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2500至3000年前发展起来。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相当同步。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汉朝中国，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七世纪。表面看，这比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六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十五世纪初期，明朝中国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至1800年左右，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它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
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完，但与世界多数其它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至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8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五十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实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8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完400年左右，所以，比它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它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它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西班牙1860年，匈牙利1864年，土耳其1866年，澳大利亚1871年，捷克1871年，阿根廷1872年，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印度1877年，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香港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193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西方私有经济国家19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着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二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革期间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革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它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革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它们带来严重财政危机，于是，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从1978到1998年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一倍，但从1880到1978年间，却翻了三倍多；在那一百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相对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60、70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它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它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这本书收集了笔者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专访，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既使谈到世界、谈到其它国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它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些年，许多媒体朋友给了我向大众表达观点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岑科、李利明、郭宇宽、周年洋、赵灵敏、刘凌云、笑蜀、何雪峰等人；也特别感谢本书所录文章的其他作者朋友，包括刘浪、郭哲、唐勇、李翔、叶筱静、钟加勇、许凯、魏喆、周程、陈竹、石贝贝、谷重庆、周慧兰、曹理达、李静睿、郝希良、肖强、叶檀、朱周良、徐琳玲、谢文思、王利芬等，没有他（她）们的采访，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岑科负责收集整理本书的文章，他的贡献自不用说。愿书中的所谈所指，能给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带去启发和思考。
2009年9月25日，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