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上海开埠、买办商人与苏商崛起 1843～1956（上）

第十六章 从钻天洞庭到全面开花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小荷才露尖尖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上海开埠之初，闽粤移民居于优势地位，在数量上也仅次于上海本地人，位列二三，苏浙等省移民只占相对较低的比例。在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军大肆屠杀起义军，特别是对作为起义军主体的闽广人进行清算，专门制定措施以打压闽广势力，使得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被迫向海外特别是南洋迁移。苏浙移民乘势大量流入，由此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从钻天洞庭到上海开埠

苏州洞庭的东山与西山，就在今天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它们是洞庭商帮的缘起之地。东山（即古胥母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西山（即古包山）在太湖中，这是两个面积分别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让洞庭商帮成为地域范围最小的一个商帮。

在今人眼里，这里有山有水，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古代，这里的恬静安详，成为人们避世而居的绝佳场所。籍贯为河南南阳的一代“商圣”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庆功酒还没冷，就决定急流勇退。他将家产全部充公，从政界转入商界，来到沿海地区发展农牧业。就是这样一位埋名隐姓的商人，曾经带着西施，泛舟在烟波浩渺的太湖和洞庭湖。若不是因致富惊动齐王，让其推辞不过再次回到政界，想必他最后也不会再举家迁往山东定陶。

洞庭商帮，成就了日后苏商的魂魄。换句话说，苏商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洞庭商帮，在逍遥隐居中积智、识势而来。明朝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自此，洞庭商帮初步形成。

翁家后人翁澍在其《具区志·卷二》中曾记录明朝人李维祯的话，“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康熙时洞庭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编的《醒世恒言》中也曾描写道：“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

洞庭商人活动区域集中，经营商品种类固定。苏商最早的经商商品是棉布、丝绸。这两者是江南地区生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大宗手工业品，也是当时东山、西山商人走天下依仗的商品。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则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东西两山商人活跃的区域分别取决于对外交通的方式。东山商人多通过一条从南向北的大运河，以江南松江府的朱家角镇等为起点，以运河重镇山东临清为终点，过江涉淮，北走齐鲁大地，中转后将丝布供应京师，通达边塞九镇。

生于东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修撰成书的《具区志·卷一三·人物》中记载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轨迹。东山的“翁百万”翁笾，在其父辈时即已经商到临清。翁百万去世时，嘉靖时的苏州状元、后位居首辅的申时行为之作传。东山席氏，在席左源、席右源时，就已经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

西山商人多通过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苏州是起点，南京、汉口、长沙、芜湖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场所。西山商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沙与汉口建立了金庭会馆。

因为在商业领域名声大著，当时江湖上将东、西两山的商人与徽商合称“钻天洞庭遍地徽”，但洞庭商人并没有出现特别响当当的代表人物，以与其他商帮相提并论。这时以洞庭商人为最高水准的苏商，仍处于蓄势阶段，以布与丝为载体而与外界建立起来的商业实践，成为苏商群体商业智慧启蒙的最好老师。

当山西、徽州盐商在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流域大放异彩时，苏商正以苏州西南的吴县附近，悄然积累着自己的商势。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无论是沿运河一线还是沿长江一线，那些洞庭人家曾经行商的重要通道，都因战火蔓延而断绝。当洞庭商人原始的商业实践，遇到近在咫尺的全国经济中心大转移时，一次千年一遇的机遇，便展现在苏商面前。

于是，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迁移到了可以避乱的上海。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席氏家族不得已离开了东山。曾经偏居太湖一隅，让这个家族避过了从唐末到明朝的历次战乱，而日后，席家许多人的生活，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走出洞庭的席家人

上海席氏家族最早的始祖居于关东，西汉初年从关东迁徙到安定（约在今宁夏固原一带），这就是天下席姓“望出安定”之由来。历史上的“席”姓，由“籍”姓演变而来。之后，席姓又扩展到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大姓。东晋时期，席姓一支携家眷南迁至湖北襄阳一带，之后一支迁徙至河南，并培养出一个礼部尚书席豫。

席家的再次南迁与唐末黄巢起义有关，公元880年，当时身为将军的席温（来自河南），在黄巢攻破长安之际，带着3个儿子日夜跋山涉水，抵达太湖边，隐于苏州洞庭东山，席温从此成为洞庭席氏家族的始祖。席温是唐玄宗时的礼部尚书席豫的五世孙，晚年的席温，过着优游泉石的生活。

自南迁以来，席家历时1100余年。从唐末至明初的500多年间，席家子孙们一直过着农耕与田园的生活，但明清时期，洞庭东山席家与“隐居时代”渐行渐远，不少席家人开始走出洞庭。

明万历年间，席左源、席右源兄弟移居上海青浦。清乾隆年间，席襄移居青浦朱家角。清咸丰年间，席元乐移居上海。清末民初，还有席姓移居于闵行、嘉定安亭及市区。到了近代，席家人能在上海金融界显赫百年，席元乐的长子席嘏卿具有初创之功，而真正使这个家族具有了核心或者说灵魂人物的则是席元乐的二子席正甫。

作为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席正甫是苏商中绕不过去的人物，其家族也是中国商帮史上绕不过去的家族。

席家引路人

在席氏家族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商人。到席元乐一代，席家的商业网络和关系半径已经到了昆山，以典当业为生。席嘏卿早年的经历，与传统洞庭子弟所走之路并无二致。席嘏卿出生于1833年，10岁时母亲去世，此时弟弟席正甫仅5岁。父亲再娶，并生下两个儿子。

13岁时席嘏卿还在学习珠算，一年后就弃儒从贾，就职于典当业。之后，本乡当铺闭歇，他又寄身到浙江鹤沙典当行。1850年，他的父亲、祖母相继去世。这个有着一个后妈及三个弟弟的家庭，就靠17岁的席嘏卿勉力支撑，但战争又让他丢了工作，他就改营布业，来往于周浦、川沙一带（今上海浦东）。

1853年，在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席嘏卿就到上海的钱庄里做起了学徒，也有说他投靠了他后母沈氏的哥哥沈二园。那时，沈二园在上海开了钱庄。1857年，席正甫也随兄来到上海，兄弟俩干了几年，对钱庄套路操纵裕如，于是就学着舅舅的样子，也开起了钱庄。1858年，席嘏卿进入英商东方汇理银行，经理收付银元帮理账务；次年，改入老沙逊洋行司账；1860年又去了英商麦加利银行，为会计司出纳。到麦加利银行那一年，席嘏卿已经28岁，并基本站稳了脚跟。

沈二园在无意间成了席正甫家族绝处逢生的物质和精神领袖，1877年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创办的时候，沈二园成为第一任买办，负责该行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和栈房的管理，渐渐发了财。从钱庄到洋行，从学徒、跑街到买办，沈二园成为日后席氏兄弟以及其他席氏家族成员的榜样，也成为1838年出生的席正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重要参照系。

上海改变了席姓子弟的生计和职业，也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不仅做事没有太多顾忌，而且视野开阔，见识宽广，只差一个任凭自己施展和释放的平台。

出山但不入官

有关席正甫进入汇丰银行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说是一位经纪人（掮客）将他介绍到了汇丰银行，一说是他的舅舅沈二园推荐他进入汇丰银行。不管如何，在汇丰银行，席正甫是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的。到1874年，也就是他舅舅当上新沙逊洋行买办的第三年，席正甫也进入了在上海的第十个年头，当上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

席正甫的机会来自于一次政治贷款。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由清政府福建船务大臣沈葆桢出面，向汇丰银行提出“福建台防借款”，数额达200万两白银之巨。

汇丰银行大班麦克利要求时任买办的浙江人王槐山负责接洽，但王槐山将这件事交给席正甫去办理。席正甫周旋于政界、商界，经过反复交涉，最终促成了这笔借款，但条件也十分苛刻，那就是清政府必须付出高出行市几乎一倍的利息（即年息8厘），以盐税作担保，分10年还清。高利息、分期付款、以盐税或海关税作担保，这也是日后许多贷款条约里必有的条款。

事后席正甫名利双收，清政府奖励有功人员，席正甫被赐四品顶戴，并得到上万两银子的好处费。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大买办，并且一做就是30年，直到1929年年底他的孙子席鹿笙被枪杀。期间，席正甫祖孙三代，在汇丰银行上海历史上当了55年的买办，可谓“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席家的这种跨度仅仅略逊于广东香山买办莫氏家族。莫仕扬与儿子莫藻泉、孙子莫干生，服务香港太古洋行60多年，但席家的影响要比莫家深远。而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园祖孙三代（由他妹妹那过续的儿子）也在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位上，一待就是35年。在19世纪末期，新沙逊洋行、汇丰银行、太古洋行及英美烟草被称为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姻亲关系，让汇丰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为强势霸道。

从1847年丽如银行（东方银行）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起，英国人实际上垄断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务达半个多世纪。两个英国控制的最重要的企业分别是1857年开业的麦加利银行和1865年开业的汇丰银行。上海的汇票价格原由麦加利银行挂牌决定，后来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超过了麦加利银行，遂取得挂牌资格。在1935年以前，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是根据汇丰银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需赔款2万两白银，便大借外债，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席正甫事业的高峰，也就是这段时间。之后，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获利之厚非常惊人。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营业额，不但居各地分行之首，甚至超过了香港总行。

席正甫不仅掌握了洋行的大权，还控制了上海钱庄的命脉。自开埠有外商资本进入起，上海钱庄就逐步被外商银行所控制。钱庄的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依靠外商银行的“拆票”。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后，利用汇丰银行的影响和手中的权力，使汇丰银行扮演了外商银行和各钱庄之间“总清算”的角色。

在1877～1895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共投放给清政府的大笔巨额贷款达610万金镑。期间，席正甫与清政府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等，被李鸿章拉出洋行来为清政府做事的先例，李鸿章也曾保举席正甫当官，要他为中国人做事，但是席正甫没有接受。他只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接受了二品衔的红顶花翎，赏穿黄袍马褂，和杭州的胡雪岩一样，成为沪上有名的“红顶买办”。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却在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席家在上海金融界编织的这张网，堪比当年山西因盐起家的亦官亦商的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席温临终时，他曾告诫子孙：勿为官，勿出山。虽然席家子弟出了山，但在勿为官方面，恪守了祖训，并且席家所织之网更侧重于有商人背景而非政务的家族。

买办世家

1904年，70岁的席正甫去世，长子席立功接任了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去世前，席正甫跟湖南籍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任职时间：1901～1906）结成换过帖的拜把兄弟，为这个家族夯实根基。这是席正甫的深谋远虑之所在。

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又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这项借款是清政府与美、英、德、法4国银行1000万镑借款合同的延续，但资金才到位了10万镑，清王朝就覆灭了，袁世凯政府希望将此贷款改为“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贷款的4国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凯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签署了借款《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净收入2100万英镑。

借款为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760万英镑，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4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为担保。在1915～1939年年初，关、盐两税用以偿还这项借款的本息银数共计383203981元，为实收银数的3.63倍。

民国初年，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除手无兵权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压力。孙中山也曾试图以路矿税收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所得甚微，他当时也认为除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对于善后借款，他却以未经国会表决，挑起了国民党对于袁世凯的发难，并以此作为讨袁的一个借口，但在当年各省都督中，只有4省反对借款，通电赞成者有17省。

从1874年到192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汇丰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政治及实业贷款共82笔，共计3亿5千多万两白银。这些贷款，都是席正甫与他的儿子席立功在汇丰银行期间所做的事情，从此奠定了席氏家族在洞庭帮中的核心地位。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席氏家族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传奇：祖孙三代共有11人在外商银行做买办。席正甫的三子席德辉后来担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孙子席德懋曾出任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8）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和中国银行董事。作为宋子文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席德懋曾任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复兴建设银行代理理事，长期在纽约，管辖中国银行海外分支行，而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职。除此之外，席正甫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的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席家作为具有影响力的买办家族在上海金融界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声望，加上席氏家族通过他的舅舅沈氏而与王家、胡家等结成的姻亲，这个大家族成员曾先后有30多人担任买办之职。1949年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中国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也全数消失。

颠覆者盛宣怀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

与席正甫不同的是，盛宣怀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他颠覆了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势力和祖籍徽州、发家杭州的丝商胡雪岩的角色，开创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跟随洋务大臣李鸿章开始其与工商业打交道的生涯的。1870年，26岁的盛宣怀在无锡同乡杨宗濂的推荐下，进入天津府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他前后三次乡试不中，遂决意科举。他的父亲盛康是清朝官员，与李鸿章有交往。

盛宣怀是在1883年中法战争时发迹的。这年春天，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奉命赴英考察商务、船务，亲历西洋，“眼界为之一宽，所见外人商业、船务、铁路，一意经营，不遗余力，殊深钦佩”。

1883年5月18日，中式庭院、凉亭和小桥出现在了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参会的两名大清工匠在博览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中国渔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在这几千年与世隔绝之后》。闭幕时，中国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泰晤士报》称：“中国满载荣誉。”

而在此时，上海正在酝酿一场金融风暴，这也是近代上海爆发的第一次金融风暴。1880～1883年，上海掀起了中国首次工业投资热潮。近20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厂。从轮船招商局发行中国第一张股票开始，股价一路走高，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投机机会。1882年9月，股市涨到最高峰。

在风暴发生前，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在上海房地产界长袖善舞，并相继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口岸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手笔投资。严格地说，徐润并非经营房地产，而是靠内幕消息，提前介入土地的购买，尔后倒卖，赚取巨额利润。换句话说，就是炒地皮。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园”寓所，以自己的别号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园路之名的由来。

徐润在上海的房产项目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亩房产”的公司。该公司名下房产总成本为220万两白银，总市值为350万两白银，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白银，回报率约5%。在徐润的计划里，他准备将名下的地产资产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白银。对于徐润的融资手段，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雪珥在《徐润：大清国的“烂尾”巨富》一文中继续交代说：

他融资的前提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宁借高利贷，也绝不稀释股份。在这一前提下，徐润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钱庄贷款，这是主流，而且多用房地产本身抵押，借贷一笔，开发一批，再拿新开发的项目作为抵押，继续新一轮的借贷，类似今日的“滚动开发”；二是股票质押贷款，将自己持有的其他产业的股票作抵押，这等于是将其他产业也纳入了房地产的资金链；三是挪用各种能挪用的款项，不仅有其他产业上下游的欠款，甚至还包括“存户款”（估计应是客户的预付款之类）及公款。

就在徐润对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充满更多期待的时候，法国人将军舰和炮口对准了大上海——中法战争（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爆发，上海的股票及房地产市场从高潮跌入低谷。银根紧缩，钱庄倒闭，股票暴跌，徐润的资金链断裂。到1883年，徐润以股票形式在近代企业投资达白银127.5万两。这些企业股票的大幅缩水，让徐润被深度套牢。

22家钱庄找上门来索要贷款，在无法从钱庄再贷到钱的情况之下，徐润以寻找新股东入伙作为应对策略。情急之下，徐润试图以公司一半的股份说动盛宣怀入伙，但没有成功。

徐润找错了入伙人，接踵而来的一场人事清肃将他置于了死地。对于轮船招商局在金融风暴中蒙受的损失，李鸿章派盛宣怀去轮船招商局清查，盛宣怀调查后禀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应该革职处分，并照数赔偿。

徐润提出，他在轮船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白银，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白银，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消所欠局款，但遭到盛宣怀的拒绝。徐润职权被夺，股权尽失。无奈之下，只得将股票和地产贱价脱手，套现解困，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茶叶等其他生意也深受影响。

1883年年底，唐廷枢满怀热情和斗志，准备回国大干一场，但他已经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同一原因，唐廷枢、徐润被迫离开轮船招商局，郑观应也曾被迫离开机器织布局。与徐润不同，唐廷枢之前一直在筹办开平煤矿，他离开轮船招商局后就委身于开平煤矿，一干就是多年。

与徐润囤积房产和地产不同，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毁于一旦的。在此次危机中，徽商胡雪岩被盛宣怀在最关键时刻踹了一脚，最终导致破产。

与祖籍徽州但在外地发迹的湖州丝商张颂贤（1817～1892）一样，胡雪岩也是出身徽州，不同的是他发迹在杭州。胡雪岩的红项商人身份，在中国无人不知，张颂贤却为人知之甚少。张颂贤是湖州商人“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二。所谓“象”，指拥银百万两以上的丝商。他的孙子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1870年左右，胡雪岩与湖州南浔“四象”之一的生丝商人庞芸皋合作，从事丝出口生意。19世纪七八十年代，胡雪岩察觉到在沪洋商日益掌握丝价主动权，抑价收购，使华商吃亏过甚，于是，他集结散户，合力对付洋人，以图扭转局面。

从1882年5月开始，胡雪岩垫付大量资本套购运往上海的所有生丝，外商想买一斤一两也不得，生丝价格大幅上涨。外商就向胡雪岩说愿加利1000万两白银，将其手头的生丝如数转买，而胡雪岩非要1200万两白银不可，双方没有成交。胡雪岩邀请丝业同行合议，收尽各地生丝，共进退，迫使外商高价收购，以图厚利。

在英国驻沪领事麦华佗看来，过去中外贸易是冒险事业，但在电报使用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将被只有最低利润的稳健商业代替”。他是在目睹了一批洋行先后倒闭后说这番话的。当胡雪岩试图坐庄时，风险也正向他袭来。

1883年1月，著名的金嘉记丝栈倒闭，2月11日，大约50家商号、41家钱庄关门。1883年，中国生丝再度减产，估计只有35000包，而意大利丝再获丰收，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法战争爆发。1883年11月，胡雪岩与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不攻自破，胡雪岩损失惨重。

更不凑巧的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筹措军需向汇丰银行的贷款中，有一笔80万两白银的借款到期，这笔款项是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的，每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盛宣怀事先给上海道台邵友濂打招呼说，“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20天”，邵友濂照办。

随后，盛宣怀又串通由同乡席正甫操持的汇丰银行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胡雪岩就从阜康钱庄调出白银80万两，以备急用。之后，盛宣怀又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赔了血本，挪用了阜康银号的存款，局面一时失控。

胡雪岩把他的地契和房产都押了出去，同时以亏损白银150万两的代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但为时已晚。1883年12月1日，阜康钱庄上海总号倒闭。消息传开，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相继关门，引发当地挤兑风潮。

胡雪岩一生倚仗两位人物崛起，一是王有龄，二是左宗棠。前者，胡雪岩曾资助其500两银子，作为其进京进入官场的费用。投桃报李，王有龄资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让近水楼台的胡雪岩办理粮械和漕运事宜。1862年，王有龄困守杭州城两月，城破，以身殉节。

随后，左宗棠以浙江巡抚身份，全面署理浙江事务。胡雪岩以筹粮及军费而获得左宗棠的信任，福建水师就是在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下创办的，但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884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

据传，恭亲王奕、协办大学士文煜在此胡丝一案中也折亏百余万两白银。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预，各省开报胡雪岩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白银240多万两。1884年11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

暮年，胡雪岩靠开办的胡庆馀药店收入维持余生。1885年，这位曾红极一时的晚清红项商人黯然离世。与他同样落魄的还有唐廷枢，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轮船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有分析认为，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雪岩、盛宣怀争斗的缘由。另外，轮船招商局举办之前，胡雪岩曾表示有入股意向，但最终没有下文，让李鸿章不尽痛快。尽管胡雪岩成功地向李鸿章推荐了宁波人严信厚，似乎为释前嫌，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个性鲜明的苏商群体

晚清时期，有两位江苏商人将各自的角色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就是买办商人席正甫和幕僚商人盛宣怀。

前者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并称“晚清四大买办”，但后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或者说事业都没有被家族以继承的方式得到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盛宣怀则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伸，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段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着属于他的传奇。

盛宣怀，最早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中争议最大的一个。

在盛宣怀那里，权势也被当做谋商的手段，尽管盛宣怀从来就是一个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来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甚至想将它们纳入自己名下。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铁路收归国有的运动中，成为最忠诚的执行者。该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盛宣怀终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业史。

不论在当时还是现世，盛宣怀都与李鸿章一样，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盛宣怀提出的一个命题，即使在130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政商两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顾经商的，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这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旷世命题。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益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在不经意间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苏商中，银行家陈光甫（镇江人）是一名“海归”，他是那个时代民营金融业首屈一指的开拓者。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他与席正甫一道充当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陈光甫还开创了中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历史。他的一个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发展，先在某处办旅行社……故旅行社为银行之先锋队”。很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游部，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中国旅行社（1949年后歇业）。

当以长途贸易起家的山西贸易商人活跃在张家口、包头、恰克图、辽宁朝阳、甘肃西宁时，一句句民谚点滴记录了这个时期为生计而奔波劳顿的晋商。近代江苏商人了然没有晋商的草根气息和长途跋涉的劳顿，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与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战、外资银行等近代的商业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很难从他们身上再看到传统商人的影子，他们已然打上了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及近代商人的时代烙印。

在那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帮无以比肩的。除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外，无论是来自常熟的主张实业救国的清朝状元张謇，还是来自无锡的有“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双料之称的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无论是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还是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个个都如雷贯耳，形象鲜明。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当时归江苏管辖的上海（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设上海特别市，从此，上海在法律上脱离江苏管辖），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与苏商在银行业也同样叱咤风云。与苏商在面粉、纺织等行业一枝独秀不同，浙商在轮船、钱庄、医药、电影、火柴等行业独领风骚，此一。

第二，苏商领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饱受争议的角色，这让苏商群体以其不尽出格之姿而显得较为中正。无论是张謇还是席正甫，无论是陈光甫还是荣氏兄弟，都是中国商帮史上某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怀这样不遗余力地通过官职的爬升而谋求财富者，但也并非肆无忌惮之人，总体还是有所追求和克制的。

第三，宁波商人主要群聚在上海，并辐射天津、汉口等地，苏商则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经济体系中，依托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清时常州、无锡同属常州府），跨越天津、汉口等地，以全面开花的姿态，迎来了苏商在中国商帮史上的辉煌。

张謇身上张之洞的影子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出来办实业者寥若晨星。屈指算来，也就两位。一位是苏州人陆润庠（1841～1915），一位是南通人张謇。首先迈出这一步的是陆润庠，但他仍热衷于仕途，所以真正成为实业家的只有张謇一人。张謇兴办实业，是晚清版的官员“下海”。

33岁时，陆润庠中了状元，张謇还只是一介举人。没有放弃的张謇，又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但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每个走在求索路上的近代中国人，似乎骨子里都未曾完全摆脱过为官求名、光宗耀祖之念想。无锡的荣德生也是这样，只不过，荣德生的父亲以“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的说辞，打消了荣德生的这一想法，张謇家族则没有荣氏父亲那样开明。

1894年春天，慈禧六十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考试，此时张謇已经41岁，他的祖父和父亲仍逼着他走进了考场。主考官翁同龢点了张謇中头名状元，张謇很快成为六品翰林院负责修撰的官员里的一员。

23岁那年，仅是秀才之身的张謇成为吴长庆的幕僚文书。期间，他为吴长庆起草的政论文章《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以对外国侵扰采取强硬政策的立场，受到两位苏州人出身的“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赏识。

他与后来投奔吴长庆的袁世凯（1859～1916）一起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这是他与袁世凯渊源的开始。在朝鲜战争中，吴长庆听从张謇建议，起用新人，并推荐了袁世凯，袁世凯从此在军营中渐渐崭露头角。1884年，如袁世凯所预言，中法在越南开战，战事往北蔓延。1884年5月，吴长庆率三营淮军回防中国北方。日使和朝鲜国内亲日派勾结发动政变，劫持朝鲜国王，处决亲华派，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政变”。在来不及向国内请求的情况下，袁世凯一人带队直冲王宫，苦战一日一夜，将朝鲜国王救出带往清军大营。此事引起了清政府对袁世凯的关注，此时袁世凯尚不足25岁。

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在主战和主和立场的选择中，袁世凯背弃了主战的吴长庆，投靠了主和的李鸿章，这让张謇气愤不已，他亲自执笔，联名数人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达8000余字的谴责信，不久便和袁世凯断交。到李鸿章甲午一役身败名裂后，袁世凯又马上巴结荣禄。及至荣禄一死，他又搭上庆亲王奕劻。就这样，袁世凯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是后话。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丧权辱国之举，遭到了清流派、维新派的强烈谴责。时值18省1300多名举子在京会试，37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在一夜之间赶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强烈要求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公车上书”。

张謇也义愤填膺，那时张謇正在守制，没有任官，这一事件加深了他对软弱的清政府的失望。在张之洞相邀之下，张謇最终带着“舍身喂虎”和替书生争口气的心态，走上了办实业这条道路。这是他的不归路，尽管也有气馁和抱怨，尽管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但从此，他热衷于举办实业，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兴办工厂及举办教育等公益事业之上。

如果说在张謇人生的前42年里，翁同龢是他生命里的贵人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恩人便是张之洞。张之洞与张佩纶一道，是北清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来自河北。两位与清流为伍的官僚，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都顺应时势、不知不觉地擎起了洋务大旗。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毛泽东对张之洞评价甚高，曾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对于刚中状元不久的张謇来说，张之洞就像一面旗帜，成为他生命中冥冥的坐标。

换句话说，同样的清流意愿、同样的主战态度、同处转型背景之下，张謇对于张之洞的认同，无意间让张之洞成为中国从洋务思想向更进一步的“实业救国”思想过渡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尽管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方面，与李鸿章相去甚远，对张謇的指引却是其识人的一大亮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家，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这么多企业集中在江苏南通城北外6公里的小小唐闸，有人说这里俨然一个“小汉阳”。只不过，张謇不像张之洞那样能调动国家投资。作为开埠城市，汉口活跃着外国资本势力、晚清政府阶层、武汉近代民族工商业阶层，而南通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张之洞在武汉主持的多是重工业，张謇在南通则主持轻工业和民生工业。武汉三镇历史悠久，在三国、汉末和明末前，武昌、汉阳及汉口三镇已分别形成，而南通在张謇经营下，也奠定了一城三镇的城市格局。唐闸是工业区；西北的天生港有码头、海关、火柴厂、电厂等，是港口区；城南是文教商贸金融休闲区。

张謇在南通20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囊括工业、垦牧业、交通运输业、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业和公益事业。即使到现在，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还是在张謇所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最常去的电影院是更俗剧场，张謇当年在这里接待过欧阳予倩、梅兰芳、袁克文；大多数南通人都在濠河岸边的公园里散过步，晒过太阳，打过水漂，这个公园是张謇当年规划的5个城市公园之一。

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说：“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南方人物周刊》在《张謇：近代实业第一人》一文中这样评价张謇对于南通的意义：

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南通的血管深处，永远活着一个张謇。这个城市里有个说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仿佛是一个黄金城市。举国动荡，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

张謇的事业并不是苏商里做得最大的，但他的影响却是最大的，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苏商的范畴。晚清状元、实业先驱、民间首任实业部长，这些荣誉与头衔让他成为历史标签。尽管在胡适看来，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失败英雄，但他高擎的“实业救国”大旗，用一位读书人不同凡响的报国热忱和情怀，共鸣了一个时代，引领和启蒙了一个时代具有理想和抱负的中国人，这是他远非一般实业家所能比拟的高度和境界。

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非巨富，但社会地位很高。他是那个时代政府鼓励创富所树立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

无锡商人镜像

张謇曾说，南通事业由其个人主持，较有系统，但要维持久较难，不若无锡之能人自为战，可以永兴不败。

清末时无锡已有新式学堂120所，20世纪20年代，在无锡商人的积极参与下，无锡的新式学堂陡增至380所，形成了初等、中等、职业教育相并举的格局。在无锡市中心的崇安寺附近，有一座城市公园，名叫公花园，建成于1905年，这是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公园，由无锡工商界人士集体捐资建造。

另外，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修建的梅园、锦园，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以后，免费向市民开放，使无锡变成了被众多公园簇拥的花园城市。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在无锡境内长40.8公里，流过无锡市区的长度是14.96公里。运河两岸鳞次栉比排列着前店后坊的江南民居建筑，在河水的映衬下，处处荡漾着江南小城的韵味。就是这座小城，在100年前相继涌现出周舜卿，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祝大椿，唐骧庭（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曾祖父），薛寿萱（曾任中国驻英、法、德、意4国公使的薛南溟第三子）等众多民族工商业的巨子，他们在无锡沿大运河两岸或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武汉、郑州等地，用跌宕起伏的人生，抒写了一段段传奇。

1904年，周舜卿（1852～1923）在家乡周新镇创办了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更让他扬名的是，1906年，他按有限公司体制集资50万两白银，在上海创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取“有信必成”之意，这是中国民营银行的鼻祖，也是中国第一家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金融企业。

在张謇实践着一个实业家之于一座城市的理想的时候，周舜卿也在无锡通过辟道路、创工厂、设店铺、开邮局、办中小学校和养老院，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发展成了一个新兴市镇——周新镇。1933年，年仅23岁的曹禺写成了多幕话剧《雷雨》。剧中的老爷周朴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雷雨》上演后，便有了周朴园的原型实是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锡商代表人物周舜卿的传闻。从开矿到休妻，周朴园与周舜卿之间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中国商业史中，兄弟默契配合创立家业的例子不在少数。1904年后，张謇与张詧弟兄俩情深意笃，配合相得益彰：张謇主外，操控全局；张詧主内，沉稳干练。1906年，广东佛山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7年广东香山人郭乐、郭泉兄弟在澳州创办了永安百货。这种情况在无锡杨宗瀚和杨宗濂、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身上再次得到体现。不同的是，杨氏兄弟只专注在南通一处，整理和实践着自己的抱负；荣氏兄弟则先立足于无锡，后放眼上海滩，尔后环视汉口、徐州、郑州等地，事业走得更远。

作为无锡第一家近代企业和无锡近代工业的奠基人，业勤纱厂和杨氏兄弟已经永远融入了无锡工业发展史，但真正让无锡这座城市扬名中国的，却是比杨氏兄弟晚一代的荣氏兄弟。

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荣宗敬给出的说法是，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荣德生平生也处处推崇并仿效张謇，这是榜样的力量。张謇一生，最喜欢用的花押是“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他儿子评价父亲说，“时时刻刻，抱着用世之心和创造事业的大志。他做事，嘴里不说空话，只管做实事，笔下写出来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难的事，只是不声不响，一不求人，二不气馁，终日终夜，想应付解决的方法。有时越碰钉子，越提他的勇气，越经困难，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没有一件不是从劳苦困难中得到”。

张謇曾对下属说过：“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大生纱厂的初创和通海垦牧公司的初创，靠的都是他的这股子劲。荣氏兄弟的创业历程靠的何尝不是这股子劲呢？在祝贺兄嫂60岁的文章中，荣德生写道：“家兄一生经营靠的不是充实的资本，而是充实的精神，精神才是立业之本，而这个‘精神’，就是《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张謇着力建设家乡南通。荣氏兄弟同样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梁启超说起中国地方自治，常以无锡与南通并举。1943年荣德生70岁时，钱厚基将无锡与南通、荣氏兄弟与张謇兄弟相提并论。而通过荣毅仁、荣智健的传承，荣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百年商业基因传承的家族。

追溯荣家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朝代的更迭、军阀的混战、外国的侵扰、政治的腐败等，每一种情况背后都藏着不为人所知的险境，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创业的艰难和创业者性格的坚韧。

用傅国涌的话说，以荣氏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复兴，然而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个进程就会被外乱和内患所打断，所以对于那个时代践行“实业救国”的商人们，我们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