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

第十五章 集体呐喊与个人褊狭：心性改变的一切

从开中纳盐的盐商到北上贩茶的贸易商人，再到“汇通天下”的票号，晋商的辉煌延绵了500多年。持续时间之长，纵观国内各大商帮，无与伦比。其发展历程起承转合，波澜壮阔，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耐人寻味的商帮。

当山西票业还只有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是事关日升昌及其东家的兴衰。但在晚清，山西票业最具影响力的大掌柜毛鸿瀚与职业经理人李宏龄的分歧，却在事关山西票业历史发展的最关键节点上，让整个山西票业对未来失算，而毛鸿瀚对于属下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而穷途末路。

李宏龄的远见与执著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达到的高峰为最。但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却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时度势失误，以致接连错失天赐良机，等到醒悟过来时，已为时过晚。

雷履泰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其在中国票号业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受到毛鸿翙的强有力的挑战，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间，时势曾给予山西票号一个超越雷履泰的机会，但主导山西票号业的精英群体却没有培育出一块承接这一角色诞生的思想土壤。

在这中间，有一位人物离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他叫李宏龄（1847～1918），是“蔚”字五联号之一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他21岁进入蔚丰厚，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甚至有点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遇事认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间尝自省，亦知非处世良策，无奈至性勃发，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制的是时势的变化和总部的无动于衷。1904年3月，清政府决定试办户部银行，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户部尚书鹿钟霖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山西票商出人组织银行，为此还派人到山西票号北京分号挨家挨户传递信息。

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多数经理赞成这种提议，但山西票号为财东赋权下的大掌柜负责制，重大事项要经总号定夺，然而总号的回复竟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两次登载了《劝设山西银行说贴》。文章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但愿晋省富商视创此银行实为山西全省生计所关，如同办理善举，盖办成则全省数百年养命之源；不办则数十年之内必东伙同归于尽”，但这些希冀并没有让事情有所转机。

与山西票商的被动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宁波帮商人则积极主动地承揽了这档子事。他们在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间一步步酝酿而成。此前一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没有理睬。

从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成为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的中国人以后，容闳、郑观应、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等洋务派人物，都曾建议或作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这件事才在盛宣怀手里变成现实——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盛宣怀曾拼命挖山西票号熟手，他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想聘请他来。即便此人不能来，他也决定要用有山西票号背景的人。为此，他委托熟人，愿其“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当时山西票号的掌柜，都因东家给予的顶身股而身价不菲，他们的忠诚度很高。没有更大的筹码和平台，新式银行想挖他们并不容易，所以当年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时，选择从山西招了60个票号学徒。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指出，“夫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

1904年，协和信、乾盛亨倒闭，1905年由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4年前创办的永泰裕倒闭。也是在这一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俄国靠马车运输茶叶的历史终结，恰克图的贸易中心地位丧失。

1906年4月，清政府颁布《破产律》，1908年制定《银行通行则例》，后者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颁发的专门管理金融机构的法令，它将票号纳入银行的经营范畴，其颁布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实行法律监管的开始。在这之前的200多年，从账局、钱庄到票号都没有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大多数山西票号在创设之初，资本金很少，它们利用政府客户预存的储金，大肆放贷，不断滚动发展。《银行通行则例》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否则不能经营银行业务。也是在这时，清政府打算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即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前身），再次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

1908年3月22日，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山西会馆召开。这一天，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一方面公议清政府颁布的银行章程，一方面商议票号改革事宜。

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李宏龄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本次会议还特邀了曾是祁县首富家族的渠本翘参加。据《清稗类钞》记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渠氏经营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渠本翘是一位胆识、开明兼具的人物，他与父亲不和，长期住在外公家读书，这让他成为这个家族乃至山西票业的一个另类。

就渠本翘本人来说，他有学识，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1892年考中进士；有眼界，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有威望，捐助过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领导过山西赎矿运动；有资历，接办过官办的山西火柴局，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双福火柴公司。

从东家的财势来说，如果说祁县渠家票号与平遥侯家票号不分伯仲的话，那么山西票商要组建银行，总经理的人选最可能在这两个家族及其职业经理人团队中产生。侯家全权委托职业经理人毛鸿瀚管理，渠家则自己培养出了一个渠本翘。如果拿这两个人来作对比的话，毛鸿瀚才浅志疏、迟钝褊狭，显然占据下风。尽管李宏龄是毛鸿瀚的下属，但他的倾向和态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选最理想的人选。

祁县、太谷、平遥三地票号京庄的经理们一致同意合组“三晋汇业银行”，并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第二天，一封由北京发出的绝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这封信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三五万两”白银，组成500万两白银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再次，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清政府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但山西票号总部再次对改组的建议予以回绝，“老号诸执事，泄泄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已无关”。期间，由浙商投资的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积蓄的新气象，让地处内陆腹地的山西票号总部的大掌柜们，难以感同身受。李宏龄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是他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他随即向山西票号驻各地的20多个分号致电，阐明利害，以求响应。对此，李宏龄向总部老帮们甚至向东家发信：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票号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李宏龄原以为执事者没有与东家商讨，就不惜越级上书票号东家侯崇基，结果东家竟以“号中之事须由执事做主，我不便吩咐”为由，把李宏龄挡了回来。

外界的动荡、时局的变幻莫测和来自商业领域的喧嚣与天顺堡的宁静无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达和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山西平遥、太谷、祁县显赫结实的老宅子，无形中成为山西大本营的东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视野禁锢的一堵围墙。

关于成立银行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了，但毛鸿瀚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对各分号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毛鸿翙试图搬开雷履泰时，才36岁。1908年李宏龄力主成立银行时，已是61岁。对于自己苦口婆心、连篇累牍换来这样的结果，李宏龄在10年后仍用“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来形容自己当时听到这番话后的情形。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乡开杂货铺为生，这个强势且坚忍的职业经理人，最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山西票号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迟数年，虽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山西票号业宣扬的职业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龄打破了这条行规，自费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的兴衰得失。

毛家是贯穿山西票号业发展的一个家族，并注定要被鲜明地写进历史。作为雷履泰大权独揽的对立面，毛鸿翙锐气十足，勇气可嘉。而雷履泰首创票号，为人老成持重、兢兢业业、忠诚不贰，尤其是他慧眼识珠、任人唯贤，少有人及。雷履泰、毛鸿瀚都是有资本可以悬傲于世的人。

与雷履泰专注于东家的生意不一样，毛鸿瀚的心计和精力让其对东家有所要求，也为其身后的子孙铺好了走上富裕之路的物质基础。毛鸿瀚与雷履泰对阵时的那种偏执，无意中推动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但当这种偏执没有大才压底时，这种偏执比独断专行更容易让人诟病。

当毛鸿翙的一位远房本家毛鸿瀚成为蔚泰厚第三任大掌柜后，他就不幸成为这样一位人物。没有了雷履泰的山西票号业，毛鸿翙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业权威和符号。作为在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蔚字联号票号总经理，毛鸿瀚延续了本家初创事业时的荣耀，并成为这一代人中的执牛耳者。

不过，当票号业唯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事关李家和日升昌的兴衰，且这不妨碍因此给山西票号业带来的裂变效应以及其他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晚年时的毛鸿瀚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的所作所为，却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对未来的前途失算，而其对下属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的狭窄而穷途末路。

银行与钱庄：夹缝中的山西票业

当山西票业错失了一个个机会时，中国国内金融业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新的变局。由于贸易总额及对象的增多，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上海，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进入上海。19世纪80年代，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款项调拨的总额中已达80%。19世纪末，天津地区的外国银行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外资银行通过借款给清政府，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1900年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

清政府不惜以关税、盐税收入作抵押来向外资银行举债，使上海的外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枢纽。外资银行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国内市场，从而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户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白银，其中存放银行424万两白银，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白银，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1%。

1906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记载，这一年票号汇兑的公款总数达到2250多万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之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530余万两白银。

而在1897～1911年，由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中资银行达到17家。在1909年，仅交通银行就收汇白银1970.5万余两，其中工商业汇款为1520.5万余两，占77%；交汇2074万余两，工商业款为1900万余两，占91%。

户部银行成立后的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十余个繁华城市设立支行，并且由政府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交通银行设立后，清政府又规定：“各省凡设行之处官款统交银行存汇。”交通银行享有独家经理中国轮、路、邮、电四政营业收支的特权，其总理和协理均由邮传部派官吏充任。

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而言，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竞争影响，减少了很多官私款项的汇兑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钱薇在《旧上海的票号业》一文中指出，现代银行的设立，使票号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外国银行的咄咄逼人，更令票号经营者忧心忡忡，票号内部守旧势力又不敢改革，墨守成规，不屑趋步现代银行组织经营之法，于是票号业便只有在日益萧条的境遇中苟延岁月。

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钱庄倒闭大半，但在1913～1914年时，上海钱业渐趋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发展迅速，上海钱业也在1913～1923年迎来了“黄金十年”。除自行收歇外，期间上海钱庄无一家倒闭。除原有的五大钱业家族外，宁波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钱业投资者，如徐庆云、徐承勋、严信厚、徐霭堂、薛文泰、孙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刘鸿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白银大量出口，战后银元的缺乏加剧了票号经营的捉襟见肘。中外银行和钱业力量的扩张和增长，大大削弱了票号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

1912年，山西票业筹办银行之事再度被提上日程，14家票号联合发起在太原组建三晋银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毛鸿瀚也表示支持，用李宏龄的话说，他“力表赞成，毫无推诿，实出意料之外”，但此时的山西票号因为虚空过多，信用日减，已失去募集本金的能力。即便是500万两白银的银行资本金，对此时的山西票号来说也不再是个小数目。山西票号业不得已求助政府，但政府并不可能拿真金白银再入股成立银行。

也是在这一年，在袁世凯政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决定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银元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可是，美国银行认为，它们要在借款所办的实业内拥有相等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有股份，且要有抵押的保障。但这时，山西票号既不愿意让出股份，也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不再过问此事。这是从成立户部银行到改组成大清银行之后，山西票号业成立银行计划的第三次流产。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再次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由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6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第四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但这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第五次落空。

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

就在连毛鸿瀚也站出来要成立银行的1912年，李宏龄又发了一番并非危言耸听的话。他说，如果成立银行，或可救数年后不可设想之票帮，而一旦票号空虚的事情为世人所知，形势则会急转直下，“号事则为元丰玖，老总则为王康侯”。意思是说，再发展下去，山西票号业及经理人的下场，就如同倒闭的元丰玖及其被传唤的老总王康侯。

他担忧的事情，旋即而至。日升昌的倒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光绪末年（1908年）起，日升昌东家李氏的商号、票号、钱庄都已经出现亏赔。到1913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

票号追讨欠款和储户追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革命后，因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票号亏赔更加严重，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的损失尤为严重。储户存钱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甚至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清室贵族的放款很多因此打了水漂，有的债主便直接逼账到李家家门。

主持李家商号的李五峰，就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了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欲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这也让李家雪上加霜。

日升昌票号和那个曾经开创了海外开设分号纪元的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生意伙伴），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但这种“相与”在1912年的挤兑中搁浅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其京号经理，这个经理被具保后无力清偿债务，一时仓皇，便逃回了祁县总号。此时日升昌在全国的19个总分号，存款额近296万两白银，放款额约为343万两白银。放款收不回，存款要本利返还，日升昌多少已经力有不逮。

1914年的秋天，检察厅向担保人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索人。一方面是各债主的追讨，一方面是检察厅的追逼，侯垣和伙友竟也携账本连夜返回平遥。一味的逃避加剧了债权人的恐慌，日升昌北京分号被查封，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号事。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的郭树柄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

值此危急关头，已经离号的曾经的二掌柜梁怀文携带伙友，奔赴北京，到审判厅报到，开始清理号事。他开诚布公，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的谅解和信任。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升昌一败涂地。

1915年3月出版的《大公报》对此报道说：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失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经梁怀文与债权人协商，72名债权代表向司法部请求暂免日升昌破产，让它以收账还债。之后，日升昌的债权从1914年10月的多于204万两白银减到1921年2月的170万两白银。1922年，在296户日升昌债权人中，293户赞成日升昌复业，之后获准，日升昌不再受京师地方审判厅之节制。李姓财东不再为专一股东，债权人也成为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仍由梁怀文负责经营票号业务，此后分号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余全部收撤。

但到1932年，清理无望的日升昌票号最终还是歇业了，部分伙友利用日升昌的牌号改营钱庄。1948年，日升昌钱庄停业。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历经100多年跌宕起伏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升昌票号的后门旁建有一堵挡风墙，当年雷履泰每天都从这里进出。在修建这堵墙时，墙内嵌入了铁片和铜钱，有取“铜墙铁壁”之喻。雷履泰老骥伏枥，志向不小，但世易时移，一切都随风消散。

在中国票号史上曾诞生过51家票号，山西占绝对大头，有43家，其中平遥占22家。到民国初年，上海的票号尚有20多家，其中祁县帮有大盛川、大德通、合盛元、存义公、三晋源、大德恒6家；平遥帮有蔚泰厚、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蔚长厚、宝丰隆9家；太谷帮有志一堂、大德玉、协成乾、大德川、锦生润5家。

到1921年年末，平遥、太谷两帮各大票号相继倒闭、改组或在清理之中，阎锡山把持下的山西银行逐步控制了金融市场，只留下祁县帮4家票号三晋源（到1934年歇业）、大盛川（到1929年歇业）、大德通（到1932年歇业）、大德恒（到1932年歇业）仍在惨淡经营。而与蔚字连号东家侯家及其大掌柜毛鸿翙的后辈一样，毛鸿翙的后任范凝晋的后代以及协同庆东家王栋、米秉义的后代也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最后变卖家产，坐吃山空，在穷困潦倒中饿死，空留下一时的显赫。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日升昌开创了一个时代，由此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这足以让山西人引以为豪。除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的行长由山西祁县人贾继英获任外，7岁丧母的山西太谷人孔祥熙，在其46岁那年，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之后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而4岁丧母、生在山西洪洞县的南汉宸（1895～1967），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毛泽东召见任命为边区财政厅厅长。用毛泽东的话说，“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之后，他先后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华北银行总经理等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他出任首任行长，1950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6月兼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成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奠基人。

山西票号的衰落标志着山西商人辉煌历史的终结，纵横驰骋中国商界500多年的山西商帮从此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