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房宁 民族不自立，谈何“全球化”？
不要迷信全球化，冷酷的国际关系没有改变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能回忆起，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后，媒体收敛了自5月8日以来对美国挞伐的声势，转向憧憬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前景。但这场有关中国入世的爆炒很快便冷却下来。就在这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本被称为继《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第三本对美国和西方“说不”的政论性书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是房宁与友人王小东等人精诚合作的结果，也使他们扬名天下。这本书，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可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这本书推进了大陆民族意识新高潮。
房宁、王小东等人与中国的“说不”思潮有着密切的渊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作者中，除房宁和王小东是“中国青年看世界”民意调查的策划者外，宋强和乔边则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而这本书正是和《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有人这样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及随后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是对中国生存状态的即溶式反思和民族主义理想的情绪化的宣泻，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将这方兴未艾的“中国民族主义”事态引向更为本质和理性的轨道。
在国人对中国入世兴奋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出笼无疑是给如火如荼的世贸热降了温。这种颇为尴尬的现象令海外的记者猜测这是中国高层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冷面孔”能在中美签订入世协议的敏感时刻出版，是中国高层在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末两次“失误”后，对调整舆论导向进行探索的一个信号。他们的理由是：80年代当中国向西方资本开放时，中间虽然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舆论调整，但由于逻辑起点的模糊和方式的过时与僵化，最终不得不在1989年进行更大的调整。1997年至1998年舆论对中美关系的过分看好，也造成了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后舆论较大幅度的调整。
但房宁和王小东都坦陈，这本书的出版与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协议纯属巧合。如果有人非要认为这本书与中国加入世贸有关，那么这本书就是给那些认为加入世贸是包治中国百病的人泼一泼冷水，提醒一下老百姓别因为加入了世贸组织就忘了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房宁进一步说，加入世贸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回避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经济接管的意图，只有认清这一点，中国才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争得更多的利益。
说起来，写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年5月8日的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事件。房宁称5月8日这一天“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一次被西方欺负而遭受奇耻大辱的日子”。他告诫人们，西方列强的本质并没有变，西方独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没有变，因而他要在这本书中把冷酷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剖析给国人看。
房宁认为，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数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看来也正应这一规律，走向它的合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西方对世界战略做出了新调整，使殖民主义向其三段式的合题转化——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科索沃危机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战略的实验场。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警报：殖民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殖民主义者的利剑在空中挥舞。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仍有再被殖民化的可能！
不少国人认为：要想不受西方欺负，就必须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经济搞上去。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但房宁认为，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才是一个关键。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认为走西方的路，加入资本国际大循环，就可以渐次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实现现代化，结果发现西方绝不会允许第三世界国家跻身于它们的行列。
如果说1995年“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房宁现代民族意识间接的隐喻式的表述，那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则是房宁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做出的一次思想和学术努力。
房宁告诉我们，比物质落后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导致的弱势，是比单纯经济落后更难克服的整体性的文化落后。在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附于西方经济不仅不会真正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会使发展中国家丧失自主发展的条件与可能。因此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当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挣脱出来，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的乐观心态带来了冲击，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在所难免。国外分析家认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给中国民族主义奠定了一个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族主义新崛起的标志。
另外，海外媒体还认为，该书的出版表明了中国高层逐渐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最终只能取决于这个民族深植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创新的能力。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