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楚树龙 台湾、美国问题了然于胸，中国态度凛然在外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