’了，呵呵。变革百年汽车产业的梦想，只有懂得的人才懂”。可是接着就有人展示证据，这些房子的购买者虽然是一家公司，但是它的唯一控制人是贾跃亭。8月，又有媒体披露，他和姐姐套现的上百亿资金只有少部分借给了乐视，而到他出国的时候，已全数提回。
9月27日，乐视更名新乐视，一字之别，完成了与贾跃亭的切割。10月31日，媒体曝光乐视网在上市的时候涉嫌财务造假，多名发审委委员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性措施，一旦罪名成立，乐视将被勒令退市。
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创业故事，介乎梦想和骗局之间。谬误与真理一样，都需要时间来证明。自乐视2010年上市以来，贾跃亭通过定增、发债、股权质押、风险投资等多种手法，累积筹资超725亿元。他不断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有一个别人无法想象的梦想，最终，确实如他在那封致员工的信中所写，成则征服海洋，败则被巨浪卷走。
他唯一没有言明的是，当巨浪灭顶之际，他本人身在何处。
在今年，首富王健林有点“流年不利”，私底下，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胡润富豪榜的前十人名单上是2009年，排名第九，资产290亿元，到2013年跃居首富，2014年被马云超越，2015年再次夺回，2016年蝉联，资产已达2150亿元，简单算一下，八年间，资产增加了7.4倍。
万达的模式是大商业地产，业界称为城市综合体，王健林虽然不是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却是最成功的实践者。他常年坐着私人飞机奔赴各地，说服正在为城市扩容雄心勃勃的市长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拿出一块地，营建面积在40万到200万平方米的万达广场。万达出售一部分店铺、办公楼及配套的住宅，基本可收回成本，然后将自持物业抵押给银行，继续滚向下一个目标。万达模式被视为中国式城市化运动的最佳标本。
2013年，就当老首富李嘉诚抛售内地物业的时候，王首富也开始转型。他的战略有两个：第一，从重资产企业转型为轻资产企业；第二，从国内企业转型为跨国企业。
轻资产的方向是电影院线。在数以百计的万达广场中，电影院是标配，王健林以此为支点坚决切入：在国内收购了一批中小院线和票务网站；在国际市场上，他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以9.21亿英镑并购欧洲第一大院线欧典，以35亿美元购入美国传奇影业。2015年1月，万达院线在深交所上市。到2016年年底，万达共拥有影院401家、3564块银幕，其中国内影院348家，3127块银幕，总计约占全球12%的票房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的战略实施，除了收购欧美院线，王健林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其他的文化领域和不动产。万达以3.2亿英镑收购了英国的一家游艇俱乐部，以6.5亿美元收购美国铁人公司WTC，还入股了马德里竞技足球队。他宣布以9亿美元建芝加哥第三高楼，以12亿美元拿下洛杉矶的一块土地，以20亿到30亿英镑在伦敦建一个城市综合体，与法国欧尚集团联手以30亿欧元在巴黎建娱乐城。金额最大的项目在印度的哈里亚纳邦，王健林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园区”。
万达的高调国际化，在王健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引用了那位任性的郑州中学女教师的名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015年11月，在哈佛大学的另外一次演讲时，他更直率地承认，我就是在“转移资产”。
他说：“你问海外投资是不是转移资产？确实是转移资产，但关键要看是合法还是非法，这才有对错。万达的钱既不是偷的抢的，也不是自己印的，完全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出来的。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企业的投资自由或者资本流动自由本身，就是国家法治水平的基本衡量标准。企业如果没有投资自由权，这个社会也就无所谓自由和公平了。”
但是，他的这番话在另外一些人听来，却是“可圈可点”的。首先，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热情下降让决策层头痛不已，如果“王健林效应”发酵，那一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其次，万达涉嫌“内贷外投”，今年年初，有媒体统计万达的海外投资额已达2250亿元，与此同时，万达在国内金融体系的贷款额也达到2000亿元的规模。这一景象很难说是正常的，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王健林投出去的钱既是他的，也是银行的。
万达现象在国内并非孤例，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137亿美元激增至2015年的1878亿美元，增长了1294%。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达到438笔，累计宣布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又大幅增长了148%。相对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过去的一年半里缩水近1万亿美元，伴随海外并购而来的资本外流景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波以民营资本为主力的对外投资潮中，也分实体资产和轻资产两部分。以美的为代表的制造业，实施的并购对象为拥有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的欧美工厂。而另外一部分资本集团则聚焦于房地产和影院、俱乐部等文娱产业，它们的价值标的非常模糊，涉嫌资产转移。
2015年2月，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下美国酒店交易最高金额，此外，安邦还以16亿美元买下了伦敦Heron大厦和曼哈顿美林金融中心；2015年3月，复星集团以9.7亿欧元收购处于亏损境地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2016年4月，海航以40亿美元全资收购卡尔森酒店集团，在过去一年多里，海航完成了35项、总额270亿美元的收购案。
2016年6月，苏宁集团以2.7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约70%的股份。今年4月，一名叫李勇鸿的广东商人以7.4亿欧元全资收购AC米兰足球俱乐部，在一场球赛的看台上，有人扯出一条“骄傲”的横幅——“We are so rich”（我们是多么的有钱）。
中国人的“一掷千金”让世界瞠目结舌。
6月中旬，银监会紧急电话要求各银行，对海航、安邦、万达、复星和浙江罗森这5家公司的境内外融资支持情况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摸底排查，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海航、万达和复星的股价应声暴跌。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7月19日，王健林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总值637.5亿元的资产打包出售给孙宏斌的融创中国和李思廉的富力地产，其中包括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消息在10天前已经披露，而购买人仅为融创一方。7月19日的发布会上，记者们意外地发现，背景板成了“万达商业、融创中国、富力地产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而过了一个小时，主办方匆忙更换背景板，富力消失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再换板，富力又回来了。《中国企业家》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一个细节：“突然，贵宾室里传出比较大的声响，据一位靠近的记者说，听到了大声争吵和摔杯子的声音。”
万达的此次巨额出售，创下民营企业史上的新纪录。但它显然非深思熟虑之举，也与万达既定的战略目标不符，仅在两个月前，王健林仍公开宣布文化旅游产业是未来的核心业务之一。他的匆忙出售更像是为了应对银行断贷的“储血应急”之举。
监管当局对海外投资的新态度，对那些“走出去”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7月21日，王健林对媒体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7月29日，郭广昌在从法国返回的飞机上给复星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始终相信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整合全球资源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在中国发展。”
今年2月28日，小米发布松果芯片，成为全球继苹果、三星和华为之后，第四家拥有芯片能力的手机公司。细心的记者发现，雷军没有像以往那样，穿着乔布斯式的黑色圆领T恤，而是换上了一件崭新的蓝色衬衫。
在过去的两年里，小米陷入了始料未及的低潮，乔布斯式的互联网思维造就了雷军，却也让他掉进了“偶像的陷阱”。因为对线上营销和口碑传播的极端迷信，小米在地面渠道上几乎毫无作为，这给予了OPPO、vivo和华为赶超的空间。
从2013年中期开始，雷军决意把小米模式向更广的产品领域扩展，“从零开始，孵化生态链企业，每家公司只做一个产品，最终形成一支舰队”。
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构想。在企业组织上，这是典型的蜂窝型架构，以资本和流量为纽带，各自为战，失控发展。小米确乎也打出了几款颇有标杆意义的产品，比如它的移动电源和AC路由器，都仅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击垮所有对手，做到了全球第一，小米手环的销量比苹果手环还多。
可是，小米的生态链战略也许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却在战役的意义上陷入了始料未及的空心化危机。
雷军比贾跃亭更早提出“互联网硬件生态闭环”的构想——准确地说，后者是前者的积极效仿者。一度，他把小米的下一个战略目标设定为“智能家居”，他设想在手机上做一个超级App，开发通用智能模块和专业云服务系统，然后，以小米手机为连接设备，把小米生态链产品全部打通，将电视机、空气净化器、家用智能监控头、移动电源甚至灯泡都连成一体，从而“覆盖到人们的衣食住行”。2015年1月，小米联手金地，宣布将打造“中国首个互联网住宅”项目。
这一激进而危险的战略差点要了雷军的命。随着智能手机的技术迭代周期终结，厂家之间的竞争完全地聚焦于性价比和渠道能力。OPPO和vivo在三四线城市广布网点，截取了大量年轻消费者，而在高端手机市场上，小米则遭到苹果和华为的阻击，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也就是说，小米的“启蒙红利”吃光，陷入肉搏式的苦战。2016年，小米手机全年出货量下跌36%，市场份额从15.9%下降到了8.9%，在国产手机中也落到了第四位。
如果小米生态链是一支舰队，那么，旗舰的危机就是全部的危机了。
比贾跃亭幸运的是，雷军有清醒的自我纠错能力，他迅速调整了战略。2016年年底，小米宣布将全力加大地面渠道的建设，在三年内开出1000家“小米之家”。雷军甚至跑到河南农村的鸡毛小店去“取经”。
原本为“智能家居”而投资的小米生态链企业，也改变了策略，不再刻意谋求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而是在销售平台上予以赋能和整合，除了原有的小米商城之外，又独立开出米家有品，专注于新兴的中产消费。
战略简单化之后的小米，花了一年多时间渐渐走出了低迷期，2017年9月，小米手机创下月销1000万部的历史最好纪录。在新闻发布会上，雷军很侥幸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公司销量下滑后，能够成功逆转的，除了小米。”
雷军的侥幸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昔日的偶像苹果也已经暮气沉沉。
自2007年乔布斯发布iPhone以来，苹果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10年间，苹果卖出了11.7亿部手机，创造营收775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的利润，一跃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2015年，苹果一家的利润占到了全部手机企业利润的91%。
可是，拐点便在这时出现。除了“最赚钱的公司”之外，苹果在科技创新上乏善可陈，它似乎不再是那个让人尖叫的品牌。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苹果在全球各市场的表现都不尽人意，iOS的市场占有率从22.2%一路下滑至13.2%。在中国市场，苹果更是遭到了中国军团的围剿，2016年第二季度以来，业绩持续下滑，2017年第二季度的营收相比去年四季度暴跌34%，排名落在四家中国公司之后。9月，库克发布iPhone 8，销量惨不忍睹，居然在淘宝上出现自降500元的现货手机。
在这部企业史上，一个又一个的企业起落故事告诉人们，成功是多么不可靠的一件事，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发出的那个著名的设问：“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在今年，徘徊多时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终于实现了颇有象征意义的突破。1月，云南白药的产权试验轰动全国，而到10月，央企中国联通的股权增发方案获得通过。
云药改革可谓一波三折。早在2009年8月，“福建首富”陈发树以22亿元从云南红塔烟草手中购得云药6581万股的股票。可是这笔交易在红塔的上级公司中烟集团那里被搁浅了，理由是“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2012年，这笔股票的价值已上升到40亿元，陈发树愤而向法院起诉红塔，而后者表现得无能为力。
这一官司体现了国企产权改革的内在冲突性：如果是一笔烂资产，没有人会接手，而如果是一笔好资产，则“必然”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在2013年年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上日程，可是“陈发树悖论”却始终让人视之为畏途，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混改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财经》杂志在一篇题为《对症国企改制》的时评中写道：“细查究竟，就会发现热潮之下，其间有着明显的改革错位和顶层设计缺失，迫切需要当局者自省和补救。混合所有制构想遇冷，外界对国企治理结构充满疑虑。”
2014年，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推进国有股权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试验，一次性拿出33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2016年12月，云药混改方案获得省政府批复，陈发树以253.7亿元取得白药控股的50%股权。这是国企改革史上单笔交易额最大的控股式民营化方案。
与云药改制相比，中国联通则在“国家队”的改革层面上更进了一步。
在中国通信业有“两王一常”之称，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王建宙、王晓初和常小兵三人轮番执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帅印，可谓影响这一产业发展的“三巨头”。到今年，王建宙退休，常小兵因贪腐入狱，只有王晓初推动了联通的决定性改革。
联通被获准改革，还是因为它的体量不大，且在寡头竞争中落入下风。今年上半年，它的净利润只有24.2亿元，不到中国移动的4%和中国电信的20%，随着5G将在2020年商用，如果没有充沛的资金和灵活的机制，它似乎已没有任何翻盘的生机。王晓初提出的改革方案非常大胆，即参照云药模式，把整个联通集团——而不是某一块资产，拿出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允许联通内部的高管持有公司股票。在他看来，要让联通像“猎豹”一样地奔跑，必须改变“猪”一样的生理结构。
联通混改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亲自主抓，国家发改委牵头协调，在大半年时间里，王晓初奔波于十多个部委。但是，即便这样，也在最后时刻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
8月16日，王晓初在香港的业绩发布会上宣布了联通的改革方案，以中国联通A股为平台，通过“发行新股+转让老股”方式，引入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14家外部投资人，同时对核心员工施行持股计划，总共募集资金779.14亿元。完成股改后，这家央企基本形成了中国联通、投资人和公众股东的“三三开”混合多元股权结构。
这个方案发布三个小时后，中国联通突然从它的官网上撤下了相关公告。原因仍然是不符合现行规定和“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根据证监会的现行制度，上市公司的发行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但中国联通方案这一比例已达到42.63%。此外，定向发行价低于停牌时的股价——核心员工的购买价格更是只有公开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让参与混改的投资人“平白赚了钱”。
博弈在水面下进行。三天后，证监会发布公告，称在认真学习中央精神之后，将对联通的股票定增“作为个案处理”。两个月后，联通方案以“豁免”的方式得到了批复。
云药和联通的混改成功，分别在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两个层面蹚出了新的天地，它们体现了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思路转变。然而，这一改革的扩大化和普遍化，仍然在观念、路径和制度上，充满了种种盲点和障碍。
“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大周期？”在这一年夏天，经济界突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从数据上看，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波澜不惊，然而，在具体的呈现上，却是暗流涌动，仍然处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
核心经济指数的表现比想象中要好。首先是GDP，上半年同比增长了6.9%，好于去年同期，一到7月，国有企业利润增长更是高达23.1%。其次是人民币的陡然强势，在年初，几乎所有重量级的金融机构都认为贬值态势难以逆转，人民币兑美元破七指日可待。可是谁料到10月初，人民币竟逆势大涨5.76%，企稳在1美元兑人民币6.6元的水平上，让做空集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7月国务院召集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贾康展示了一个“挖掘机指数”，它由中国最大的机械装备企业三一重工提供，包括了混凝土、挖掘、吊装、路面、港口、桩工等20余万台工程机械的实时大数据。依据这套系统提供的指数，上半年，全国26家主机制造企业的挖掘机销量翻番，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销量，全年可实现200%～250%的增长。
对于这个另类指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不太一样。
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产业经济步入复苏轨道。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长8.5%，出口增长8.5%，消费增长10.4%，基建投资增长17.5%。“当一台台设备成为屏幕上跳动的亮点时，这不就是基础建设行业的活力图吗？”
有人则担忧“挖掘机”有可能让制造业掉进成本抬高的大坑里。随着基建投资的高昂增长，钢材、焦炭及铁矿石的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最夸张的是螺纹钢，从去年年初的1500元/吨，一路上涨到今年8月的4000元/吨。一家叫华菱钢铁的企业，去年上半年巨亏7亿元，几乎陷入绝境，而在今年上半年，居然获利15亿元，猛然间咸鱼翻身。与此同时，家电、汽车企业的价格却不可能同步涨价，因此叫苦不迭。上游企业的利润回暖其实是利润在不同行业间的再分配，这可能导致下游行业的利润受到进一步的侵蚀。
8月，一个“新周期”的论点横空出世，它的提出者正是两年半前高呼“国家牛市”“党给我智慧给我胆”的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在他看来，2017年是第五个大周期的开始之年，“经过长达六年多的去产能、通缩和资产负债表调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信，我们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据此他提出，旧产能已经出清，应放松能源业的去产能政策。
任泽平的“新周期”论在业界引起激烈的纷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认同，有人认为“仅靠供给侧约束是不能带动需求的，无需求就无周期。而目前国内消费仍显不足，要增加消费需求，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有学者嘲讽说，“高呼中国经济走出‘新周期’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投机”。
2017年，唯一一个让世界惊艳的新人，可能是“索菲娅”。
她是一个女性机器人，拥有仿生橡胶皮肤，会做鬼脸和抛媚眼，脸上甚至有4—40毫微米的毛孔，几乎跟人类一模一样。10月底，沙特阿拉伯授予“她”公民身份，这是世界上第一位“机器人公民”。
除了性感的“索菲娅”，今年的全球政坛和企业界都没有出现一张新鲜的面孔。
美国的特朗普干得并不顺利，他因为一番种族主义言论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特斯拉、迪士尼、优步以及默克医药等多位大公司的CEO辞去白宫的委员会顾问职务。不过，在9月，他发布了一项幅度惊人的减税计划，迅速扳回了民意，11月，特朗普访华，签下2535亿美元的经贸协议大单，创下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新纪录。
今年10月，北京召开了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他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德国的默克尔第四次当选总理，她超过“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成为欧洲在任时间最长的女性国家领导人。俄罗斯的普京在忙着筹备明年的足球世界杯，他的一位中将在叙利亚战场阵亡了，这让他很愤怒。日本的安倍晋三不出意外地赢得了“国政选举五连胜”。英国正在有条不紊地脱欧，最初的震撼期已经度过，今年英镑兑美元暴涨12%，做空的巴克莱银行总裁公开检讨，“我们错了”。
在经济界，所有的企业都挣扎在产业变革的“空窗期”。在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展和拉斯韦加斯消费电子展（CES）上，人机协作、机器人和工业云服务亮点频现，不过大多仍处在概念型产品阶段，汽车厂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而它们的量产时间被集体地定在2020年。
高科技公司的势力空前壮大，如果把美国五强——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和中国双雄——腾讯、阿里巴巴的市值加在一起，将达到3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的GDP。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互联网以无比开放的姿态，正在形成绝对的垄断，科技巨头的过度集中将成为经济的最大顽疾。
在中国，BAT的势力无远弗届，它们在社交媒体、电商和搜索市场形成了垄断性的优势。在今年上半年，中国有98家“独角兽”公司，其中八成与BAT有关。
在美国，谷歌占据搜索广告市场约77%的营收，亚马逊占据电商销售额的38%，脸书的移动社交媒体流量占比更高达75%。而且美国五强过去10年共进行了436笔收购，总价值高达1310亿美元。经济学教授特普林在《谁能让科技巨头停步？》的论文中警告，顶尖科技公司借助资本和互联网的触角排挤对手，成为赢家通吃的“超级明星”，这在“很大范围上”限制了创新的出现。
于是，对于2017年的人们来说，“活在当下”也许是沉闷的，不过，如果想认真地展望一下未来，却又令人莫名地焦虑不安。
今年全球最畅销的非虚构图书，是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写的《未来简史》《未来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在他看来，几千年来，人类面临过的三大重要的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在未来都将不再是最重要的挑战，甚至在不远的时间里，克服死亡也仅仅是技术的问题。人类面临的新议题是人工智能革命，它将造成个人价值的终结，除了极少数的精英，99%的人将成为“无用之人”。
今年4月27日，在北京的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史蒂芬·霍金发表了视频演讲。这位只能动三根手指却拥有人类最杰出大脑的物理学家警告说：“我认为生物大脑能实现的东西和计算机能实现的东西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
李开复也在今年出版了他的新书《人工智能》。他的预测是，“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十年取代一半人的工作。在需要考虑少于5秒的领域，人根本不是机器的对手，它们不喊累、不闹情绪、犯错率极低”。他提醒中国的父母，必须让孩子慎重地选择大学的专业，因为弄不好，等他们毕业的时候，工作已经消失了。
作为一个普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这些“最强大脑”的预测、警告和提醒，内心一定爬过成千上万只蚂蚁。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此时这样，对即将如期而至的未来有如此热烈的好奇和明确的集体无力感。当然，预言家们永远会在宿命论的最后留出一扇可以窥见阳光的小窗，尤瓦尔·赫拉利便写道，“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的信息，鼓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现实的世界。
在今年的文化产业出现了三个现象级的产品。腾讯出品的一款即时对战手游《王者荣耀》开启了“全民疯玩”模式，它的日活跃人数达到5000万，相当于韩国总人口。腾讯不得不在7月发布“限时令”，规定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限玩1小时，12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小时。根据苹果应用商店的统计，在全球十大最吸金手机游戏排名中，中国企业出品的游戏占到了9个。如果有一顶荆冠，中华民族可以被封为当之无愧的“游戏民族”。
7月上映的电影《战狼2》创下56亿元的票房纪录，这已超过2008年的全国电影总票房。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位被开除军籍的前军人在非洲卷入一场叛乱，他孤身一人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展开生死逃亡。它十分应景地响应了正在国人内心燃起的“大国心态”。在影片的最后有一个场景，男主角把国旗插进受伤的右臂，高举风中，穿过正在交战的战场。
一档叫《中国有嘻哈》的真人秀，意外地走红网络，前9期点播量突破15亿。谁也没有料到Hip-Hop这一发源于黑人贫民窟的小众音乐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你有freestyle吗？”成为一句年轻人互相调侃的口头禅。它的观众以“95后”为主，基本与《王者荣耀》的玩家重叠。今年，快手、哔哩哔哩、抖音等互联网产品炙手可热，似乎代表着下一个急躁而碎片化的潮流。
41岁的政经作家许知远一向对大众狂欢不屑一顾，他曾用“庸众的胜利”形容当年的韩寒现象。今年，他在自己的人物访谈节目《十三邀》里访问了马东，后者的《奇葩说》也是这两年很火的网络综艺节目。许知远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时代吗？还是说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马东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好吧。”许知远的身子重重地砸在椅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