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1998年的“三驾马车”

1998年3月，朱镕基当选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席慷慨发言，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三驾马车”。

从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亚洲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及韩国的资本市场相继失守，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和地区，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朱镕基曾在会议上承认，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找到了新工作。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数千人，经济损失巨大。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首先，启动城市化建设。朱镕基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间，政府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其次，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创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最后，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同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同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复苏的“三驾马车”。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