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开拓创新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外历史的发展表明，没有观念的创新和理论的先导，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人类就不会有发展。在当代，改革创新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核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16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问世。尽管德文原版只有23页，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它像一道闪电撕破了欧洲上空的浓重夜幕。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此在全球游荡。它是一种势力、一种思想、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令世界震撼，使人类清醒。古往今来，还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规律。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正确把握时代经济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做出新的理论认识和理论概括，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创新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邓小平也说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建党86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从血泊中站起来，从废墟中走出来，从失误中醒过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完全是依靠正确理论的指引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革命政党，并且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获取新的生命，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不断把新中国引向繁荣和富强。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开拓创新。
当前，在理论创新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西方理论。就目前情况来看，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确实存在过于迷信、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观点的问题，确实存在照搬照套西方理念来解释、认识甚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有的人望文生义，张口就来，言必称西方。对于西方理论，他们至多略知一二，却不求甚解，更无意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既没有搞清“是什么”，又不想在“为什么”上下功夫，反正认定国外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能够行得通。他们甚至带着框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既然我们的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曾吃过本本主义的亏，就曾因为简单地、机械地、僵化地、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前苏联模式而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再不应该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中国，理论创新就是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古往今来，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种创新理论在其萌发之初就被芸芸众生普遍看好、一致认同。这不仅是因为创造性思想只能凭借蕴涵于其中的非创造性成分才能被人理解，而且还因为创造性思想在达到自我成熟、自我完善之前必先经过砥砺、针砭。所以那些创造性思想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刚一喷薄、破土就已显得超凡脱俗、美不胜收。因此，创新理论的产生并在实践中的初步运用不可能一帆风顺。它那弱小的生命随时都可能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势力所扼杀。在这个时候，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执著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里，丝毫的犹豫、丝毫的动摇都意味着前功尽弃。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给“逼”出来的。这一种“逼”，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势来看，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而又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就用。这一种“逼”，是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大压力。正是这样一种寻常绝难承受的巨大压力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偏向悬崖攀绝峰的意志、勇气和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方才峰回路转，绝处逢生，成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境界。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来就不是陈腐理论的奴隶，也从来不会被任何装腔作势的理论权威所吓倒。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能力。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没有这样一种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和平发展道路，根本谈不上！
当然，理论创新并不就等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颠覆传统，什么都反着来。恰恰相反，理论创新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从一个在世界体系外的革命性角色，转变成为在世界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也就不能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作者——所说，在“外国的观念、资金和创意”的“冲击”下，“精神振奋的农民不断地流向城市，一座座厂房在荒僻之地破土而出，企业家们如泉涌般释放着久被压抑的资本活力”，以至“面向一个正在全球化的和平世界敞开自己的国门，从而找到实现经济复兴之梦的一条捷径”。
在中国，理论创新还意味着学术民主的弘扬。邓小平说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提倡学术民主，就必须要有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争鸣和辩论。有争鸣要比没有争鸣好。有辩论要比没有辩论好。多个声音要比一个声音好。至少可以想说就说，实话实说。至少可以兼听则明，集思广益。有利于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宽松的学术氛围是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要想在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同时有效防止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得有一个环境，一个机制，一套程序，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了这一观点与那一观点的碰撞，没有了这一意见与那一意见的交锋，也就没有了这一立场与那一立场的比对与接近。理论的自主创新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是个体行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健全的机制，保证了多个群体的不断交流、探讨、切磋、砥砺、磨合、实验、总结、反馈，才能逐步完成一个理论的创新。也只有这样形成的创新理论才能经受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争论，就没有共识。事关路线，事关大局，该争的还是得争，该论的依然得论。
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邓小平“不搞争论”的观点呢？邓小平确实说过：“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但邓小平同样说过：“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把这两段话加以完整的理解，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反对的是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并不反对甚至还很支持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因为决策后的无休止争论必将导致无所适从，什么事也干不成，而决策前的探讨和论证却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争回来了，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争回来了，把“正确的政治路线”争回来了，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争回来了。
从“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非特色”之争，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再到中国发展的“科学”与“非科学”之争和中国崛起的“和平”与“非和平”之争，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都已做出并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回答。然而，这并不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人的回答具有泾渭分明的排他性。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不搞“一言堂”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宽容的。
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争是非情绪化的。
无论谁想使自己的判断令人信服，表述时都应该冷静和不带偏见。
现在，就让我们来冷静地对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吧。胡锦涛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胡锦涛的提醒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有这样的提醒和没有这样的提醒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有了这样的提醒，我们才能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晶就是开辟、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照郑必坚等人的界定，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道路，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学总结和继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精辟分析和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重大战略机遇，针对国际舆论中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而郑重提出的。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曾这样说道：“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然而，由于西方政治家与国际问题评论家眼中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所以创新在和平发展进程中还就更多具有创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正像时殷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平台”》中所说：“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中国如果要和平发展，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长期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显然，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反倒是“相对滞后”。既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那么，“责无旁贷”的中国学者为什么就不“应当做出新的解释”呢？我们的学术界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客观、公允的研讨和充分说理的论证，“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积极创新，对于威胁、冲突和挑战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撑”呢？
还是罗援、王桂芳等中国学者的意见有道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大国，中国在现阶段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国家角色定位。对于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和担忧不应回避，而应做正面、理性和积极的回应。中国需要告诉世界，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当然，国际社会真正认识中国，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中国的行动和能力，而不单纯依据政策方略。反之，假使在政策上不做宣示，不仅一般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心存疑虑，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依然会从行动层面来解析‘中国威胁’。没有一个国家为了别人的反应而规避自己的战略目标，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透明的信息社会。如果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无端猜忌，横加指责，中国只能姑妄听之，继续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是马克思的遗训。
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恪守一脉相承、开拓创新的“治党治国之道”，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以永远燃烧的激情和对人民的无限深情，对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伟大民族和人民；只要我们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那么，一个中国，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就能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不断弘扬中华文明的新光彩，努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新形象，从而推动一个和谐而又具有充沛活力的、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