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国民党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
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
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
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
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性试验的长期运动。
如果我们将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经济放置于这样的史观之下进行反思，也许是合适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人以无比的自信进行了一场史上最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试验，其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两本书名来形容：开始于“致命的自负”，终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试验并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改弦易辙，而更像是同一终极目标下的、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偏执行动。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共产党人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从未有过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经验。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第一次重大考验中就一举得手。这如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在初赛时就打破了世界纪录，过分的幸运往往会带来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
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其时，上海是全国通货膨胀的风暴眼，蒋经国“打虎”未远，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余万人投身于投机炒卖。当时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荣毅仁曾回忆道，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毛泽东征调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不久的陈云坐镇上海，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经济战役，这场战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而展开——
其一，资本市场管制。6月10日，解放军查封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随后，全市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査封，民间的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经济舞台。对上海来说，意味着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是41年后的事情。
其二，生产资料管制。上海地区是当时全国两大民生产业——纺织业和食品业的制造、交易基地，陈云将纱布、面粉和煤炭统称为“两白一黑”，认为它们是物价飞涨的“牛鼻子”。他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纱布和面粉，经过数轮“吃进”和抛售将民间炒家全数击溃，当时上海常有投机商破产跳楼，飞涨不歇的物价日渐企稳。
其三，流通渠道管制。陈云以上海为中心，着手创办了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统一调度资金和干部。在农村地区则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物资的分销。每一个重要的商品流通领域均被国营垄断，私人企业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定性为“投机倒把。”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虽然仍属私营性质，但已无法动弹，成了饼干中的夹心层，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控制，“是遂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它们夹到社会主义”。㊟
在对国内私人资本进行清剿管制的同时，陈云还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为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陈云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时任上海财税局局长的顾准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交，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用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陈云在上海的整肃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交，物价已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自此被视为“计划经济的大师”。上海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机构相继被取缔，外资公司被“和平驱逐”，全国性的棉花和粮食计划调配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对这两大战略性物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此次试验，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史上都堪称经典，体现出命令型计划经济在特定时期的战略性魅力。若放之于历代经济变革中考察，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变法“平准”和“均输”的明显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